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券与人民币等值，在当时社会物资供应相当匮乏的情况下，拥有外汇兑换券就等于拥有了彩电、冰箱等用人民币买不到的“高级货”。
外汇券在规定范围内使用，最典型的消费渠道就是“友谊商店”。在一些较大的城市相继建立了“友谊商店”。在中国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人均工资仅40多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友谊商店”即成为专用外汇券进行交易的专门店。1000多元的瑞士进口手表、金星牌彩电等高档商品，肥皂、洗衣粉、的确良布匹等紧俏物资应有尽有，拥有兑换券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拥有外汇券的中国居民大多数都有亲戚在海外给他们寄来外汇，他们在指定的银行换取外汇券，然后带着极大的虚荣心和幸福感大摇大摆地走进“友谊商店”。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是不能随便进入“友谊商店”的，进入“友谊商店”要凭护照或证明。我第一次进入“北京友谊商店”的时候是1985年，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虚荣心。
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有数量极少的涉外婚姻。随便一个西方人，哪怕是穷学生，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大富翁，再穷的西方人也比中国人富裕。挎着外国男友的胳膊进入“友谊商店”的中国女孩儿骄傲得像公主一样，她们大都很漂亮、挺拔，脸上化着妆(那时化妆的中国女孩儿还很少)，穿戴时髦，趾高气扬，傲视一切。她们从我身边经过时，立刻将我衬托得很土很寒酸。
一般外宾到定点商店购物需要付外汇券，到一般的商店购物则比较灵活，有时也收人民币。我常有机会陪同外宾到边远地区出差，那些地方有的不收外汇券，有的外汇券和人民币都接收。因为外汇券不是流通货币，市面上不能使用，一般的银行不能兑换，到定点银行兑换很麻烦，有的地方外宾不常去，没有这项业务。一些外事工作者就利用工作之便用人民币与外宾直接等价兑换外汇券，用于购买紧俏物资，或到黑市以高价兑换成人民币，一倒手，就净挣百分之二十。这对清贫的中国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北京友谊商店”门口的立交桥曾经是外汇黑市交易点。
尽管可以利用工作之便与外国人兑换外汇券，但我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私自兑换外汇券是非法行为。虽然我很清贫，但很有自尊。我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中国人的脸。我有一个叫陶小松的同事，他就是通过工作之便兑换外汇券成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每次接待外宾，陶小松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外宾手里的外汇券等值兑换过来。每次执行外事任务，为了方便兑换外汇券，他都随身带很多人民币现金。他向外宾提出兑换外汇券的要求时，我可以看到外宾脸上的疑惑、不情愿和鄙视。他兑换外汇一般都是在外宾购物或酒店结账付款时进行，他先用人民币垫付，然后外宾还他外汇券。陶小松有时候判断失误，他陪同外宾到一些边远的地区或城市出差，以为一路上都不会用外汇券，他将外宾所有的外汇券都兑换完了。外宾付款时，商店或宾馆出其不意地只收外汇券，这时陶小松在大庭广众之下赶紧掏出外汇券替客人付款。作为旁观者，我感到挺尴尬的，但陶小松做这一切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单位的领导和职工对陶小松的所作所为议论纷纷，谁都对他的做法表示反感，但谁都求他帮助兑换外汇券。虽然领导不喜欢、不信任陶小松，尽管他的业务能力不行，但在单位却很吃香并受重用，因为他可以兑换外汇券。谁都在骂他，谁又都求他帮忙。有些领导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都请陶小松帮忙兑换外汇券。陶小松的家永远是最时尚的，市面上紧缺的家用电器他家应有尽有。他家的豪华生活是人们无休止的谈论话题，人们总是带着矛盾的心情羡慕并鄙视他。
常来中国的外宾了解到倒卖外汇券可以赚钱，想帮我，主动要求与我兑换外汇券，都被我婉拒了，越是这样外宾越喜欢我。我没有赚到钱，但是获得了用金钱买不到的友谊和信任。
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人穷志不穷。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极大丰富，外汇券作为商品短缺时期的产物，终于在1995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切，心安理得。
第一次出国
1985年4月，二十八岁的我终于有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我作为翻译随化工部代表团访问芬兰。
我们一行七人乘中国民航航班出发，途经莫斯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乘芬兰航空公司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七人中五人来自化工部机关，我来自化工部矿山局，还有一位是来自化工部化工建设总公司的外事干部李先生。那时候出国一定是由有外事权的机构组织，化工建设总公司有外事权，有外事权的单位除了组织出国外，还要安排专人随团出访。
到了莫斯科，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红场。
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讲英语，我们问去红场的路，没有任何人能听懂我们。我们说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试图想唤起苏联人的记忆。可能我们的发音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摇头。后来我们说克里姆林宫（Kremlin），终于有人明白了。其实我们已经离红场非常近，绕过一个建筑物，红场立刻展现在眼前。
