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了，光学一只曲子，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步，再学一支曲子吧！”孔子却答道：“我才学会了谱子，还没有掌握它的技法，现在就放手太可惜了。”
又过了半个月，师襄子见孔子已基本上掌握了曲子的技法，弹奏得如行云流水，就对孔子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法，这回可以学习其它曲子了。”
但孔子认为还不行，便答道：“我还没有体会出这支曲子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呢！再继续揣摩一段时间吧！”
半个月过去了，师襄子告诉孔子说：“你已弹出了思想感情，颇有一些功夫了，现在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又说：“我还弄不清作曲子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于是又继续练下去。就这样，过了一个半月后。有一天，孔子高兴地跑来对师襄子说：“我已经了解曲子的作者了。黑黑的面孔，高高的身材，两眼仰视，一心想着以德服人，感化四方。我想这支曲子描绘的是周文王吧，除了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师襄子惊喜地说：“一点不错，这支曲子正是《文王操》啊！”
由此可见，孔子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是深入钻研，精益求精，所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收获也比一般人大得多。孔子不仅自己学习精专，也要求儿子这样做：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君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孔子的意思是说：“你研究过《周南》和《召南》了吗？人假若不研究《周南》、《召南》，就会像面对墙壁而站立，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行不通。”这里的“为”，不是一般地学习，而是深入领会，学深学透，取其精义，这才会有最大的收获。
谢觉哉晚年有病，还经常在病床上坚持看书。他说：“一个人身子下了班，脑子可不能下班。”1967年，他还写了一首日记诗《攻书》：“读书如垦地，斩棘产不平。读书如积城，坑道要打通。剩勇追穷寇，寸土在必争。痛打落水狗，不使逃再生。排除其糟粕，缴获其精英。如斯读书者，方可为之攻。”
谢老还曾说过，1936年的时候，有一次听毛泽东说，学习要“攻书”，把书本上最艰难的东西当做敌人的堡垒，坚决攻下来。谢老亦指出，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弄不懂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如果读书采取走马观花的态度，书中的好东西是学不到的。
鲁迅在给曹白的信中，介绍了一种“硬看”读书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
这种“硬看”法，不仅适用于学外语，也适用于学习深奥难懂但又必须精读的经典著作。各门学科都有难“啃”的书，如果是属于非“啃”不可的必读书，就要依靠毅力、钻劲，依靠工具书、参考书，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通为止。
也许，你看到一些成名的学者、专家博闻强记，讲起艰涩难懂的书中内容也是招之即来、侃侃而谈，相形之下，会觉得“硬啃猛攻读书法”太老旧、太缓慢，实在是一个“笨拙”的方法。其实，那些学者、专家学成之前，何尝不是发挥出异于常人的钻研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攻读这些书籍的！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认为，读书有略读、阅读、与攻读之分。工作之余，看看小说，翻翻画刊，属于略读。一般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内容浅显易懂，又未必事关紧要，看一二遍就够，这是阅读。至于攻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攻”，常常表现为难点、难题、不容易理解的道理。攻坚之法，一在于钻研，二在于坚持。长期围困而且炮火猛烈，何愁攻城不下？何愁击石不开？因此，父母教育孩子读书，千万不要急功近利，希冀有什么一步登天的捷径。只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刻苦攻读，弄清每一处不明白的地方，这样才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研读古书，审其大义
读古人书，当审其大义之所在，所谓一以贯之也。若其字句之间，即古人亦互有异同，不必指摘辩驳，以自伸一偏之说。
译文
阅读古代人的书籍，应该研究其中心思想，也就是所谓的贯穿于事物之中的一种道理。至于书写形式问题，即使是古人也有差异，不必寻章摘句加以辨析反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一家之言。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致用，如若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计较于书本字句，那读书又有何用？因此，我们要学习康熙帝的读书体会，即“审其大义之所在”。读书只要把书中的道理、思想为己所用，就可以了，切勿读死书，死读书，纠缠于书本字句之间，那就成了舍本逐末了。
现实生活中读书者众多，但是，有的人能做到活学活用，有的人则读了同没有读差不多，甚至还带来了害处。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孔乙己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年轻时一心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成功。谁料运气实在不佳，直到垂垂暮年时仍未能如愿，终生贫穷潦倒，最后在饥寒交迫、羞辱无奈中死去。孔乙己的经历深刻地揭示了读死书、死读书、书读死的悲剧。
唐朝时有一个书生，书读了很多，而且每本书他都背诵得滚瓜烂熟，人称“书包”，但是不能活学活用，因而即使饱学终生也没有用处。
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可以看见一些人，虽然爱读书却不能很好地利用，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卷过来时，那些平时不注意接近现实，对书本之外的事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的读书人，几乎要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在清华大学，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教授们都会告诫学生要活学活用，不要死读书，读死书。
有些读书人，肚子里的学问或者理论水平很不错，却拙于实际操作，不能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读书不如不读，什么事都干不了，这是读书人最大的悲哀。读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知识做事，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怎样利用知识。使之在工作和生活中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有位张教授曾撰文指出“百无一用是书生”，文中说：
“很多功课好的学生，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处。据我发现是如此，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
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很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学高，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翩翩君子”，算是一个人才。试看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名的状元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再查查看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名状元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武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
