江德康一大早便来到工地，在工地楼上楼下地转悠。我赶到时，他正对着技术负责人小温一通臭骂，又是材料浪费啦，又是进度缓慢啦，又是安全隐患啦，文明施工措施不力啦。看到我，他便又把骂小温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我想起那天晚上和木子李的跟踪，就忍不住要笑。估计他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发发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已经听说了，他昨天上午到孙荡工地，把伍建华也骂了个狗血淋头。他大概认为所有的项目经理都有可能是那天晚上的告密者，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让一个漏网。别的项目经理都在忍，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我还是感到不舒服，江德康批评到最后，又说了一句：“我可不想再换项目经理啊！”说完便上车走了，恨得我直咬牙。我对着车子远去的背影狠狠地骂：“江德康，我×你妈！”骂完了一想，他老娘也太老了，于是又改口说，“我×你老婆——不不不，×你女儿！”江德康有个20多岁的女儿，还有一个侄女。他那侄女长得眉清目秀，有消息说已经在和李格生谈恋爱了。
刚到办公室不到一分钟，电话响了，竟然是许芳。许芳几乎从不给我打电话，她的理由是“有什么好说的呢？家里的情况，你也都清楚”。现在她来电话，该不会是家里遭了劫匪或者她被人强暴了吧？
“罗振廷，你嫌我老了是吧？”
“怎么啦？”
“你不要这个家了是吧？”
“许芳你他妈的到底要干什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我想她大概又是要我寄钱回去而已，就像那次李浩东转告的一样。
她居然挂了电话。我的怒火已经被点着了，现在正燃得旺盛，她偏偏把电话挂断了。我又打回去，始终没人接。
好在我现在对许芳已没有感觉，没有了爱恨，没有了挂碍，一句话，我已死了心。一顿脾气一发，什么事都没有了。
是的，孩子的抚养费我可以毫厘不爽地寄回去，除此之外，我不希望再和她纠缠。我永远不愿再回武昌了。有一次电话里吵架她便对我说：“你干脆死在德安算了！”这当然也不错，伟人不是说过，“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吗？我现在只对钱大爷亲，别的我都可以舍弃，不要说你一个黄脸婆。
材料员小辛敲门进来，把昨天卖废钢材的钱一分一毫地交给了我，3万8千400元整。事实上几天之前我就安排人员盘了一下点，对那堆废钢筋大概的吨位做了尽量准确的估计。我这样做是想考验一下这个新来的小伙子，看他是否靠得住。事实证明他是规矩的，起码目前是规矩的，当然以后他可能会变，所以我的监管不能放松。你如果稍微松懈一点，给了他可乘之机，就不仅仅损害了项目部的利益，也害了他自己。在这一点上，包运华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
把玩着这不请自来的“三八四”，我的心里充满阳光。我决定把它存到银行里，免得打牌输掉了，再说给林慧看到了也不好，她少不了要东想西想。存到银行里多好！既安全，又省事；利息虽然很低了，但我本身并不靠利息生活，可以不在乎。屈指一算，存折上已快六位数。我现在突然很热中于储蓄了——在现今这个社会，只有钱离我们最近。看着这花花绿绿的票子，刚才的烦恼像梦一样远去。家庭算什么？老婆算什么？“妻子如衣服”，如此而已，许芳则更像我几年前买的那件夹克。那件夹克灰头土脸的，腋窝下的线都掉了，早已跟不上这个时代，我正想把它捐给灾区人民算了。
我万万没想到，两天之后，许芳竟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和林慧从办公室里出来，要去甲方办一个经济签证。楼梯刚下到一半，便看见许芳挎着一个帆布旅行包站在楼道口。
那个旅行包是多年前我带她去岳阳楼游览时买的，包上的“岳阳楼”几个字已经磨蚀得看不太清了，正如我们日渐枯萎行将死去的感情。我还记得，那次从岳阳返武昌的汽车上，许芳一上车就靠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避着周边乘客的目光，不停地吻她。也就在那一年，我曾经背着她走过长江大桥，从蛇山脚下直到龟山脚下。那时，整个城市上空弥漫着浊重的迷雾，淹没着她的笑容。那时，她每天洒扫庭厨，红袖添香。那时，我们多么幸福啊！可惜幸福注定不会长久，再丰盛的筵席也终究会变成一缕烟尘。
许芳是有意带上这个包以暗示我们昔日的感情吗？我不知道。我只记得看到许芳的一刹那，我和林慧都怔住了，许芳也很吃惊。理智尽失的她，横蛮地冲上，撕扯住我们。
“大姐，大姐！你干什么？你弄错了吧？”林慧反复说着这一句话，而许芳扯着林慧又抓又闹，我不知该怎么办好。林慧并没有跑开，只是不断地重复着那句话。我终于忍不住了，打了许芳一个耳光。我让林慧自己去甲方，然后把许芳弄到了我的单身宿舍。
宿舍里好久没有住过了，到处是灰尘，掀开被子，总算可以在床边落座。许芳不坐，一边呜呜地哭，一边用头撞着墙壁。撞墙是我国妇女用以表达悲哀的一种很古老的方式，亏得她还在继承着。看着她一下下地撞，我心里陡然想起她多年来对我的种种好处，心上一阵难过，便立即抱住了她。
许芳是一个弱女子，又没什么文化，现在她能做的，也无非如此而已。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我理解她。假如许芳的遭遇换成是我某个邻居大嫂的遭遇，我必定头一个站出来声援她。现在，她千里迢迢地来了，我应该待她好一点，不能让她一无所获。我知道，我们这次相处的时间一定不会很长，她不可能在这里长期住下去；我也不可能跟着她回武昌。所以我没有理由不让她高兴一点。如果我坚持又臭又硬的茅坑石政策，那结局可能就是：她在返程的火车上跳车自杀。这样的话，我无疑要背上沉重的罪过，并且说不定所有的经济问题都会连根带泥地被挖出来……
“好心没有好报，黄土雕出黑灶。”我说的是老杜的老婆张英。我和林慧的事，绝对是她告诉许芳的。一个多月前她伤势渐渐好转之后，大概觉得有颜见江东父老了，便回到了武昌。她大概认为自己受伤，我这个项目经理应承担一定责任。真是岂有此理！当然，我不会和那种人计较，心里只感到哭笑不得。老杜知道后比我还要气愤，向我赔了几百个不是和数不清的尴尬笑脸，“好日子”香烟递个不停。他工作更加卖力，常常在工地上值通宵班。尽管如此，我并不如何感激。老杜的个性中缺少骨气和阳刚之气——女人惹出来的事，你瞎操些什么心呢？我敢断言，他到退休的那一天，还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电工，“劳力者治于人”，每月领那么一点可怜的薪水，战战兢兢地活着，就像一把湿柴，冒一点青烟算是苟延残喘，却不见燃烧起来的希望。
林慧曾跟我说过，有一天晚上她坐公交车从杉木塘方向回来，路过广电中心的时候，看到人行道上有个中年男子，背着一套擦鞋的行头，见人就问：“擦皮鞋么？先生擦皮鞋么？”林慧故意说得很随意，像没话找话。
“这有什么稀奇？擦鞋的哪儿没有？”
“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想你也猜不到。”
我的脸倏然红了，我以为是我大哥。但转念一想，不可能，林慧没见过我大哥，而且我们俩长得也并不很像。就算是我大哥，她也未必看得出来，何况天已经黑了。我期待地望着她。
“杜红军！你没猜到吧？”
杜红军？我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