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廷龙的“书缘”还在于编书。他早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时，就以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而得到章钰（字式之）的知交叶景葵的赞许：“体例极善，是以表彰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不负所托矣。”章钰教授博学通掌故，聚书二万卷，读书求善本，发愤校群籍。他取宋人尤袤“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衣，孤寂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语，称其居日“四当斋”。在逝世后，根据遗嘱，家属将其藏书的一部分捐给燕大图书馆，一部分委托代为保存，后捐给北京图书馆。顾廷龙受燕大图书馆的委托，对这批图书进行编目。他依据章氏藏书分为手校及传抄之书，宋元旧刻、明清精刻及名家抄本，普通习用古籍等三类，遂分为三卷，每卷列以经、史、子、集，对前两类书，又循前人藏书志编例，且备章氏题跋、友人识语、章氏录前人题记不经见者，有序有方，堪称目录学名著。顾廷龙等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涵盖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全国主要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丛书2799种，体例之善，遐迩闻名。在顾廷龙的力促下，上海图书馆根据馆藏，又编印了《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计收丛书5549种，子目30940种，足见他之远见卓识和学术韧性。“要说一生中编纂的书目哪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则当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了。”顾廷龙在生前常常提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艰辛不易，曾专文总结它的编纂工作，认为此书目惊动专家数千人，单位近千个，涉及收藏单位近八百，所写款目约六万，收录我国现存于大陆的明朝及明朝以前的绝大部分和清朝的有价值的大部分古籍善本书，采用五部分类法，依分类体系组织编排。它不仅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著作方式、版本时代、版本责任人、版本类别及批校题跋，还著录藏书的存缺情况和收藏单位，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体现了我国当代古籍目录学、版本学研究的水平。
组织印书喜结“书缘”，稀见典籍化身千百，顾廷龙把印书视为保护文献古籍、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燕京春秋，他与吴丰培等为禹贡学会编印的《边疆丛书》系印书之初试。沪上“孤岛”时期，“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呜不已”，以石印省经费，以手写上版降成本，顾廷龙说那时熬一夜，抄写3000字，每日至凌晨四时方收笔。我曾问他，何以天天那么准时停笔，他记得很清晰：“那时临窗伏案，窗户对着对面的夜总会，乐曲声一停肯定是第二天的早上四点。”《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就是这样陆续印成的，丛书收了十八种，多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与抄本。上世纪50年代末，他主持筹建了上海图书馆影印工场，短短几年，即有30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稿本《古刻丛钞》、《牧要诀》、《稼圃辑》；尺牍诗翰《纳兰成德书简》、《龚自珍魏源手批简学斋诗》等。70年代末以后，又先后印出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明写本《永乐大典》（“郎”字韵一册）以及《孙中山先生遗札》、《柳亚子先生遗札》。又与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出版社合作影印宋本《元包经传》、《钜宋广韵》、《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东观余论》、《杜荀鹤集》、《嘉祐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元本《颜氏家训》、《文心雕龙》，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元刻孤本《农桑辑要》，据古代诸官书有关文献辑录而成，编辑时还增添了新材料，所收农艺著作三十余种，有《农桑要旨》、《韩氏直说》、《务本新书》、《博闻录》、《士农必用》、《桑蚕直说》等，均已不传。《农桑辑要》明示自古以来我国已有“理水治土”、“深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至元更为发达，积累经验，专门著述。顾廷龙主持印书业绩斐然，使珍藏“流布”，孤本不孤，古籍今印，文化传承。
“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
