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阳磷矿位于大山沟里，群山环绕，很闭塞，职工家属总共大约有三万人，大都相互认识，武斗不算太厉害，武器也就是棍棒和石头，没有死人。我们是幸运的。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市有一个兵工厂，在“二战”时期就赫赫有名。“文化大革命”中重庆的武斗几乎动用了兵工厂生产的各类武器，从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坦克、高射炮甚至舰艇，死人无数。重庆沙坪公园有一座“红卫兵”公墓，有131座坟茔，埋葬在一次武斗中丧生的573名红卫兵、工人和老百姓。他们的墓碑上几乎都写着同样的毛泽东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所有的人，无论是哪个派别，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为扞卫毛主席思想而战斗。
公正地还原这段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斗争没有谁是谁非可言，只有一点是肯定的，牺牲者是中国的老百姓。
1967年10月，“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个时候，闹腾得差不多了，“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学生们全部回到学校边学习边闹革命。
这时候，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最早的老牌红卫兵们都到了初中或高中毕业年龄，毛泽东号召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不低头的张伯伯
大约是1964年，我家搬进了刚建好的13号楼，隔壁是开阳磷矿张矿长一家。张矿长就是菊林和菊华的父亲，我家的孩子称他为张伯伯。
张伯伯是一个老革命，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
张伯伯从部队转业到辽宁省本溪县草河口硫铁矿担任矿长，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张矿长从农村招上来的工人，后来父母又跟随张矿长从东北转战到江苏和贵州。
张伯伯家有七个孩子，我家有四个孩子。两家人常来常往，大人小孩关系都很好。张伯伯是我父亲的领导，张伯伯的爱人宋阿姨是我母亲的好朋友。
在我的印象中，张伯伯既威严又慈祥。
“文化大革命”初期，张伯伯被派到大庆油田去学习，他的大女儿菊林带领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时候，张伯伯没有看到。
菊林和菊华串联回到磷矿后，发现革命形势完全变了，学校空了，学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战斗队”，开阳磷矿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红卫兵战斗队”。这些战斗队都是自发成立的，原来由学校成立的首批红卫兵组织被沦为“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被打成了“走资派”，原来领导红卫兵造反的人现在被别人造反了。菊林因为是委员会的委员也受到了冲击，菊林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陪同“走资派”一起接受批判，磷矿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解散了。
菊林受批判后，磷矿的其他红卫兵组织都不要她了，她成了“逍遥派”。
不久后，贵州省产生“支红派”和“四一一”两大派性组织，菊林支持“四一一”，又满腔热血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整天义愤填膺地与“支红派”辩论，一副为扞卫毛泽东思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
一天，张伯伯看到菊林与“四一一”辩论，菊林伶牙俐齿，引经据典（当然都是从毛泽东着作中获取的），一个人对付好几个人，将对方辩得哑口无言。
这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面介入“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形势变得很复杂。
张伯伯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他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疑问。看到女儿这样单纯、幼稚，张伯伯心里很着急，但又不能明着讲。他想：这丫头不得了，这样下去不知到会捅什么娄子，得想办法让菊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正好河南三门峡化工矿山机械厂招收工人，张伯伯毅然决然地送菊林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当了一名工人。
菊林离开磷矿不久，张伯伯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工贼，与刘少奇一样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是疯狂而不可理喻的，今天你是革命的，明天就可能是反革命的；今天你是“走资派”，明天可能我就是“走资派”；今天这个领导被结合到“革委会”，明天有可能被踢出“革委会”；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