站在红场中央，我心潮起伏，不敢相信一个在中国贵州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会有一天站在这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地方，同时也感到有些失望，红场比想象中小多了。
我们去拜谒列宁墓，列宁的遗容光鲜得让人难以置信。我感到好像在做梦，不敢相信眼前躺在水晶棺材里的人就是那个《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列宁在十月》电影中让全中国人民熟悉和敬仰的列宁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能够放映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一些数量有限的苏联、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以上两个影片我们看了有几十遍，几乎能背出所有的台词。
在红场遇到了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年俄罗斯男人，终于有一个人能够交流了，我和他聊了起来，代表团中一个老同志过来提醒我：“别再聊了，小心他是克格勃。”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附近的国营酒店住了一夜，条件很简陋，也没有什么吃的，记得就有一些列巴和香肠。酒店人浮于事，服务员撮堆聊天，没有什么服务，见到我们时就用手比画前胸说：“毛。”后来我们搞明白了，她们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戴毛主席像章，她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天我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没有人来接我们。外事干部李先生给中国使馆打了一个电话，使馆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接我们到芬兰方面安排的总统饭店。代表团是应芬兰政府的邀请来访的，有关部门得知中国代表团已经抵达赫尔辛基大吃一惊。那时中国飞欧洲的航班很少，因为航班的缘故，我们提前一天抵达，但却没有通知芬兰接待方。我们觉得很正常，不就是提前一天吗？芬兰方面却觉得我们不可思议，见到我们就问：你们怎么提前到了？
总统饭店是个五星级酒店，芬兰主人给我们每人安排了单间，而我们坚持要两人合住一间房。外事纪律规定不能一个人独自参加任何外事活动，我们身在国外，当然更不能一个人活动了。我们是七个人，有一个自然单间，团长闫先生被安排到了单间，在同一层楼上，但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团长特别不愿意住单间，但也没有办法。
我们出国费用是包干制，伙食费和杂费统一由外事干部李先生保管，没有用完的费用最后分配给个人。那时候，中国人很穷，因此出国也被看成是赚钱的机会。大家都拼命节省，除了外方招待外，基本上都是忍着饥饿不吃或少吃。有时统一买点面包和香肠分给大家，有人舍不得吃，将香肠放在箱子里留着，香肠发酵在箱子里爆炸了，搞得整个屋子臭气熏天。我是代表团里最不能受苦的人，忍受不了饥饿，向外事干部赊出属于我的钱去买鸡腿吃，最后一算账，我省下的钱最少。
芬兰主人邀请我们吃饭，我们都很拘束。吃饭之前，主人问我们要喝点什么，我们都以中国人的传统方式客气地表示：“不用了。”我们期待主人的再次邀请，但主人不再坚持，自顾自地喝着鸡尾酒、红酒、白酒或饮料等，我们只好干忍着。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文化和传统方面的差异，我们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再有人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长记性了。主人通过我问客人喝什么，客人这次不再说“不用了”而是说“随便”。我说：“不能说随便，请明确说您要喝什么，否则主人无所适从。”
我们在出国前都要接受外事纪律和常识的教育，其中有一条就是吃饭时不要出声音。一旦有人发出一丁点儿声音，就会有人提醒：“别出声！”
在整个出访期间，我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一天，安静的酒店里突然热闹起来，一群来自欧洲某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客人在楼道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的，我们一下子感到很不适应。
代表团成员张工和何工合住一间房，张工洗澡时，何工出门到其他团员的房间去聊天。张工从浴池里出来，发现门开着一条缝，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摸挂在衣橱里西装的内兜，发现装在兜里的钱、护照和机票都没有了，惊慌失措地裹着浴巾跑出来向大家报告。我们立即向中国驻芬兰使馆报告，使馆立刻报警。
张工抱怨何工出门不锁门，导致失窃，俩人吵了起来。
警察来了，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中国驻芬兰大使馆为张工补办了护照，通过中国民航补办了回程机票。钱是找不回来了，张工丢了约280元美金，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
芬兰主人告诉我他们为所有的代表团员都保了险，包括盗窃险，我们能从保险公司拿回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现金赔偿。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团长和中国使馆的人后，他们并没有高兴起来，而是立即召集全团开会讨论是否应该拿这笔钱，外方是不是借此事拉拢腐蚀我们？中国使馆的人也十分小心谨慎，“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八年了，中国人“阶级斗争”的弦仍然绷得很紧。