要想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找到造成读书人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并在实践中努力克服。造成读书人不能学以致用的原因主要有这样几点：
一是读书人常常埋头读书而疏于与实践结合，只顾沉浸在书中所描绘的神奇世界里而不愿知道屋外都发生了什么，久而久之便脱离了实际生活，反而把自己紧紧地包裹了起来。
二是读书人自古有一种清高自傲的毛病，喜欢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总以精神贵族自居，而不愿与更多的普通人接近，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孤陋寡闻，自以为是。
三是读书人往往热衷清谈，却不善动手，所谓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就是说这样一种情况。
作为读书人，要避免与实际脱离、不能致用的读书倾向，就要把学以致用作为必须遵守的一条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读书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才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成就一番事业，怡养身心。
1993年，复旦大学的辩手们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上捧杯归来，他们的才学、智慧、机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辩论会中的辩题包括伦理道德、经济学、医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辩手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把握并恰当地运用许多并非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这与他们平时的知识积累和集训时有效的读书方法是分不开的。
在集训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每一个队员都翻阅了将近一百多本书籍，其中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西方经济学的各家代表著作，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著，中西文化史、思想史的权威著作，乃至各类人物传记。阅读每本书他们都力求捕捉最先进的知识，力求有效把握每一本书的实质内容并弄清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口号、标语等，以便在辩论场上能从容面对对方辩手的每一个刁钻问题。他们这种“善于捕捉”而又能很好地“把握实质”的读书方法，使他们在知识的获取上有效而迅速，在知识的吸收学习上达到深刻而不浅薄的境界。
我们都知道，知识浩如烟海、广袤无垠，要完全透彻地掌握它们好比天方夜谭。其实，有时对一个学科的一个点的透彻学习和研究，就要穷其一生，更何况是对所有知识的完全彻底地掌握。但是，要对许许多多的知识有所把握和了解，这并非不可能。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简直就是“智慧”的化身。诸葛亮之所以能够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与他勤奋的学习精神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分不开的。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一起读书，但风格却各有不同，“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大略”。
所谓“务于精熟”，即在“透彻”上下功夫；所谓“观大略”，即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上的精神实质，不被枝节问题所纠缠，以至浪费精力，误入歧途。可知，这里的“观其大略”，是一种科学的读书方法，即提纲挈领的领会精神实质和要点的读书方法。大略，含战略统领之意。古人曾注：“略，谓举其大纲。”每一篇章，每一本书籍，都有他的最精粹部分，抓住了它再进行深钻细研，就能较好地把握通篇主要精神，使所学知识扎实深刻而不浅薄，从而达到事半功倍、融会贯通的效果。
我国汉代学者郑玄讲过，“举一纲而万目张，介一篇而众篇明”。对浩如烟海的知识，只要“提纲挈领”，抓住那个纲，就可以“纲举目张”，很好地把握理解它。这就譬如天上的星辰，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经过天文学家把那些肉眼可见的星分为几十个星座，就使它们“各归各位”了。而认识了一些最重要的星座以后，也就可以从星辰来辨认方向了。可见，许许多多的学问，都是这样可以从提纲挈领式的“通观大略”读书中获取的。
父母教育孩子时，应参考以下办法，帮助他们掌握并使用通观大略的读书方法：
●让孩子既要钻进书中，又能站在书上，独立思考。钻进书中，重在“意境之领会”，不要拘泥于字句。站在书上，指站的角度要高，应重在其高深要旨。
●要让孩子注意最先进的知识，力争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
●提高孩子的哲学修养，锻炼孩子的概括能力；让他们在浏览中善于捕捉发现有价值的材料、观点，经过筛选、综合后摘记下来。
●让孩子弄清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原理，这样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
知书明理，贵在贯通
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则失俱无可愧。《书》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此可以为我法，此可以为我戒。久久贯通，则事至物来，随感即应，而不特思索矣。
译文
读书就是为了明白事理。事理明白了，那么心中就有了主心骨，一切是非邪正就容易判断了。遇到有疑难的事，只要按照道理大胆去做，那么不论事情最终结果如何，都能无愧于人。《尚书》上说：“学习古人的教诲，就有收获。”大凡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很深刻的道理寓于其中，读书时便应当留心去体会，这些地方是值得我辈学习的，当然，我们也应引以为戒。时间长了，就能够完全领会书中的意旨，那么碰到事情，脑子里就立即能够有所反应，想出办法来，而不用你苦寻良策了。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读书使人明智。但明智是建立在贯通书本知识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把贯通后的知识运用于实际事务中，则可使自己游刃于各种事情中而毫发无伤。如此就可做到康熙所言的“事至物来，随感而应”。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当年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曾这样谈论治学：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段话是曾国藩九弟致曾国荃信中的一部分：“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百无一成。”毛泽东对这段话十分推崇，对自己“治科学，求分数”大有裨益。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说自己平生从不“坐犯天恒”之病，即是常变常新之理。
曾国藩治学颇为认真，经常与他人进行交流。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倭仁，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倭仁是以学承正流，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有自己的深刻领悟，由于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比较合拍，因此，他深受当时士大夫的崇敬。
倭仁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他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增长自己的学识，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