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一个夹皮沟里，四周群山环绕，山很高，在夹皮沟可以看到远处高山上炊烟袅袅的农家茅草房。我经常想爬到那个高处去看看住在那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看看山那边的景色。冬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山顶上有白花花的冰冻，又想，住在那里的人怎样下山，怎样与外界联络？
小时候，我经常梦见自己爬到了高山顶，从山顶望去，远在天边是一片海市蜃楼一样的大城市。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山顶，看到的还是连绵不断的山峦。
我经常凝视着山坡上一座座当地老乡的坟墓，心里充满惆怅，经常想，我死后是不是也埋在这里？
大学毕业回到夹皮沟当老师，郁郁寡欢地过了三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心里却是很绝望的，要走出大山谈何容易？
走出大山
1977年的暑假，是我在赤天化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暑假结束了，必须回开阳磷矿教书去了，我的心情坏极了，感到十分失落。看到继续在赤天化工作的同学们，想象他们会有一个多么美好的前途，想到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和外国人一起工作，心里不仅仅是沮丧，更是绝望。
1977秋天年至1979春天，我在开阳磷矿中学默默无闻地教书。大部分的学生仍然不爱学习，或者是想学习但基础太差了跟不上。1977年大学开始恢复高考，那段时间唯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有几个特别爱学习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1978年中国逐渐开始对外开放，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开始盲目地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开阳磷矿也计划用外国技术和设备对矿山进行全面改造，专门成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我被借调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做文字翻译。当时赤天化的工程已经结束，有几个在赤天化担任翻译的同学也被分配到磷矿先做文字翻译，准备将来外国技术、设备和专家进入后承担口语翻译。总工程师室把我们几个翻译送到上级主管单位化工部矿山局学习。
我能有机会到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后来又到化工部矿山局学习，有一个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矿山局局长，叫寇光荣。
“文化大革命”期间，寇光荣在开阳磷矿当矿长，他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被强迫下井进行劳动改造。全矿的职工家属对他避之不及，而我每次见到他时，仍然与他打招呼，喊他“伯伯”。我想他心里一直存着一份感动，所以愿意帮助我。
我在大年除夕之夜登上了北去的火车。
平时拥挤不堪的火车上几乎没有人，车厢里，除了我还有三个军人。我一路上都在读英语，心里揣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火车轰隆隆的声音掩盖了我的读书声，火车到站停下来的时候，车厢里安静极了，我读书的声音一下子显得十分突兀，我急忙压低嗓门。
我感觉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喜悦，我终于走出了大山。那是1979年的春天，我二十三岁。
1979年的春天对中华民族和我个人的意义都非同寻常，邓小平南巡，正式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我们的命运也从此开始改变。
非正常调动
我来到了位于河北省涿县距离北京七十公里的化工部矿山局。矿山局有个“引进办公室”，简称“引进办”，负责全国化学矿山技术和设备引进的审批及实施。我们在那里帮着翻译资料，参加各种对外谈判，有时也随外方和中方的工程师到各个化学矿山或工厂考察。
一年后，全国的引进热开始降温，由于大量盲目投资引进外国的设备和技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开始加强管理和监督，开阳磷矿的引进计划被取消了。矿山局局长寇光荣问我父亲是否想让我留在矿山局工作。“引进办”的领导也对我说他们需要人手，如果我愿意可以留下来。
“引进办”的领导虽然说我可以留下来，但并没有真正履行调动手续。我想这是组织调动，一切应该由组织来做。当时自己太年轻，很幼稚地想，我好好地工作和学习，增强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本事留下来。
当时与我一起在矿山局学习、从贵州来的同事，大多数都想留下来。等一段时间，不见矿山局有调动我们的动静，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开了，只有我一个人死死地扛着。
又过了将近有一年的样子，寇光荣局长说：我给贵州省化工厅写个条，你去将你的档案拿出来。我当时很疑惑，问：“是否需要矿山局干部处开商调函？”寇光荣局长答：“不用。”
