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林祥和月季发生性关系时，被工人“造反派”抓了个现行。“造反派”将林祥押回工厂，将月季押回学校，月季已经初中毕业，没有工作，还归学校管。
月季的弟弟看到姐姐被关在学校一间教室内，哭着跑回家通知父母。
月季父亲火急火燎地跑到学校将女儿领了回来，为了保护女儿，月季父亲逼女儿说是林祥强迫她的。
林祥跑到月季家里，跪在月季父母前请求他们将女儿嫁给他，月季父母坚决不答应。月季如果结婚，就不能参加工作，当时招工只招未婚青年。
开阳磷矿招工时，宣传队的学生都参加了工作，月季因为“作风败坏”没有资格参加工作。
每次我看到月季的时候都会感到心痛，认为月季一辈子都完了。她的父母和弟弟们都因为她而抬不起头来，后来她被父母送回老家去了。
我的朋友薇薇的故事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一个叫佳华的男孩儿给薇薇写了一封信，让她晚上到“铁路”上幽会。
当时磷矿正在修铁路，宽阔的铁路路基成了男女青年遛马路约会的地方。我们要是说碰见谁在“逛铁路”，就是在说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佳华是一个高高大大的漂亮男生，不爱学习，特别调皮捣蛋，在我们眼里是个“坏孩子”。
薇薇将信交给了学校的军代表，军代表出主意让薇薇如期赴约，并安排一些战士和学生埋伏在铁路路基旁边，等佳华一出现，走近薇薇，就将他抓住带到学校去审讯，罪名是给女生写情书。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薇薇被军代表和同学们保护着，怕佳华报复。
我有一个在贵阳某厂的朋友给我讲了她本人的故事。
她参加工作后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从农村招来的工人。他们俩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没有正式举行婚礼，那时候男女只有在婚礼后才同居。
我的朋友是一个活泼开朗美丽的女孩儿，很招人喜欢，是厂里的宣传队骨干。男朋友是个老实巴交的内向的男孩儿，看到女孩儿在宣传队出头露面，与男同事说说笑笑，心里很不是滋味。男孩儿的工友出主意让他想办法将生米做成熟饭。
男孩儿经常上夜班，在车间里有一间宿舍。一天白天，工人们都在上班的时候，男孩儿将女孩儿骗到他的宿舍，强行与女孩儿发生性关系。女孩儿奋力与他搏斗，又哭又闹，一个劲地喊“救命”。宿舍外挤满了上班的工人，兴致勃勃地听着房间里的动静，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去制止这种野蛮行径。
过了一会儿，男孩儿出来了，手里举着一个床单，床单上有明显的血迹。女孩儿家到派出所告男孩儿强奸，警察说男孩儿是合法行为。女孩儿痛不欲生，但事后不久便匆匆与这个男孩儿举办婚礼。如果不结婚，就要办离婚手续，那时候离婚是天大的事情，是女孩儿承受不了的结果。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女孩子只有赶快嫁了，才能保住名声。女孩儿的父母觉得太丢人了，与女孩儿断绝关系好几年。
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认识的这位朋友，她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泣不成声。我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让我写她的故事。我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她毅然决然地说：“写！要让现在的人知道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是多么的荒唐。”
上大学
1966年至1972年，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关门了。那几年，国家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1972年，大学开始“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招生，条件是：在工厂工作、农村劳动或部队服役两年以上的工人、知青或战士，由工农兵选拔推荐上大学。只有表现好的，符合政治标准的，才有资格被工农兵推荐上大学。
1973年夏季招收大学招生时，我参加工作已经两年了，师傅鼓励我报名上大学。
我对师傅说：“我现在的文化程度太低，想等两年，好好补习功课，再考大学，我想学机电专业。”
开阳磷矿负责大学招生的张叔叔偶然碰到父亲，说：“让你女儿报名上大学学英语吧，有一个英语专业的名额。”
父亲：“不行，和平的文化程度太低了，恐怕考不上。”
张叔叔：“和平普通话说得好，学外语没有问题”。
父亲回家对我说张叔叔希望我报名上大学。
我不想学英语，只想学机电专业，将来当一名电气工程师。
父亲请了磷矿有学问的人来劝我，说上大学还是越早越好。
上大学首先要通过工人阶级的鉴定和推荐，我的工作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得到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评价。
我也想通了，学英语也行。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在纪录片上看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看到“乒乓外交”，看到尼克松和夫人观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觉得做外交官挺不错的，也能为革命做贡献。我尤其羡慕总是在毛主席身边做翻译的两个女外交官王海容和唐闻生。
当时大学考试极为简单，我报考的英语专业只考两门功课，语文和英语。语文就是写一篇批判文章，批判什么我忘记了。
语文考试安排在磷矿子弟中学的教室里，一位叫刘建华的语文老师监考。我正在埋头写文章的时候，刘建华老师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看着我写文章。他在我身边站着，我很紧张，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发现了我的紧张，就走开了，考试后有人告诉我刘建华老师说我的文章写得好。