我们多次开会讨论此事，最后一次讨论时，除了张工和我外，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使馆的人都表示不应该拿这笔钱。张工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可以看得出他很焦急地等待大家的决定，希望大家能同意他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
我始终认为芬兰方面没有必要利用这件事来拉拢腐蚀我们，我们这样想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十分犹豫是否应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不想让别人认为我站在外国人一边。
我最后还是没有忍住，说：“我认为应该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我相信芬兰主人的确为我们保险，不存在拉拢腐蚀的问题。”
我的发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大家都同意张工接受保险公司的赔偿，但要求芬兰主人提供证据，让我们确认的确是保险公司赔的钱。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保险业务，中国人对保险很陌生。
芬兰主人见我们迟迟拿不定主意，说话含含糊糊的样子，开始对我们有些冷淡。芬兰方面负责接待代表团的是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性，盗窃案件发生后，她一直特别热心地联系保险公司，并不住地安慰我们说保险公司一定会赔偿的。等她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我们这边扭扭捏捏地不知所云，她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就再也不主动张罗了。
原本芬兰主人是打算承担代表团的住宿费的，通过保险事件，主人再也不主动提这件事了。中国代表团的费用标准根本承担不起五星级酒店的费用，最后芬兰主人对代表团团长说：“你们能付多少付多少，缺额部分由我们付。”我觉得挺丢脸的。
张工得到约250美金的赔偿，心情立刻好了许多，对我说：“回北京请你到我家吃饺子。”二十七年过去了，我还没有吃到那顿饺子。
还有一件可乐的事，总统饭店离火车站很近，我们常去火车站买食品。车站外面有一个多画面移动广告，其中有一幅是几个穿比基尼的女孩儿洗桑拿浴。外事干部李先生每次走到广告前就停住，等待那幅广告出现，欣赏完性感女孩儿后，才意犹未尽地走开。看看今天中国那些“很黄很暴力”的商业广告，真是恍如隔世……
我们在芬兰度过了五一劳动节，在芬兰，“五一”不单是劳动节，同时也是毕业生节和庆祝春天的节日。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白帽子狂欢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就热情地打招呼，问：“日本人？”答：“不，我们是中国人。”然后就会听到惊讶的声音：“中国人！”那时中国人能出国的很少，而成群结队的日本游客到处可见。西方人分不清亚洲人种，看到黄皮肤黑头发的人就以为是日本人。
留学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除了五十年代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几年外，闭关锁国几十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可以出国留学了，出国留学成了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梦想。
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经历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成天搞阶级斗争，没有学到什么知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希望能重新走进校门。
八十年代，我的大学同学不断有出国留学的消息。我与那些出国的同学没有什么联系，可我的心长在了他们身上，不断地想象他们在西方大学校园里夹着书本匆匆行走的样子，在教室里刻苦学习的背影，与西方人自由交谈的场景。我羡慕他们，出国留学成了我最大的梦想。
八十年代初，中国派遣留学生工作开始恢复，中国力图走出“文革”期间封闭所造成的孤立状况。这一阶段出国的基本都是公派留学生，他们主要是中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一些年纪较大、政治可靠的业务骨干，多以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的身份被派往欧美各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中西方的对立还严重存在，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派出的。出国留学的很多人已经人到中年，因为青春岁月都在阶级斗争中蹉跎掉了，因此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刚开始，出国英语考试很简单，后来才要求考托福等。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自费出国留学随之在全国迅速升温。自费出国留学需要有人在国外担保，因此很多人为了出国不择手段。有些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经常到五星级酒店去设法认识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通过他们的关系到美国读书。我的一个朋友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的美国，她不会说英语，我想不通她是怎样与美国人在酒店里认识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国的。
我的朋友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已经快五十岁了，只身去了美国，就再也没有回来，已经二十多年了，几乎是杳无音信。她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