根据我的理解，调动的正常程序应该是：由化工部矿山局向开阳磷矿发个商调函，开阳磷矿同意后，会发一个同意调动函到贵州省化工厅盖一个章，然后将被调动人员的档案、工资关系等寄给发商调函的单位，最后被调动人员就可以到新单位报到了。寇光荣局长写个条就让我自己将档案提出来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规的，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当权者一句话就办成的。既然寇光荣局长发话了，一切事情应该都好办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个叫艳山红的女人是寇光荣局长从开阳磷矿调来的，当时矿山局盛传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关系暧昧。
艳山红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我曾经看见艳山红在寇光荣局长面前表现的样子。从一个女人的直觉看，他俩的关系绝非一般。艳山红一个母夜叉，但在寇光荣局长面前脸色红红的，表情柔柔的，小鸟依人般的……我能想象她对一个老干部的杀伤力。
寇光荣局长的夫人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妇女，个子矮矮的，其貌不扬，看上去很慈祥。艳山红经常出入寇光荣局长家里，俨然像一个家庭成员。听到外面对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的关系议论纷纷，我十分同情寇光荣局长的夫人。
艳山红是“劳资处”处长。中国政府机关或企业的人事制度分有“干部处”和“劳资处”，“干部处”是管干部的，“劳资处”是管工人的。
艳山红在开阳磷矿的时候曾经是我母亲的同事，在我正式调到矿山局来之前，不少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艳山红帮忙。我始终没有找她，这多少也冒犯了她，那么多人巴结艳山红，而我却没有把她当回事。
艳山红依仗与寇光荣局长的关系，横行霸道，树敌很多。
“干部处”处长叫熊石凯，是个转业军人。熊石凯看不惯艳山红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样子。艳山红仗着有后台，经常插手“干部处”的事情。
英雄难过美人关，寇光荣局长是老革命，却因为艳山红搞得自己威信扫地。熊石凯与艳山红势不两立，艳山红自然会在寇光荣局长面前挑唆，寇光荣局长当然也不会喜欢熊石凯。
因为没有履行正常的调动手续，当我拿着自己的档案到干部处报到时，熊石凯非常不满意。他不接收我的调动，拒绝给我办理调动手续。我非常尴尬，这不是我的错，但我却要承担后果。我想事情会解决的，无论如何，寇光荣还是局长。我想先缓和一下，不着急办理手续，熊石凯总不能永远不接收我。
我每天都去“引进办”上班，工作比谁都起劲。矿山局没有接收我，所以没有工资。我想我好好地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用实际行动让熊石凯了解并最终接受我，但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矿山局举行篮球比赛，我和艳山红都是局机关队的。业余篮球比赛，我们都当作娱乐，对输赢也不是太有所谓，但艳山红很计较。比赛中她特别霸道，总在发脾气，总是和裁判较真，大吵大闹的。比赛结束后，其他队的球员忍无可忍，专门过来对我说：“请你转告艳山红，她太霸道了。”我的人缘挺好的，很多人都愿意与我交流。看她们特别生气，我想息事宁人。就说：“艳山红就是这种性格，她就这样。”我本意是想说，她就是这种性格，你们不要生气。我打心眼儿里不喜欢艳山红，说话时一定带有明显的贬义。
殊不知，隔墙有耳，我说的话立刻传给了艳山红。艳山红找到我大吵大闹，并威胁我说她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艳山红立刻开始实施报复行动，在寇光荣局长面前挑拨离间，让他恨我。艳山红说什么话寇光荣局长都相信，本来寇光荣局长是帮助我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寇光荣局长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想将我踢出矿山局。他要求下属单位广东云浮硫铁矿的矿长，把我调到距离广州市还要乘车乘船一天才能到达的矿山去。当时盛传我是开后门没有经过正常组织程序调过来的，寇光荣局长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如果他想帮助我，是不会计较别人的看法的，这种事情他做得多了。而由于艳山红从中作梗，寇光荣局长恨不得立刻将我这个包袱甩掉。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寇光荣局长解释。我一直没有这样做，我太年轻，我没有魄力和胆量与寇光荣局长的女人较量。
熊石凯反过来同情我了。矿山局内部分成两个派别，一派是亲寇光荣局长的，一派是反对他的。艳山红特别遭人恨，不少人都希望我去闹事，利用我来打击艳山红。我当然不能上这个当，虽然没有社会经验，但我不是挑事的人，所以在两派的斗争中，我始终保持沉默。
由于我工作非常卖力，又爱学习，从来不惹麻烦，与艳山红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人都夸奖我。而我的人事关系一直搁在干部处，像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碰它，因为我是艳山红的“敌人”，谁都不敢办。
我天天厚着脸皮按时到“引进办”上班，每天早早地起床到办公楼的走廊上大声朗读英语，等别人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朗读了两个小时的英语。下了班，人都走光了，我仍然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全矿山局的人都知道我特别刻苦，很多人拿我做榜样来教育孩子，可是我整整十个月没有工资，不少人说：刘平这丫头真坚强，换谁都挺不住了。