实际上我的语文只考了七十多分，不过对于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我来说的确是不错了。
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笔头考试现学是来不及了，为了应付口语考试，我临时抱佛脚，请开阳磷矿子弟中学的英语老师教我几句口语。
英语老师姓李，曾经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当过翻译，“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批判，受了很多苦。
李老师将一些日常口语写了几大篇纸教我念，我用汉字将所有的句子注上发音，死记硬背。我在与李老师用英语对话时，好多学生围在窗户外面看，他们不知道我是用汉字注的音，只会念，但不懂单词的意思。那时的学生都不爱学习，尤其不爱学英语，看到我居然能用英语与老师对话，对我佩服得不得了。
李老师的儿子也在学校教英语，李老师对儿子说：“和平是个学语言的材料。”
英语笔试我得了零分，我记得有一道中译英的题目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和当时很多考生一样，在考卷的背面给学校写保证书，保证如果大学录取了我，我一定好好学习等等。
考口试的时候，事先准备的句子都没有用上，我对考试的老师说我从来没有学过英语。这种情况老师大概见多了，所以见怪不怪。老师让我模仿他发音，我死盯着老师的嘴巴，模仿老师的英标发音。老师嘴巴特别夸张地发着音，我一丝不苟地模仿着，把嘴咧得挺难看。最后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口齿清楚，发音准确，反应快，适合学外语。
当时磷矿有一些从城市或从农村知青中招来的工人，他们曾经生活在条件优越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受到过良好的学校教育。如果单凭考试成绩上大学，我一定是考不过他们的。当时上大学更重要的条件是工人阶级的推荐和评价，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年龄小，我不满十八岁，但已经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两年了。
考试后不久，我开始度日如年地等大学的通知书，被录取的考生都接到通知书陆陆续续地走了，我一直没有接到通知。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了，母亲带着十岁的妹妹回东北看望姥姥、姥爷去了，父亲也到贵阳参加党校的学习去了。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通知书来了，贵州大学外语系录取了我。后来我了解到，贵州大学在做我的政治审查时，发现我那从来没有谋过面的大爷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解放后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这说明我政治背景有问题。学校看到工人阶级对我的评价很高，考虑了很久，下决心录取了我。这就是通知书来晚的缘故。
父母都外出了，只有我和两个分别十七岁和十四岁的弟弟在家。我自己准备着上大学的行囊。家里很清贫，没有像样的东西，我找出一个用了二十年的帆布箱子，翻出来一顶大大小小有几十个洞的破蚊帐。我用水把帆布箱子刷干净，不想帆布箱子里面的硬衬是纸壳的，被水浸湿后，箱子整个塌了下去，等干了以后，已不成样子了。我找来一些纱布补蚊帐，洞太多了，直到我出发的前一天还没有补完。
记得我离家的头一天是中秋节，母亲不在家，没有人帮助我准备行囊。天下着雨，看不见月亮。我心中充满憧憬，也充满惆怅。
第二天，我拎着用绳子捆上的帆布箱和简单的行李乘坐一辆卡车上贵州大学报到去了。这天，是我生活中的第一个转折。
工农兵学员
我们是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因此我们有了“工农兵学员”称号。
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全国的大学通通由四年制改成三年制。
外语系的同学来自工厂和农村，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八岁。我是全系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我年龄小，相貌也长得小，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天有一队中学生拉练穿过校园，看到带着大学校徽的我，都用手指着我说：“看，那个大学生好小哟！”我十分骄傲。
来自农村的同学，除了一些知青外，好多农村同学的家长都是村干部，普通农民的孩子要想上大学也是很难的。一些知青或来自工厂的同学的家长也是有头有面的人物。所以很多人认为，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有诸多人为可以操作的因素，给拉关系走后门上大学提供了方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之所以能上大学，一是我的确表现很好，工人阶级很满意；二是当时有一个规定，参加工作五年后上大学可以带工资，很多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学想等到工作五年以后再上大学，我少了很多竞争对手。
工农兵大学生是带着“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使命来上大学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从小学三年级跳到大学，文化基础低得可怜，可以想象我前面的路会有多么艰难。
