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敕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合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苦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但是，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到邓州，之后又辗转于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他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走到出生地徐州，不幸病逝，终年64岁。遗著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今本四卷）；《奏议》十七卷，《政府论事》三卷（今本为《奏议》二卷）；《尺牍》五卷（今本三卷）；另有《文集补编》一卷。
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滕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滕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邠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羌族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羌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仍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书外人评：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他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而在今天这个日益利益化的现代社会，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人的神圣感、尊严感黯淡以后，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便缺乏了坚持与底线。所以要从真正意义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就是不可或缺的一股清纯源流；就是培养律己奉公的德行的巨大的策励力量。如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所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诚哉斯言。
不畏天变不恤人言--王安石传
一、任职地方多办实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父亲王益，做过几任州县官吏，奔波于南北各地，官终都官员外郎。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随父亲到江宁。二年后王安石十九岁时父亲去世了，从此王安石就在江宁定居下来，江宁成为他的第二故乡。由于父亲的去世，家境逐渐拮据起来，他和母亲过着很贫寒的生活。
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精彩绝妙。他精读了大量儒家经典，也阅了诸子百家，还涉猎《素间》、《本草》等医学书，并且看过一些小说，真是博览群书。尤可贵的是，王安石求学并不光停留在书本上，还向富有经验的“农夫、女工”学习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不是死读书，是在求知中勤于思考，孜孜不倦地“唯理以求”，这种探求精神使他常能用批判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因而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思维模式。庆历二年（1042）春，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名列上等，从此步入仕途，被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职，给扬州地方长官韩对当幕僚。
任职三年后，按宋制可以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这是一般士大夫求得更高官职的途径，但王安石不走这条路，他愿继续在地方任职，于是在庆历七年（1047）出任都县知县。血气方刚的王安石，一心一意要为当地老百姓做些好事。他看到鄞县地区有丰富的水资源，但由于水利连年失修，不能充分利用，使水白白流入大海，倘若遇到无雨之年，便出现严重旱情，这真是最大的浪费与最大的灾患。所以，王安石在到鄞县的第一年，便决定利用冬闲季节，动员百姓大兴水利，浚治川渠。他亲自奔波在工地上督促检查。由于这件事深得民心，百姓愿意效力。在二三年里建造堤堰，修整陂塘，为当地水利建设作出不少成绩。在郑县王安石还看到另一种使他揪心的情况：在青黄不接之际，贫苦农民用粮十分困难，常常忍受高利贷者的高利盘剥。王安石决定以轻微利息把粮贷给贫苦农民，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保障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免受高利贷的盘剥。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兴办学校、整顿户籍管理，不断地进行改革试验，鄞县的所作所为，为他以后的变法运动积累了初步经验。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皇祐三年（1051）历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
此时王安石不但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而且以学问和文章知名于世，欧阳修推举他在朝廷任职，但他仍要求去当地方官。嘉祐二年（1057）被派到常州任知州。嘉祐三年（1058）春，王安石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到任后，王安石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着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质劣且贵，因而他上疏仁宗，请求罢榷茶法，改为商人运销、官府抽税的办法，这样可使民间得到好茶和贱茶，此法经实施，收效非常好。
这些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以及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使王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化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嘉祐三年十月，仁宗召王安石进京，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无法再推辞，只得赴京就职。
二、慷慨奋行锐意革新
经历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生活，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约在嘉祐四年（1059）夏，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表达了自己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
《言事书》对北宋王朝以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及形成的原因有精辟的分析：“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诅诅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其根本原因是“不知法度”。法度在王安石的文章中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王安石主张在“法先王之意”的口号下，进行变法革新，而“法先王之意”，并非是提倡复古，而是为了减少变革的阻力，使变革不至于“倾劾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
对于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特别强调的，他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徙法不能以自行。”王安石认为宋王朝史制败坏，做官的人中没有多少有作为的人才，而缺少才能、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如牛毛，他提出培养和造就人才。
须从“教之、养之、任之”几个方面下手，而且要“有其道”。在《言事书》中，吏治与人才的问题，占了很大的篇幅。
理财的问题在王安石的《言事书》中也提到，虽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场是很鲜明的：“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忠在治财无其道耳。”
然而，王安石这篇重要的万言上书，并没有得到仁宗的重视。王安石改革的想法并没能得到实施，但《言事书》无疑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思想纲领时集中体现，是他的理论基础，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两年后仁宗去世。赵曙即位，是为英宗。此时王安石也因母亲去世，回到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庸碌无为，在位四年就因病去世。治平四年（1067）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回到开封，受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