矿山局的大本营在河北省涿县，在北京和平里也有办公室，外事工作都在北京进行。当我的英语水平能做一些口译的时候，我开始在北京和涿县两地跑，逐渐有机会与西方人一起工作，用英语与西方人交流。我异常兴奋，下决心要把英语练得棒棒的，我意识到英语将是我一辈子使用的工具，我将来的命运与英语无法分开。
因为我的工作关系一直没有落实下来，在办公室是个二等公民，只有实在没有翻译了或者别人不愿意干的翻译工作才能轮上我，比如陪同外国专家到条件艰苦的矿山工作一个月。我对工作没有任何挑剔，只要能提高英语能力，什么活儿我都愿意干。我必须做好准备，否则哪天机会来了，却因为自己的能力低而不能胜任，那我要后悔死了。我也知道，要想自己的英语迅速提高，一定要有机会与西方人工作。我乐此不疲地工作和学习，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命运。
由于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很大，政府决定对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成绩进行技术职称的评定，并给了我们三个月的时间，组织我们上课和复习。
也就在这个时候，矿山局“干部处”通知我，由于我的人事档案一直搁在“干部处”，而局机关又不能接收我，因此我工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决定调我到局机关下属的联育中学当老师。联育中学建在涿县一个村子里，学生都是矿山局和附属单位的职工子弟。
我之所以调到矿山局来，就是想当翻译，我认定如果这一辈子要有发展，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前线工作。但我感到非常无助，一是艳山红的打击报复，二是“引进办”又调来了一个翻译，她来后，“引进办”的翻译增加到四人，我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干部处”通知我考完试后就到联育中学报到。
在三个月的考试复习期间，我极其刻苦，把指定复习的参考书全部通读了一遍，把当时所能找到的托福的书和卷子全部做了一遍，并且坚持阅读当日的《中国日报》。我做卷子时完全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然后自我判分来查看自己的水平，我把这次考试当作一场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战斗。
为了工作，我找过矿山局一位姓木的副局长。木副局长对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很有看法，对我非常同情。作为一个副局长，如果他想帮助我，是可以做到的。但他没有，他犯不上为了我去得罪寇光荣局长和艳山红，只是反复地愤愤然地对我说：“一个堂堂的国家机关，竟然可以十个月不给一个职工安排工作和发工资，简直是贻笑大方。刘平呀，这次考试你可要争气呀，如果考好了，你就证明给大家看，你是凭自己的实力调到矿山局的，否则你就完了。”
可以想象我有多大的压力，我怎么保证自己就能考好？
全化工部机关英语专业参加复习考试的工农兵大学生有几十个人，集中到化工大学上课。不少人都牛哄哄的，不怎么刻苦学习，但特别自信，只有我没有信心。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只有我是一个从西南最落后的省份贵州省贵州大学毕业的。我并不因为学校的牌子而自卑，但与我一同复习的同事时不时要以此来贬低我一下，搞得我十分没有信心。有时在课堂做卷子，老师要求自己给自己判分，好像每个人都能考九十分以上，只有我觉得只能考七十分。看到其他同学一脸轻松的样子，我真正地相信我是最差的，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搏了。
我在办公室学习的时候，其他要参加考试的同事在那里聊天。有人说：看刘平多刻苦，你们就知道聊天。我急忙解释：“我基础太差。”
一次我练习翻译了一篇汉译英文章，找一位同事请教。她看了我的翻译后，在背后对所有的人说：“我没有想到刘平的英语这样差！”我相信她说的是对的，自信心又一次受到打击，我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英语差。我如此刻苦努力地工作就是想证明我是一个人才，矿山局调我来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不想总是事与愿违。
那时我很年轻，所发生的一切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没有亲人和朋友可以叙述。为了避免惹事，我不能给同一个单位的同事说，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忍受。一次我的忍受到了极限，要崩溃了，我必须找一个人倾诉。我去找在化工大学上课时认识的化工建设总公司的一位翻译，不知道她家住在哪栋楼，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她家。坐在她和她丈夫面前，我泪流满面，没有带手绢，不住地用手擦，然后抹在衣服上。他们两口子听我诉苦，谁也没有想到给我一条毛巾擦眼泪，我要求：“能给我一条毛巾吗？”
三个月的复习很快就过去了，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看了一场电影，想尽力放松心情。而在同一天晚上，平时聊天的同事都在临阵磨枪。我突然有了信心，想：他们不见得一定比我强。
第二天考试后，大家凑在一起核对题目答案，这时候平时牛哄哄的人都显得很沮丧。
考试结果出来了，我是矿山局英语第一名，全化工部机关第二名。
考完试后，我就到矿山局联育中学报到了。
不久，根据我的考试成绩，我被评定为“助理翻译”，后来升为“翻译”直至“副译审”。
艳山红的下场让我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