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费孝通：从民间小书斋走进地球村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前半生，几乎纵贯20世纪的中国。他从研究传统乡土文化，走进正在把传统的分离的图书馆推向全球一体化、网络化的新境地。

十二岁是读者，十四岁是作者

费孝通诞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苏南地区吴江，它在太湖东畔，再东走百余里，就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东方鱼米之乡和有西方文化的气息，使这个地区的文人家庭大多建有自己的书斋。它原本是中国自宋元以来民间固有的藏书楼、藏书室。费孝通说，这就是那时相当普遍的民间图书馆，规模大小不等，一般都藏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古今图书集成》等。到民国初年，还包含有当时已开始流行的报章杂志和通俗刊物，以及介绍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书籍。少年费孝通除了课堂教学，“唯有通过类似家里的小书斋才能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及简单的当代世界知识。这种书斋式的民间图书馆事实上长期维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培育了大量的、优秀的中国历代的文化人才”。但它本质仍是封闭型的，不是开放型的；是分散型的，不是集中型的。

费孝通很有感触，要是早有图书馆就好了。

1922年，十二岁的费孝通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时，姑父为他订了一份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他每期必从头读到尾，无一遗漏。几期读后，费孝通已不再满足于只当一个读者，开始尝试写作。他选录各处听来的故事将其中有意义的，编写成稿投寄。当十四岁刚来临时，《少年》的“少年文艺”栏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从稿纸上的手写字，变成了杂志上的印刷体，真是无限喜悦和激励。以后又陆续刊出他的《一根红缎带》、《新年的礼物》、《水荇》等创作，位置也逐渐由后向前移动，直至刊登在开卷首篇。

从民间小书斋来到了大图书馆

1930年，费孝通由东吴大学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新的学科迎来了新的老师——社会学家吴文藻，他是当时已颇有盛名的女作家冰心的丈夫。费孝通三年学生生涯，几乎读遍了老师家中的藏书。它也包括冰心所拥有的各种文字的文艺作品。兴趣之广泛，什么书都想看看的费孝通觉得，“主要是在这几年的广泛阅读中打下了基础知识的根基”。

这时，费孝通已开始写学士论文《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他翻阅了上海的几家图书馆庋藏的方志，从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南部及山西等省的方志，搜集有关喜庆文字。他就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地区，所普遍存在着的亲迎风俗，按地理走向作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五易其稿，完成了论文。

30年代前期，费孝通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读书。这时是他利用图书馆读书的火红年代。他贪得无厌地读自己爱读的书，忘乎所以。70年代初，他在与哥哥通信中还提到当年清华大学读书时，床头常置两书，一是《石头记》，一是《战争与和平》。晚年的费孝通神往学生时代，他说：“在我的学生生活中最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大学里有藏书极为丰富的图书馆。我好比是从小书斋这个笼子里放出来进入了广阔的天地。凡是教室里听不到的知识，可以自由地任意采撷。有时像一只进入了百花园里的蜜蜂，忙乱得不知所择的感觉。”

1936年10月，费孝通来到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博士学位。他很有比较的是，国内图书馆的藏书借阅还是落后的、封闭的，通常是填写索书单后方能借取所需要的图书，手续复杂，效率低下。而学院图书馆却是奉行图书开架制度，手续简单，事半功倍。此事令他印象犹深。后来回忆说：“特别是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念书时，在开架的图书馆里，我可以自由地不经什么手续取阅架上任何我想翻阅的书，我竟成了饥不择食的来客。不到闭馆的时间，我终日可以不离座位。这是一种一生难得的享受，正如在知识海洋里自由游泳，其乐无穷。”

书，伴随着他沦落与崛起

1940年费孝通回国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当时，大后方包括昆明经常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室不得不疏散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租下了一个三层楼的魁星阁（以后被称为“魁阁”）。这里是燕大——云大社会学实地工作调查站，三层楼的每一层窗子看出去都构成迷人的景色。顶层有木佛，二楼有三张桌子，当中一张饭桌上摆着茶壶，三个书架装满书籍和文稿。这里就是研究人员办公的地方，物质条件相当差。

更使他苦闷的是，当时从沦陷区搬到后方的大学，虽都设有图书馆，但藏书奇缺，尤其缺乏国外新出版的书刊，学术信息几乎是空白。清华大学为了充实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曾把北平藏书运来，不幸运书的油轮被日本炸沉在长江里。

此情此景，费孝通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图书馆供应知识信息的服务机构，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无法维持的。“从我的治学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图书馆对于教育与科学、发展与进步，确实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宝库”。

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费孝通讲授课程“农村社会”的特点时，常把话题引向中国传统文化。他充分运用仅有的藏书，谈孔子、说孟子，也议乡土社会的特性。

50年代前期的费孝通也曾充满朝气，迎接祖国的春天。他买了大部头书，搞基本建设，这时搬上了书架的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1957年后，费孝通并未气馁，仍把精力投入读书、学习。他从出版部门提供的西方名著书单上挑选感兴趣的历史著作，如塞利格曼《欧洲的种族》等书，借助翻译使大脑保持运动。还将“早春”时搬上书架的二十四史，搬到了他的桌上、床上，进入了他的纸上，然而。“没有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仅读历史书和翻译老书”，足以从精神上摧毁一个人的信念。

乡镇的农村图书馆崛起，前途无量

20世纪60年代，费孝通实地调查走过了瑶山、吴江江村、云南，80年代中期，他多方位实地调查。行走的路线，一条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福建沿伸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广西的东部地区；一条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行万里路，他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祖国大陆。

费孝通社会经济的系列调查，他注意到农村文化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科学种田，农民需要提高科学知识；为了搞好经营，农民需要市场知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农民更要求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经济的发展，无不依赖于教育和文化的建设。在那里，农民们一是办学校，二是办图书馆。乡镇图书馆、农村阅览室、乃至农民个人图书馆，越办越多。他说：“中国有12亿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全国有5万个乡镇，有60多万个村庄。乡镇的农村图书馆的崛起，前途无量。它必将大大加快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步伐，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展望图书馆事业光辉前景

1996年8月25日至31日，费孝通在北京出席主题为“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并应邀在开幕式上作《面向多元化一体化世界新格局的图书馆》报告。

他以切身的经历，证明了图书馆是人类自古就发明的积累知识的宝库，是传播和交流知识和信息的中心，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处在世纪交替之际的图书馆，正面临着重大变革。以网络为中心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以及计算机国际语言化技术的突破，正在把传统的分离的图书馆推向全球一体化，网络化的新境地。图书馆将摆脱地理环境的制约，成为世界性“大图书馆”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图书馆，包括乡镇农村图书馆，也将成为世界大图书馆中的一部分。那时，全球的信息资源将及时、准确、方便地为公众所共有，人们可在工作地点或家里、或图书馆通过电脑查询到所需的信息。

他热情地展望着未来现代化的图书馆，它将扩展人们访求信息的能力，改变人们使用信息的方式，增强人们对科技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加快人们在社会中的学习速度。

费孝通还说，面向未来，图书馆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有所作为，就会有其地位；只要有其地位，就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只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就一定会加快图书馆的发展。图书馆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守护者，又是人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者，是为世界人民提供知识和信息的服务者，又是为不断发展和丰富人类文明而辛勤服务的劳动者。让我们为完成这神圣使命而互勉。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余思读书者，常爱读的书，也是放在枕边的书，你能举出5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