磷矿当时有很多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绝大多数的“走资派”都好汉不吃眼前亏，“造反派”说什么是什么，对莫须有的罪名也违心地接受。张伯伯性格刚烈，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名，对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坚决否认。在批斗会上，“造反派”强迫“走资派”低头认罪，张伯伯坚决不低头，因此吃了很多苦。
张伯伯得了急性肝炎，磷矿革委会不允许他看病，本来很容易治愈的病越拖越严重。
即便在张伯伯重病的时候，革委会也不放过他。
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工人、农民、军队、学校到处都在闹派性，人们互相残杀，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死人越来越多，局面一发不可收拾。“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各省市革委会组织“走资派”到北京办学习班，各行业负责组织本行业系统的学习班。开阳磷矿隶属于化工部，化工系统的“走资派”都参加化工部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
学习班并没有解决全国混乱的问题，对“走资派”的迫害却变本加厉。
在学习班期间，张伯伯的病情加重，住进了解放军302医院。
学习班结束后，根据张伯伯的病情，应该继续留在302医院治病。当时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来自全国的“走资派”有很多人生病住院，“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让生病的“走资派”都回当地的医院治疗。
磷矿革委会要将所有的“走资派”押回开阳磷矿批斗。302医院的医生本着职业道德，建议不要将张伯伯押回磷矿，而是转到贵阳医学院继续治疗。
张伯伯抵达贵阳后，被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安排在贵阳医学院治病。
开阳磷矿的“造反派”早已经准备好了“打到走资派某某某”的牌子，来自不同单位的“造反派”都制作了同样的牌子，每一个“走资派”都摊上好几个。“造反派”乘着几辆卡车，到距离磷矿十几里的石笋沟路口拦截“走资派”，押到开阳磷矿中心广场进行批斗。广场上集合了全磷矿的职工，等待着批斗大会的召开。
中心广场就在13号楼旁边，从张伯伯和我家共用的凉台上可以看到中心广场的露天舞台。
张伯伯家的三女儿菊秋与我同岁，当时都是十四岁，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她站在凉台上哭泣，不停地向露天舞台张望，见她这样，我就跑到中心广场试图打听张伯伯的消息。
“走资派”被一个一个押上舞台，每个人胸前都挂了好几个牌子，没有见到张伯伯。我听到人群中有人说张伯伯被留在贵阳看病，心里顿时轻松了一些。
张伯伯没有回来，“造反派”就将给张伯伯准备的牌子挂在其他“走资派”的脖子上。张家的孩子不敢靠近中心广场，从远处看到好几个人挂着张伯伯名字的牌子，不知道哪一个是父亲。
我跑回去告诉菊秋张伯伯没有回来。
张伯伯到贵阳后悄悄委托另一个“走资派”给宋阿姨捎来一张纸条和一个装着脏衣服的包裹。张伯伯在纸条中告诉宋阿姨他在贵阳住院，让宋阿姨请示革委会同意给他送点钱和干净的衣服，还叮嘱不要让孩子碰他的脏衣服，以防传染。
菊林走后，十七岁的二女儿菊华就成了一家的主心骨。
菊华带着鸡蛋、钱和衣服到贵阳看望父亲。从开阳磷矿到贵阳有一百五十多公里，路况很差，汽车要走三四个小时。磷矿正好有一辆救护车要送病人到贵阳医学院去，有好心的医生给菊华通风报信，菊华就去搭便车。
开阳磷矿实行了军管，医院也不例外，救护车旁边有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战士守卫着。菊华一只脚刚跨进车门，就被一个战士一把给拽了出来，一位医生看不下去，一把将菊华又推进了车门，坚持让司机带菊华走。医生的正义感产生了威慑力，战士做了让步，这种危难之时的仗义之举给绝境中的菊华带来一丝温暖。
张伯伯住院期间，“造反派”到贵阳医学院揪张伯伯到开阳磷矿军管部队驻地马家桥批斗，被医院制止了。“造反派”不甘心，就将另一个与张伯伯一起住院的马叔叔给揪走了。
马叔叔是开阳磷矿职工医院的院长，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国民党兵，“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得的也是肝病，而且非常严重。马叔叔早上自己跟着“造反派”走的，晚上是用担架抬回来的。马叔叔情绪低落，总是喝酒，不久后就病逝了，享年四十二岁。马叔叔的夫人对丈夫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非常气愤，捧着丈夫的骨灰盒，跑到马叔叔生前工作的医院抗议，将马叔叔的骨灰从医院大楼上撒了下去。
后来，“造反派”用阴谋的手段骗张伯伯回磷矿，张伯伯十六岁的儿子国联到贵阳接父亲，乘着拉矿石的闷罐车回到磷矿。
抵达磷矿时，“造反派”已经在车站等待，直接将张伯伯拉到候车室里批斗，国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造反派”欺辱而无能为力。
张伯伯有个叔伯兄弟在距离磷矿不远的南宫山铁路机务段担任领导工作，“文革”期间给予张伯伯家很多帮助。为了给堂哥家减轻负担，少让一个孩子受到伤害，张伯伯的堂弟费尽周折将国联带到铁路部门参加工作，当了一名工人。
张伯伯回到家后，“造反派”强迫他写检查，每天都有两名“造反派”手持红缨枪在家里监视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伯伯。
一天大清早，“造反派”又来揪斗张伯伯，张伯伯连早饭都没有来得及吃就被押走了，宋阿姨急急忙忙在张伯伯的口袋里塞了两个馒头。晚上回来，菊华发现两个馒头还在兜里，十分伤心。张伯伯被批斗了一天，两条腿都肿了，菊华忍着眼泪给父亲揉腿。
