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强迫积累的驱动因素而言，还有更重要、作用更显著的其他方面需要考虑。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不是也不可能是静态的。另外，它也并非遵循一种稳定的、有规律的方式来实现其自身的扩大。新企业的革新不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实现，也就是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新商品、新的生产方法或新的商业机会总会挤入现存的产业结构中。任何现存的工业结构和营业环境总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事物在它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进而被淘汰之前就被改变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发展意味着混乱。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里将会看到的，在这一混乱中，无论市场的完全竞争程度如何高，竞争的展开方式和在静态过程中所应有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环境中，因生产新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老产品而获取更多的利润正变为现实，这使得厂商不得不进行新的投资。这种新旧产品和工艺之间的竞争完全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的，新的产品和工艺有着绝对的优势，它们的出现甚至意味着旧产品和工艺的灭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进行的。为了避免被别家的廉价抛售抢去生意，每一个企业最终都被迫和别家一样进行投资。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要再投下它的利润的一部分，那就是积累。如此一来，每个资本家都要进行积累。
马克思比他同时代的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个产业变化过程，他也更全面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这不意味着他正确地理解了它的本质或正确地分析了它的机制。在他看来，这一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资本寻求出路的唯一途径。他没有正确的企业理论，又忽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加上他在理论技术上的缺点，造成了许多不合理的推论和谬误。但是对马克思而言，仅仅看到这一过程本身就足够完成他的很多论证了。即使结论不是从马克思的论证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得自于另外一种论证，那么上述推论过程也不能被称为其致命的弱点了。而且这个论证中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和曲解也会由其内在实质的正确性而得到弥补。特别是当这个论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分析时，这些错误和曲解更加可以被看成是“无公害的”（那些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妄加批评的评论家往往受到诟病多于赞赏）。
在前面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按照实际的情况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是资本主义过程确实会反复地产生着暂时的超过其成本的多余利润，这一现象可以被很多理论解释，即使其论证过程完全不是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在解释了剩余的利润存在后，马克思接下来只需致力于对积累的解释，而且这个过程不会因为他之前论证的不严密而受到影响，但是就像他先前的论证是失败的一样，他没能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论证体系来说明迫使资产阶级进行积累的原因。但这些论证的失败并没有对剩余价值理论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即使不用马克思的论证，我们自己也可以马上提出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来说明利润中减少的那部分被用在了合理的地方（即完成了积累）。但长期看来，无论是用马克思的“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会增加”的理论还是其他一些理论来解释，也无法说明整个产业资本的总利润一定会下降。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以下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各个工厂的利润都不断受到新产品或新生产方法所形成的实际或潜在竞争的威胁，这些竞争迟早会使企业受到损失。从这里，我们找到了所需要的正确的论证，甚至得到和马克思的不变资本不生产剩余价值相类似的主张——因为任何资本货物的集合体都不可能永久地成为剩余利得的来源——而不必依靠他的理论中正确性存疑的那些部分。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马克思理论链条中的下一个环节，也就是他的资本集中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扩大工厂设备规模和扩大控制单位规模的趋势的论述。如果去掉他加诸其上的各种修饰性用语，他所要说明的一切可以归结为一个平白的叙述，即竞争是依靠降低商品价格的价格战展开的，而价格的降低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要依靠一定生产规模的扩大，依靠大企业吞并小企业。这和现行的教科书上关于这一问题所说的极其相像，它并没有什么深刻和令人信服的地方。特别是它的不完整性，马克思只强调了个别“资本”的规模；而他在描述其影响时，在技术上遇到了许多阻碍，没能有效地说明完全垄断和寡头垄断下的情况。
可是许多不属于马克思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对于这一理论感到钦佩，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那就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下，能够预言大企业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他巧妙地将集中和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将前者当做后者的一部分——不但看做它的实际形态的一部分，也看做它的逻辑的一部分。他正确地看出了一部分结果，如众多私人资本的大量增长成为生产方式本身不断革命的不可阻止的物质基础——其他因素也至少是以片面的或歪曲的方式促成了革命。他运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这些能使人兴奋的噱头来营造气氛，仅仅这一做法就足以把他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提到高于那些仅描述一些干巴巴的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之上，尤其是当有些理论的提出者本身就没什么想象力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完成他的工作，而不受由他个人的性格而形成的动机及某些在专业人士看来不够严谨的因素的影响。因为归根结底，工业巨头实际上已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他们所要创造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已经出现。
（5）再加入两项就可以完成这一框架：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的（也是恩格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在前一理论中，其分析和看法都失败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在后一理论中，两者却都处在有利地位。
毫无疑问，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属于较富裕阶层的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是逐渐下降的，而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人民的实际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也丝毫得不到改善。这不是由于任何偶然的环境原因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必然趋势。作为一个断言，这当然是非常不确切的。实际情况是与这一预言截然相反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试图将这种与理论相悖的情况解释清楚。最初——即使在今天还有这样的例子——他们在对这个“法则”的挽救中表现出了惊人的顽固，试图用工资的统计数字来证实“法则”所描述的趋势是存在的。后来，又有人试图给出不同含义的解释，也就是说，使它所指的不是实际工资率或归于工人阶级的绝对份额，而是劳动所得在总国民所得中的相对份额。虽然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实际上可以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可是这显然与大部分章节的意义相悖。而且接受这种解释也没什么意义，因为马克思的主要结论是：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绝对额是趋于下降的，或者至少是不会增加的。如果他真的曾经考虑过相对份额，那只能增加马克思主义者的困难。最后，这一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工资和薪俸在总所得中的相对份额，虽然是有变化的，但每年的变动很小，而且长期看来尤其稳定——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下降趋势。