第一个学期我们还较为正常地学习，从A、B、C开始，我学什么都吃力。上大学之前，我经常写“批判稿”，尽管大多是东抄西抄拼凑的，总能获得好评。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知道有“语法”这个东西，一个句子里有主语、谓语和宾语等。文学老师在我写的作文上批示：语言不通，错别字满篇。我备受打击，痛哭流涕。
我学习特别刻苦，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跑步，然后到教室后面的小树林里放声朗读英语。全校都知道外语系有一个特别刻苦的女生。
有一天半夜下了雪，第二天早上校园雪地上的第一排脚印是我踩出来的。从那以后，我知道我是校园里起得最早的人。外语系有两个女生发誓要比我起得更早，但她们一直没有办到。
第一学期结束时，我们的教学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学习要为政治运动让步。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三天两头就停课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我们学习不好没关系，但思想必须是革命的。我们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坚决不做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绵羊式的学生就是听话的、不具有造反精神、只知道学习的学生。
第一个学期放假之前，全班同学围坐在一起用英语对话，算是对这个学期英语成绩的测验。测验的方式先由本人用英语介绍自己和家庭，然后由老师和全体同学问话，本人来回答。论到我的时候，大家提问特别踊跃——
“What i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My name is Liu Ping·”
（我的名字叫刘平。）
“Are you a teacher·”
（“你是老师吗？）
“No，I am not·I am a student·”
（不，我不是老师。我是学生。）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
“I am 18·”
（我十八。）
“Do you have any brothers or sisters·”
（你有兄弟姐妹吗？）
“Yes，I do·I have two brothers and one sister·”
（我有。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Is your father a cadre·”
（你父亲是干部吗？）
“Yes，he is·”
（是的，他是干部。）
“What is your mother·”
（你母亲做什么工作？）
“My mother is acadre，too·”
（我母亲也是干部。）
我对答如流，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评价很高；这种英语是今天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
寒假期间，我天天都在学习，把第一学期没有学完的功课都预习了。春节期间，大家都在串门，我闷在家里读书。来我家串门的人都能看到我捧着一本书在读，很快开阳磷矿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刻苦的学生，家长都以我为例子教育孩子。
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英语有明显的进步，学习也就不那么吃力了。
我们英语口语和听力都特别差，上听力课时，大家大眼瞪小眼听不懂录音机里说的啥。一次，老师让大家反复听一句特别简单的英语，谁也听不懂。老师点名让我说，我犹犹豫豫地说“A short visit”（一次短暂的访问）。“Right！”老师大叫一声，终于有一个人听懂了，老师很无奈地兴奋了一下。
第二学期刚开学，我们就到农村去“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要求大中小学校学生走出校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工厂、部队，到社会实践中去办学、上课。
我们班来到一个十分贫困的布依族村子搞“开门办学”。
白天我们与农民一起在田里插秧，还给老乡干活儿，挑水喂猪什么的。我干活儿特别卖力，老乡说我如果在农村生活，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最高的评价，我很自豪。
在农村，一有时间我就学习，到树林里或田野上朗读英语，把老师交代的作业写得整整齐齐，像小学生一样。只是学习的时间太少了。
我和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姓王的贫农大妈家里，王大妈是个盲人，一辈子没有嫁人。我们帮她挑水做家务事，没几天，她就能根据我们的脚步声猜出谁是谁。到了晚上，她就给我们讲鬼故事。
村子里没有电，天黑后，我们点煤油灯上课或政治学习。
我们排练节目，在逢集的日子到镇子上为农民演出。农民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在镇子上演出时，镇子上和附近来赶集的老百姓把露天简易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有的老乡为了看得清楚，爬上房顶观看演出。我和同学龚筑平在台上表演对口词，看到台下拥挤着黑压压的老乡，心里极其紧张。我们正演着，突然听见“轰”的一声，一间房屋被压塌了，房顶上的观众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一个小孩摔死了。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个为看我们的节目丢了性命的小孩，就感到十分难过。
我们在农村锻炼了两个月，返回学校不久，又投入到“批林批孔”的运动中。
老师要求我用英语写“批林批孔”的文章，让我参加贵州省重型机械厂的“批林批孔”大会。我从英文版的《北京周报》上抄了一篇文章。那时候所有中国的英文版刊物和中文版刊物一样，都是政治内容，所以学生能够从《北京周报》上抄袭到翻译质量极高的政治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