顾廷龙与书有缘，继而与图书馆有缘。图书馆为顾廷龙情之所系，思之所动，智之所依，慧之所倾。在图书馆，顾廷龙直面典籍，感受文明，放飞睿智，皓首穷经。他直言：“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凝聚了古风雅韵，舒展了学者风采，释放了管理能量，表达了文化关怀。
顾廷龙对文献资料和文献学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积极探索。他谈到文献资料时列举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日记、尺牍、传记、目录和图。顾先生如数家珍地谈论清末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等大部日记，认为孙宝琦的弟弟孙宝瑄的日记闻见颇广，记事详尽，见解独特，所反映的晚清史料翔实。他说，书法家何绍基的日记、清末政论家王韬的日记等则为短篇，同属难得的文献资料。尺牍方面有大部的，如汪康年《师友手札》，已抄成60册，约八九十万字，是他编《时务报》时同方方面面的来信，内含丰富的晚清史料。又如缪荃孙的《艺风堂藏友朋手札》，抄成10册，约50万字，多谈金石书画、古籍版本，也有晚清时事、诗词唱和。传记方面有杭州叶瀚（号浩吾）的《块余生自记》，叶为清末有志之士，谋求教育救国，提倡学习科学，学习外语，赞成变法，曾与汪钟霖合办《蒙学报》，民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很广，社会响应较大。《陆谨庭（恭）自订年谱》也属馆藏，陆精于鉴别，清乾隆间在苏州以收藏碑帖书画而著名。在目录方面，有湖南巴陵方功惠的《碧琳琅馆书目》，收有较多明本；编《明诗纪事》的贵阳陈田有《听诗斋所藏明人集目》。这两本书目，都没有刻过，学术价值较高，是标注《千顷堂书目》所载诗文集的传本，很有用处。另外，沈复粲的《鸣野山房帖目》、惠兆壬的《集帖目》和没有著者姓名的《历代帖目汇抄》，都没有刻本，后人只是辗转传抄，十分难得。在图方面，如清康熙间山东历城王（秋史）的《二十四泉草堂图》、浙江海盐张（小白）的《涉园图》、苏州顾嗣立（侠君）的《秀野草堂图》、蒙旗法式善（梧门）的《诗龛图》，收有出于同时人手笔题跋、题，掌故性强，曾传抄得几种，有的原件已不知去向。正是由于顾廷龙等对文献资料的悉心呵护，使上海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收藏极为丰富。
顾廷龙还专门研究了文献及文献学。他说，“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论语·八佾》中说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最早用“文献”作书名的是宋末马端临，他写了《文献通考》，他给“文献”下了这样的定义：“引古今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文献学应包括哪些内容，顾先生认为，凡是《文献通考》中所收集的范围都是。《文献通考》全书分二十四门：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当然，文献学接触到的历史和范围还要广。从图书馆角度谈论的文献，恐怕很大程度上是从古典文献出发的，用“古典文献”似乎更为明确一点。古典文献，在解放前称之为“国学”，所以有过一个国学图书馆，表示与专收新书的图书馆有一点区别。过去称之为国学，现在我们叫作古籍，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古典文献。顾廷龙对于文献资料和文献学是有很深的造诣的。
顾廷龙对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给予了极大的文化关注。他对于整理古籍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初，又有过系统的建言。他说：古籍浩如烟海，整理起来，有难有易。对于容易的，可集合一些人进行标点、注释和翻译。难的要培训一些专业人员，作好充分准备，才能开始。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班子要搭得好，要真能“结合”，否则劳而无功，过去是有过教训的。古籍中难整理的是《十三经》和先秦诸子。章学诚早就说过“六经皆史”，这些书记载着我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历史资料。如考证甲骨、钟鼎、简牍、帛书等，都必须参考这些书。可是这些古书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多变，辗转传抄，以误传误。自汉至宋，多次校定，刻之石碑，所谓“石经”。“石经”之刻，在某一时期有校定成为标准本的意义，但还是错乱很多。自宋代版刻盛行，版本多了，但均流传不广。清嘉庆间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经》并撰校勘记，当时虽聘请了通经之士参加工作，然而遗留问题依然不少。由此可见，古籍整理实在不易。要培训专研人员。大学文科应设古典文献学系，创设研究所，将素有研究者组织起来。大学生或研究生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的基本功，将来各专一经，分别研究。已经有人翻译或注释的古书，应从速付印。容许“百家争鸣”，不必“只此一家”。整理古籍要搞标点。古籍规划小组应定出一个条例，各种标点符号应该怎样用法，要有一个统一的条例。顾廷龙对于修复古籍工作极为关怀。他在80年代中期说，上海图书馆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有一个问题，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他对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确有真知灼见，现在上海图书馆的整理古籍和修复古籍一如既往，日显优势。
