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为世界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伟大名字：周恩来。他的不朽贡献广为传颂，即如对图书馆事业建设所倾注的心力，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在法国创办了一个小图书馆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善于利用图书馆获取知识，开阔眼界。他在沈阳上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周恩来常到这里博览群书，表现出对新知识浓厚的兴趣和追求。他最爱读的是《离骚》、《史记》、《汉书》等古籍。1913年他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又读了不少近代史上一些热心改革的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他还读了其它许多宣传反清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章杂志。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在此期间，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于是他经常去学校图书馆借马恩著作仔细研读。1920年1月，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在巴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他利用留学机会，还创办了一个小图书馆，自己动手收集书籍、资料，作登记工作，把它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加强与志同道合的青年联系的阵地，小图书馆在旅欧青年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周恩来回国以后，虽然肩负党的领导重任，但仍十分关注党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利用自己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有利条件，募集了一批又一批图书报刊，送往延安。
周恩来从国统区回延安时，经常要到一些单位视察，每逢此时，总是不忘了解图书馆的情况。他参观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和鲁艺图书馆，了解到藏书较缺乏，重返后就委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为收集购买图书。鲁艺图书馆得到的是周恩来专门为他们收集的文艺图书，其中有为纪念鲁迅而出版的我国第一部20卷本《鲁迅全集》精装本、平装本各一套。中山图书馆收到的是近期出版的医学杂志。周恩来还向大后方各界及国际和平组织为延安募集图书，至使他们多次向延安捐赠了医学书刊。周恩来有时还亲自带书回来，有一次，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专门挑选了200多册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和40多幅自然常识的挂图，送给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的图书馆。
周恩来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院刚筹备成立时，他就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收集了一批英文理工科教材送回延安。1942年，周恩来写信给在桂林的司徒慧敏，嘱其在广西桂林、柳州以及广东曲江一带大量收购科技图书。从最初收购的数理化教材和工业、医药技术方面的书籍扩展到后来包括植物、矿物、天文、地理等多个门类的中外文科技图书。1943年3月，司徒慧敏把征购的图书运到重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如何保证这批书安全抵达延安作了周密的安排。1944年6月，周恩来通过董必武，再一次要司徒慧敏在湘桂一带收购自然科学书籍，使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书籍得到了不断地充实和更新。
国家图书馆至今还保存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收集的抗战珍贵历史文献。这是1939年初，西迁到昆明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致函周恩来，请求陕甘宁边区有关方面帮助提供抗战史料。同年3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复函袁同礼，告之已嘱延安方面收集抗战文毹寄往昆明。同年7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再次致函北平图书馆馆长蠹并附赠书单一张，上有周恩来赠送的马列著作和抗日图书若干种。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还特意委托可靠人士将珍藏的中共早期出版物，秘密送至北平图书馆收藏，妥善地保护了这批重要的历史资料。
建国前夕，郑振铎用重金在北平旧书摊上买到了一册周恩相来在五四时期在狱中写的《警厅扣留记》，呈送与他。他看了非常激动，但仍责怪郑太破费了，且不同意出版，而将它交与天津图书馆收藏。
多次号召：“一定要办好图书馆”
建国以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他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专门做了多次视察、调研和指示，并批准下发了若干文件。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进口工作，并使现有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许多拥有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建国之初的周恩来就已意识到图书馆对发展科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图书馆的地位和功能。
1958年，周恩来在北戴河与北京大学图书馆邓衍林教授谈话时指出，“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织部分，不要光着眼于城市，还要深入农村和工厂，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国图书馆事业要适应这个新的形势。”1959年5月，周恩来来到母校南开大学，参观了1958年新建的图书馆大楼。他很关心图书馆建设。甚至相当注意图书馆的阅读环境。50年代，周恩来在杭州，有一天，他的汽车行驶在西湖白堤上，在走近孤山浙江图书馆时，他嘱咐驾驶员不要揿喇叭，说，前面是图书馆，要保持安静。在视察云南大学时，他又说：“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文化。”后来，他亲手批建了代表有新中国气派，反映边疆文化的美观、洁净、宽敞的云南大学图书馆大楼。在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时，他说：“北大要有一个多样的图书馆，这是我们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
1972年，当周恩来得悉北京图书馆藏书量大大超过书库总容量后，当即指示该馆寻址扩建新馆，要国务院办公厅先把位于北京图书馆西侧的两栋楼房交付北京图书馆使用。翌年，北京图书馆就把扩建新馆的设计方案和模型，正式向国务院呈报，周恩来审阅后，考虑到今后中国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多种文化事业的发展，再次作了批示：“原馆保留不动，可在城外找个地方另建新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经过各方面调查和努力，提出了三个新馆建筑规划方案，报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审批，当报告送到周恩来处，他已重病在身，但仍仔细审阅了，并批准了其中的第二方案，即现在位于京郊紫竹院的由邓小平题匾的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出发，规定了图书馆的任务。他说：“图书馆要在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中起尖兵作用，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图书馆要及时准备充足的粮草，为科研提供资料。”周恩来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的教育职能作过详尽的批复与指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科学的方法、有系统地整理出来，为全国经济建设服务。”
他对方志编写工作与图书网络化工作也做了及时具体的指示，他说：“图书馆不是光收藏图书，主要是把图书广泛地流通起来。”提出“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在他的支持下，“文革”之前，已编写出版全国性书刊联合目录达30多种，编写出版地区性联合目录300余种。周恩来不愧为我国图书情报信息网络化的开拓者与引路人。
周恩来历来对图书情报信息工作当作百年大计来抓，多次号召“一定要办好图书馆”、“古为今用”。1971年4月12日，他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批判了出版界的极左思潮，说：“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系统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对于在“文革”中被严重破坏的图书出版工作进行了拨乱反正，指出了改进措施与奋斗方向。
要保护好浙江南浔刘氏嘉业堂藏书楼
从建国前夕到1975年，周恩来在许多历史时期都一次次做出及时指示，采取果断的措施，保护了国家大批珍贵古籍文献。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就指示解放军在凯歌行进时，务须要保护好全国各地的古文化建筑。1949年5月7日，周恩来致信中宣部：要保护好浙江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和太原普善寺的道经。在一次会议上，他还指示南下大军要注意保护著名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些私家藏书楼和寺庙建筑和古籍珍藏得以完好保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门编印了《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解放军各部。
1965年，香港某收藏家准备出卖他所珍藏的珍贵古籍，周恩来听到这一报告，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这批书买回。这批珍贵古籍购回后。周恩来亲自检阅后，拨交北京图书馆保藏。这批古籍计有宋元版本和古石刻拓本二十余种，都是非常罕见的。宋拓五代后蜀广政石经，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迄今仅存的一部孤本。
1967年5月，针对“文革”中，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在周恩来的建议和坚持下，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珍贵的文献免遭损失。
1975年10月周恩来在病重期间，惦记着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他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下达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制出来”的指示。它对发掘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加强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落实，直到1978年后，它才得以顺利执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林象平）
链接郭沫若在1976年1月8日得悉周恩来逝世时，当天即含悲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