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我国僵硬性失业主要是由于普遍就业政策、固定工制度和企业低工资、高福利制度造成的。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政府一直把消灭失业看做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因此，在劳动领域里自上而下实行普遍就业政策和固定工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在劳动力的安排上不顾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人为地把待业人员用统包统配的方式塞进企业，企业用工能进不能出，劳动者失去了择业自由，“一次分配定终生”，对所在单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很难正常流动。从分配制度上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福利的分配制度，企业承担了职工及其家属从生到死、涉及衣食住行用医等极为广泛的福利责任。这种福利企业化而非社会化的体制，使不同单位间的职工由于享用各自单位提供的不同福利而很难流动，造成了大量的僵化性失业。改革开放后，虽然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去改变这种僵化的用工制度和福利制度，但由于历史积淀太重，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的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革，就遭遇到了不小阻力，其深层原因就与曾经的用工制度和福利制度有关。因为对于那些曾经在某个单位工作几十年的老职工来说，他们的贡献很大部分都以福利的形式储存在单位里了，现在突然要他们离开单位到市场上去另谋职业，他们当然不乐意了。因为此时离开原有单位就意味着对自己几十年贡献的很大部分的自愿放弃，只要稍有理性的人也是不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各单位基本上都是实行福利分房制度的，而福利房的分配主要是按工作年限和贡献来进行的，对于一个工作了若干年的职工来说，也许按正常情况，或许要不了几年他就可以分配到单位的福利房了，现在却突然要他离开单位，他怎么会愿意？何况这种分配制度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他自然有理由赖着不走，更不用说自主流动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不少大城市，一套住房也许相当于不少人工作一辈子的积蓄，谁愿意放弃这么丰厚的福利收入呢？这种制度实行的结果是大部分人守着自己单位的利益不放弃，最后企业冗员越集越多，形成僵化性失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用工和福利制度的确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这种制度一旦运行多年，僵化性失业自然在所难免。
对于中国来说，产生僵硬性失业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僵化的户籍制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就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要求人随户口走。而户口的迁移十分困难，严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国这种扭曲的户籍制度不仅引起了国人的不满，而且引发了世人的关注。法国《世界报》2007年4月12日载文《户籍制扭曲中国社会还望十七大鸣锣改革》就对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进行评述，现摘要如下：将于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预料会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正式采纳为党的基本方针，而这将有望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步伐。户籍制度实施了五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早已不合时宜，而且日益成为阻碍实现社会和谐的一大障碍。
现行户籍制度始于1953年，是为了配合当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而推出的。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不仅要抓生产，还要包分配。因此，在制订生产计划之前，政府得搞清楚人民的需求，以免出现生产过剩。户籍登记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
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一般认为农民能够自给自足。囿于物资短缺之苦，政府只能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因此，户籍制度以往总是严格限制农村人迁入城市，防止城市人口膨胀，以达到减轻政府负担的目的。那时，一个农村人要改变身份、成为城市人，可说难于登天。一个较为容易的途径就是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城里谋个工作，这才能顺顺当当转正。再者，就是城市人也不能随便把户口迁到外地，更别提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了。
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户籍制度却没有与时俱进。如今，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了，不过户口迁移这紧箍咒依旧还在。
这种状况对农民工而言尤其不公。自80年代初以来，数量庞大的农民告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进城务工。根据政府的估计，目前这类农民工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人，其中至少半数“永久性地”在城里安居乐业。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不管在城里居住了多久，甚至不管孩子是不是在城里出生长大，农民工的身份依然是农村人。所以，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指出，对农民工的歧视不消除，各种社会问题就会继续“发炎流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生活了20多年，如今地没了，怎么种地也忘了。如果他们安身立命了多年的城市还是不愿接受他们，他们该何去何从？”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夺走越来越多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迫使他们到城里谋生，若他们不能转正为城里人，那么又是什么身份呢？
中央政府其实老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从1992年开始考虑消除城乡差别，可是在其后十年，老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直到2005年底，主管户籍登记的公安部才誓言，要在一些省份进行试点改革。不料才过了几个月，公安部却表示，地方政府可自行决定要不要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遭遇的最强大反抗力，来自各城市的政府。改革户籍制度意味着，各地市政府要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满足因城市人口增多而带来的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例如，光是为了最低限度地维持社会治安，深圳就得将现有警力增加至少两倍，更遑论其他改善城市公共设施和服务了。
长期实行的僵硬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严格限制了中国劳动力人口的自由平等流动，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僵硬性失业。最近，从各地不断传来中国户籍制度“破冰”的好消息，但这次破冰能否真正实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还得拭目以待。希望这次户籍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能够顺利，这对解决僵化性失业同样意义重大。
§§§第三节失业的负面影响及其治理