但是似乎还有另一种摆脱困难的说法：一个趋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可能不能从统计数据中正确地被反映出来，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出现相反的趋势，或是隐藏在被调查的对象内部，也可能被其他的例外所掩盖了。这事实上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说法。他们认为殖民地扩张，或者更一般地说，19世纪的开辟新领地，就是这种例外，在他们看来，这为剥削的受害者带来了一个“禁猎期”。我们将在下一部分有机会接触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许多事实给予了这一论证一些表面上的支持，而且这个论证在逻辑上也是无可指摘的，因此，如果这一趋势确实存在，那么他的论证是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的。
但真正的困难在于，即使有了上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结构在这一部分还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的理论分析的基础和见解在这方面都有错误。贫困化理论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理论，也就是支持生产机械化造成了失业的原因。而后备军理论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它是建立在李嘉图理论体系中关于机器的那部分内容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除价值理论外，马克思的理论从没有像这里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这样依赖于李嘉图学说。在涉及这个现象的纯理论部分，他几乎没有做什么补充修改。当然，在其他方面，他一如既往，在细枝末节的地方做了很多补充。例如，他利用巧妙的表达，将不熟练工人被熟练工人取代这一现象纳入失业的范畴；此外，他添加了很多实例和术语；最重要的是，他在理论基础上加入了能够打动人心的背景——广泛的与社会发展规律有关的背景。
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李嘉图这一理论的发展过程。李嘉图最初也倾向于同意这个在任何时代看来都无可厚非的观点，即不得不承认将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中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但是当他终于怀疑这一意见，或怀疑它的普遍正确性时，他以他特有的坦率作风修正了他的主张。而且在修正他的主张时，他也以他特有的作风追溯到过去。他使用他惯用的“设想一个典型的事例”的方法，提出了一切经济学家都熟悉的数字例证，证明事物也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况。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他所证明的只是一个可能性——虽然在他看来是很可能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机械化能通过它对于总产量、物价等的影响最终给劳动者带来净收益。
这个例证在它所涉及的范畴内是正确的。现在更精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李嘉图的理论，但也仅限于其理论中涉及有关现象的两个方面都有可能发生的说法。这些方法比李嘉图先进之处就在于，它们能够通过对一些必要条件的陈述推断出究竟哪个结果会在最后出现。当然，这些也能由纯粹理论完成。为了预测实际结果，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但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来看，李嘉图的例证在有些地方还是很有趣的。他假设一家拥有一定数量资本和工人的企业决定要实现生产机械化，于是安排一组工人去建造机器。当机器建成之后，它就可能将修建机器的那些工人中的一部分解雇。虽然利润可能最后仍然不变（通过竞争的比较调整，临时收入会被消除），但总收入将会减少，减少的数量恰好等于从前支付给那些现在被“释放”了的工人的工资数量。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工资）的观念完全可以说是这种说明问题方式的精密的复制品。李嘉图强调的多余人口和马克思强调的过剩人口如出一辙。马克思常常用“剩余人口”这一名词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替换物。由此可见，李嘉图的学说被他囫囵吞枣地接受了。
但是只要我们将马克思建立在这一薄弱基础上的理论考虑在内，本来可以接受的李嘉图学说范围内的一些观点就变得站不住脚了，这事实上也成为导致其体系内出现不一致的原因，而且也不能通过对最终结果的正确见解得到补救。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拼命地抓牢了他的老师所总结的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对“产业后备军”理论的悲观论证，就好像工人境况随机械化的发展而变糟这一悲观结论是唯一可能出现的结果。他甚至更拼命地攻击那些遵循李嘉图在补偿方面的暗示而做进一步发展的作者们。这种暗示是：即使采用机器的直接影响会带来损害，但是机器时代对于劳动总会有好处（补偿理论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最讨厌的东西）。
他当然有理由这么做。因为他迫切需要给他的后备军理论找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除了服务于一些次要的目的之外，还应该主要服务于两个基本目的：第一，由于他反对将他的有关剥削的理论说成利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作为其理论的支柱（他对这个理论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他就同时放弃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柱，取而代之的就是历久弥新的产业后备军理论；第二，他采用的关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机械的范围的狭隘观点是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句子相呼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仅是这一卷的结论，也同时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结论。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马克思能被一些人热切地赞扬，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所鄙视，我将在此处较完整地引用《资本论》的原文，而不只是局限于这里的讨论中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它们是对真理的预言还是一些歪曲的事实的合成品。原文是这样的：“和这种集中或多数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联在一起……一切民族在世界市场网中形成密切联系，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质，跟着发展起来。把这个转化过程所有的利益横加掠夺，并实行垄断的资本大王的人数在不断减少，穷乏、压迫、奴役、退步、剥夺的总量，则跟着在增加，但是，人数不断增长，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自身所训练、所联合、所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愤激反抗，也跟着在增长。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在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页。——译者注。
（6）最难加以评论的是马克思在商业循环领域里的成就。在这方面，其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由几十个短篇和注释组成的，其中大多数是偶然性的，几乎散布于他所有的作品中，还有许多包含在他的书信中。这些零散的、稍纵即逝的东西除了一些初步的想法的雏形外，甚至在马克思本人的脑海中也没有形成体系。将这些东西重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体系的尝试，由不同的人做就容易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如果是由信奉马克思理论的人做，结果还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会倾向于借助一些说得通的解释，将他们赞成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归功于马克思（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