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小传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1866年1月29日生于涅夫勒省克拉姆西市，1944年12月30日卒于故乡。他的父亲是公证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位激进共和党人的后裔；母亲是虔诚的冉森派教徒。他从小受父母两方面传统观念的熏陶。少年罗兰身体羸弱，但心灵非常敏感，莫扎特、贝多芬等的音乐和莎士比亚的剧本对他具有奇异的魅力。1882年到巴黎圣路易中学读书，更增添了对托尔斯泰和雨果的崇拜。1889年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获奖学金赴罗马研究历史。1892年回国，先后在巴黎几所中学和巴黎大学教音乐史。90年代中期，在德雷福斯事件影响下，他为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不过他倾心的是“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
罗兰的初期文学活动集中于历史剧的创作。90年代，他写过《圣路易》(1893)和《阿埃尔》(1898)两出“信仰悲剧”。他的戏剧创作的主要成就是以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革命戏剧”，他要“以共和时代的烈焰重新点燃起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信仰”。前期的“革命戏剧”有四部：《群狼》(1898)通过被保王党围困在梅因兹城的共和派军队的内讧说明行动一致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理智的胜利》(1899)中被雅各宾派围攻的吉伦特党人宁愿死在雅各宾派手中也不接受保王党的援救，他们虽是失败者，但他们的理智获得了胜利；《丹东》(1900)高度颂扬法国革命的这位领袖人物，并通过丹东之口表达了全人类博爱的理想；《七月十四日》(1902)描写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揭开革命序幕的斗争，塑造了革命英雄拉扎尔·奥什的形象。罗兰在这些剧作中显示出他宽恕一切和非暴力主义的倾向，他厌恶过激的雅各宾派，而同情温和的吉伦特派。
为了“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罗兰继而又写了几部外国伟人的传记：《贝多芬传》(1903)描述了这位德国音乐家一生受贫困、疾病和失恋折磨的苦况，突出表现了他面对厄运所作的精神奋斗，其胜利的成果就是他永世流传的音乐；《米开朗琪罗传》(1906)中的这位意大利艺术家同样坎坷一生，他有超人的才华，却无勇敢反抗的意志，只是在友谊和爱情的支持下，在郁郁的孤独中完成了不朽的创作；《托尔斯泰传》(1911)颂扬了这位俄国作家对爱和真的追求、对全人类友好的热望、对艺术压倒暴力的信念以及他的不抵抗主义，也描绘了他由于无法实践自己的信条而感到的巨大痛苦。罗兰要通过这些传记说明连这些伟人也难免厄运，但高尚的品格终于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伟人，从而给世上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勇气。
1904至1912年，罗兰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共十卷。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父亲是个卑微的宫廷乐师。他在故乡小城经历了初恋、显示了音乐天才，也开始体验到生活的苦味和社会的不平。进入青年时代，渐趋成熟的音乐家与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资产阶级艺术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而他却厌恶资产阶级艺术，渴望更广阔的天地、更自由的生活。在一次乡民与官兵的殴斗中，他打死一名军官，索性逃到巴黎寻求憧憬已久的法兰西文明。但这里的艺术界犹如街头集市，一切都为了买卖，伪艺术到处泛滥。他为在巴黎艺术界闯出一条新路所作的艰苦努力屡屡失败。他与颇具才华的法国青年文学家奥里维建立起赤诚的友谊，后者和他同忧共恨，促使他到下层去，寻求同人民结合的道路。可是机会主义者对工人运动的渗透使他们深深绝望。奥里维在一次政治示威中被害，克利斯朵夫跑到瑞士，痛苦而又绝望。挨过这一切磨难之后，他隐遁于偏僻的山乡，获得了精神的安宁。他陶醉在与青年时代好友葛拉齐亚的爱情中，他的音乐也变得恬静了，演出成功，荣誉接踵而至。他在病榻上对着幻觉中的上帝发出临终的自慰：“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
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无情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控诉了资产阶级社会对艺术天才的摧残，对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的社会现实作了不同程度的真实写照。克利斯朵夫为保持人性的纯真、人格的独立，为追求人生和艺术的真理而进行的顽强搏斗，把罗兰所特有的人道主义观念体现得淋漓尽致。克利斯朵夫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很有艺术光彩的人物典型。罗兰的深厚音乐造诣也渗透在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里。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一卷都是一个有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通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罗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罗兰写成了中篇小说《柯拉·布勒尼翁》(1918)。它以活泼鲜明的笔调描写了16世纪勃艮第地区一个乐天的木刻匠人一年的生活。高尔基指出，这部轻松欢快的作品产生在这样的时刻，是“对战争的高卢式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罗兰感到莫大痛苦。1914年9月，他发表《致霍普曼的公开信》，谴责他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效劳。接着他又写了一系列反战文章，揭露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性质。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著名的文集《超脱于混战之上》(1915)。就在这部文集发表的这一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在严酷的战争进程中，罗兰的超然态度有了转变。他开始寻求突破孤独状态，同巴比塞、高尔基等建立了联系。他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表示同情，不过他始终担心社会主义会侵害个人的自由。1919年，他参加了巴比塞创立的“光明社”，但不久就与巴比塞产生了分歧：他主张超阶级、超党派的“精神独立”，而不赞成巴比塞等人的一边倒。
整个20年代，罗兰都是在这种尖锐的内心矛盾中度过的。他所写的“革命戏剧”《爱与死的较量》、《列昂尼得》依然同情吉伦特派而反对雅各宾派。他为几位印度“先知”所写的传记宣扬非暴力主义、不抵抗哲学。以1931年发表的文章《与过去告别》为标志，他才决心站到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队伍里来”，“跟新生的力量一起战斗”。
1921年着手写作、1934年全部脱稿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反映了罗兰这一阶段的思想历程。富有的建筑师的女儿安乃德境遇几经变迁，落得一贫如洗。她痛切地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冷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对战争非常反感，做出一系列反战的举动，不过都是基于母性的慈爱。她的已成青年的儿子玛克却开始觉悟到必须投身变革社会的行动。他逐渐克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于激进的政治。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和反战运动，最后在意大利遇害。安乃德继续儿子未竟的事业，直到死于病榻。罗兰后来指出：《欣悦的灵魂》中的安乃德和玛克是他自己的观点和情绪的投影。
30年代，罗兰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十分活跃，曾出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出席巴黎保卫和平大会等等，他的写作也进入了新阶段。《战斗的十五年》一书是他1919至1934年间战斗性的讲演和文章的结集，争取民主、反对战争是其中心主题。“革命戏剧”的最后一部——《罗伯斯庇尔》(1939)塑造了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雅各宾派领袖人物的群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罗兰已重病卧床。他目睹祖国领土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和蹂躏，号召人民起来战斗。与此同时，他以巨大的热情孜孜不倦地写作，出版了回忆录《内心旅程》、《环游世界》、《门槛》；写成了传记作品《佩玑传》，特别是卷帙浩繁的《伟大的贝多芬》。
像他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罗兰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复杂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尽管他一生不屈不挠地求索社会真理，却不能说他已像《欣悦的灵魂》的主人公安乃德和玛克那样基本完成了这一求索。1944年11月7日他抱病出席苏联驻法大使为纪念十月革命举行的招待会；而就在这些日子里，他经常捧着《福音书》，手执纸和笔，久久地思考。这是他内在矛盾的生动例证。
张英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