一次在磷矿的大礼堂批斗张伯伯，菊华就坐在台下，自始至终她都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父亲。周围的人指指点点地议论：“看，她就是走资派的女儿。”十七岁的菊华为自己不能保护父亲而痛苦和内疚，还要承受歧视和羞辱。
“造反派”强迫张伯伯一遍一遍地写检查，仍然不允许他看病。张伯伯刚正不阿，对莫须有的罪名一概不承认，他的检查总也通不过。
张伯伯的病得不到治疗，一天比一天严重。
13号楼住着一个姓朱的儿科大夫，我们都叫她朱阿姨，朱阿姨非常敬重和同情张伯伯，半夜里偷偷摸摸地给张伯伯看病。走投无路时，宋阿姨悄悄地请当地农村的土医生给张伯伯看病。
在逆境中，菊华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与革委会领导据理力争，强烈要求给父亲看病。几经周折，革委会终于同意安排了一位医生到家里查看张伯伯的病情，医生查看后要求立即住院。
张伯伯在磷矿的医院住了两个月，病情不见好转，革委会同意将张伯伯送到遵义医学院看病。
张伯伯在遵义医学院里住了一个月，菊华和母亲在医院里守候着张伯伯，将家里最小的四个孩子送到南宫山机务段叔叔家里寄养，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四岁。
张伯伯已经严重地肝腹水了，肚子鼓鼓的，涨得发亮，十分痛苦。
张伯伯住院期间，磷矿革委会一直在调查张伯伯的历史，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有“走资派”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2年10月的一天，张伯伯感冒了，导致病情恶化，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菊华立刻给在外工作的大姐菊林发电报让她赶回来。
菊华随后赶回磷矿向革委会领导报告父亲的情况，请示如何处理父亲的后事。
在张伯伯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磷矿革委会负责人终于来到遵义医学院看望张伯伯。
革委会的负责人见到张伯伯，说：“你的历史没有问题，政治也没有问题。”
张伯伯直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才等到了这句话。
张伯伯：“我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毛主席！”
张伯伯有个弟弟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河南三门峡工作，接到哥哥病危的通知后就往遵义赶。张伯伯知道弟弟要来，顽强地坚持着，竭力不让生命之光熄灭，他还有事情要交代，心里还牵挂着山东老家仍然健在的老父亲。那时交通不便利，一千多公里路乘火车至少要走两天，张伯伯没有坚持到弟弟到来，临终前，张伯伯说：“我实在等不了了。”
张伯伯去世了，终年四十七岁。
火化的前一天，遵义正好在上映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张伯伯的老同事好心地安排张家的孩子看电影。谁知“卖花姑娘”是一部非常凄惨的电影，观众们哭成一片，张家的孩子们更是触景生情，泣不成声。
菊华给我形容火化时的一个情节，让我念念不忘。
张伯伯被推进焚化炉的时候，火光将张伯伯的脸照得通红，当火苗触及到皮肤的一瞬间，焚化炉的门关上了。
被红光环绕的张伯伯，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形象。
我相信，张伯伯在红光的照耀下升上了天堂。
张伯伯于1972年10月20日去世，直到1983年才获得彻底的平反。他的骨灰在殡仪馆放了十一年后被安葬在贵阳市公墓，与革命烈士同等待遇。
宋阿姨在张伯伯去世后神经错乱了，后来经过多年治疗基本治愈。她离开了贵州到河南三门峡与大女儿菊林生活，从此没有回过贵州。
1993年宋阿姨病逝。
2008年，张家的子女将宋阿姨与张伯伯合葬。
几十年来，张伯伯不断地出现在我梦里，他的形象永远地定格在四十七岁。
张伯伯名叫张凤池，宋阿姨名叫宋彩霞。
张伯伯，我们没有忘记您！历史没有忘记您！请您和宋阿姨在天堂保佑我们，祝您二老在天堂幸福快乐！
两代“恩仇”记
张伯伯挨斗的时候，父亲在哪里？为什么父亲没有站出来保护张伯伯·
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与他关系好的老同事、老朋友都被关起来办学习班，磷矿革委会要求他们揭发张伯伯，与他划清界限。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时候如果站出来为“走资派”辩护，非但不能保护他人，还会殃及自己，还有可能将事情弄得更糟。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给他们开会，施加压力，要求人人都必须揭发，不揭发就过不了关，不让回家。
父亲觉得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一直认为张伯伯是一个很好的领导。
军代表和“造反派”天天找父亲谈话，逼迫他从思想深处找根源，是不是想包庇“走资派”。学习班其他成员一个一个地放出去了，只有父亲还被关押着。如果父亲不揭发点什么问题出来，就得在学习班住下去，如果顽固不化，性质就改变了。
父亲绞尽脑汁想，有什么可以揭发，对张伯伯无大碍，又能让自己过关的。最后父亲交代说：张凤池的爱人宋彩霞好像出身不好。
父亲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学习班关了半年左右了，是最后一个离开学习班的。
父亲当时想，这一条可能对张伯伯造成的伤害最小，无论他是否揭发这件事情，革委会也会调查宋阿姨的出身的。
张伯伯被打成“走资派”后，大女儿菊林一直在为父亲冤案的平反而奔波，每次回磷矿探亲都要找磷矿、地区、省市的相关单位申诉。
在张伯伯去世前不久，她找到磷矿革委会理论，革委会负责人将父亲他们在学习班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给菊林看，上面有父亲谈论宋阿姨出身问题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