顾廷龙对版本学予以高度重视。他曾在《版本学与图学馆》中专门论述了版本学。认为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为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图书馆工作者需要研究的两门科学，这是大家公认的。还有版本学和校雠学，也很重要，也需要大力开展研究工作。校雠学在过去有人写过《校雠学史》及《校雠学》等专书，成为一门专门科学是没有问题的。而版本学，虽则常有人称为“版本之学”，但只认为它是目录学的一部分。认为理应专门成立一门版本学，加以深入探索和研究。什么叫作版本学，有人把它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元旧刻。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就是不同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吗？由此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宋、元古籍。版本学的内容实在是相当丰富的，如关于图书版本的发生和发展，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制版和印刷的技术，版本的鉴别，装订的演变以及研究版本学的历史等等，应该可以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就古籍说，某书历来传世者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习见，某本校勘较善，某本粗疏，某本由某本出，需辨其源流。保管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版本的情况来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见本，加工本（批校，题跋），伪装本，特装本等等，应该和一般版本有所区别。书目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一书的若干不同版本，应有系统地反映在书目中。在著录中把一书有几种不同版本的，并列一起，可以一望而知。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版本。如以《资治通鉴》一书为例，对一般读者的索阅，应以新出的标点本示之；老年读者的索阅，因其目力较差，可以崇文书局覆胡克家刻本示之；从事校勘的读者，可以鄱阳胡克家覆元本示之；研究《通鉴》版本的读者，可以商务影印的百衲本示之，其中各种宋本都有。以不同的版本满足不同的对象，可以各得其所。顾先生对于探索版本学的引领，使上海图书馆的版本学研究及其实践工作取得了成就。
顾廷龙的“图书馆工作”在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中更趋辉煌。上海图书馆的新馆建设，自始至终得到了他的关心和指导。1995年10月，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上海图书馆新馆建设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新的领导班子经常就新馆建设的重大问题向他请教。他住北京，我们经常上北京求教，或通信请教；回上海，则抓住机遇，虚心讨教。他多次指出：上海图书馆新馆诞生于世纪之交，无论是楼宇建设，还是设备购置、计算机网络配备，都应受到世纪之交的中西建筑风格和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整合。硬件设施条件的极大改善，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加上在“新世纪”和“新馆所”双重效应的意义上促使读者对新馆一流服务水准的期待，迫使我们既要讲究服务态度，又要改进服务质量；既要提倡文明服务，又要关注“现代文化态度”；既要运用管理方法，又要重视服务方式……要从服务方式的变化着眼，加大管理方式的变革力度。
顾廷龙亲自为上海图书馆新馆的知识广场题字，为《新馆开馆纪念集》题字，为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挥写书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读书破万卷，行路逾万里”勉励。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新馆’开馆，他又专程赶来上海参加庆典活动，研究了盛宣怀档案整理工作的意义和具体整理方法，欣然同意与王元化先生一起担任上图盛宣怀档案整理课题的顾问。他多次提醒要在图书文献大搬迁工作中注重保护每一本图书，每一件文献资料，做到不缺、不乱、不损。1997年五六月份，顾廷龙又来上海，专程到新馆家谱修补工场参观，当他看到有近20位修补人员在抢救修补家谱时，喜道“这批家谱交运了”。
顾廷龙驰骋于书海将近百年。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启迪智慧的常识、著述，而且是催人奋进的敬业精神、人格力量。正是对于这种精神和力量的体察，使我们对他的、“图书馆缘”的思考指向深层。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