一、失业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定程度的失业并不一定是坏事，相反，适度失业反而会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功能。但是，当失业超过合理的限度（一般认为是3.5%～4％）时，就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社会稳定和发展。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已经大大超出了适度失业的界限，其对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概括起来说，我国严重的失业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失业问题造成大量城镇人口贫困化，城市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群体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居民总量至少有1200万人，也有研究者估算为1200万～2000万人之间。
甚至有人认为，如果把相对贫困人口计算在内的话，全国有3000万城镇职工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只能勉强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
这些数据反映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此后，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没有多大改善。全国总工会按照各地颁布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999年对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标准的企业职工（含退休职工）家庭进行调查统计，得到的数据是1500万人。2000年民政部根据各地的贫困线对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汇总统计的结果是1382万人，同年国家统计局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的数字却是1170万。专家估算的城市贫困人口数字显然要高出各个部委的数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认为，中国城市中贫困群体接近3000万。唐钧的同事朱庆芳在《1999年社会蓝皮书》中估算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更多，应该在3100万以上，占当时城镇人口的8％。2000—2001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就“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他们发现，如果采用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则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人均支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立即增至3710万人。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统计数据相互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城镇社会确实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贫困群体。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然出现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城市贫困群体呢？研究表明，尽管我国部分城市居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与物价、社会保障、家庭等都有关系，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失业或就业不足，失业者是我国城市贫困的主体！
通常情况下，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就业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就业收入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80％以上。
因此，失业或就业不足是导致城镇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失业者是贫困群体的主体。1994年，在贫困人口中，失业者所占比重超过80％，1995年，该比重大约为81％，1996年大约为84％，也有人称为87％。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国家所能提供的保障因而十分有限。大多数破产企业职工和失业职工所领取的救济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其中一些有特殊困难的职工，如一家两口以上失业的，生活更加困难，已成为城市贫民。在下岗待业职工中，部分职工勉强能领到标准工资的40％～70％的生活费，而相当一部分职工领不到生活费。据复旦大学1996年对下岗职工282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下岗职工中领取下岗工资不到200元的有186人（其中领取工资不到60元的有22人），占65.9%，处于非常贫困状态。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失业有加大的趋势，长期失业职工人数增多。据广州市劳动局的调查，失业7～12个月的占21％，失业12个月以上的占9％。据吉林省的调查，在失业人员中，失业3～6个月的占16.2%；6~12个月的占39.4％；1～2个月的占27％；两年以上的占17.4％。据湖北省的调查，失业3～6个月的占181％；6～12个月的占273％；1～2个月的占25％；两年以上的占30％。据劳动部门初步统计，全国失业人员平均失业期已由4个月延长至7个月。在失业者当中，失业时间在半年以上的超过69％。失业期的延长进一步加速了失业者的贫困化。
这些数据反映的虽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但由于我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不断增加，而新增就业岗位又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其结果必然是失业人口总量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断，目前我国城市贫困状况比当时不可能有明显改善。
由此可见，庞大的失业队伍带来的是大量城市贫困人口，并进而严重影响着失业者的生活。
（二）大量失业人口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严峻的失业问题不仅造成大量人口的贫困化，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主要包括：
（1）爆发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大量的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没有门路，
经商没有本钱，自谋生路异常困难。而部分地区和企业欠发（不发）“下岗金”和“救济金”，欠发（不发）“工龄买断金”、“医药费”、“取暖费”、“医疗补助金”、“职工遣散费”等关系到失业下岗人员基本生活的费用，加上各种腐败、贪污丑闻和工作的简单、粗暴，使得我国爆发的激烈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十几年来，围堵政府机关、企业，包围政府、企业工作人员，断绝公路、铁路交通，游行示威、静坐等层出不穷。
（2）社会不满情绪日益上升。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了大量人口的生活没有出路，前途无望，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社会公平（政治公平、经济公平）逆向发展。还有很多不良社会现象，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加速上涨，各种不满言论数量大，言辞激烈。所有这些，表达的都是民众不满的情绪。
（3）用不正当手段谋生，经济道德丧尽，社会风气恶化。部分失业人员靠正常手段和渠道谋生困难，在社会道德风气恶化的大环境下，步入了不正当谋生渠道。近二十年来，走私贩私、贩毒卖淫、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假烟、假酒、假名牌、毒油、毒大米、注水猪、注水牛、瘦肉精猪、激素鸡……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
（4）经济性刑事犯罪恶性上升。大部分失业人员都是青壮年，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环境下，其中少数人铤而走险，或“占山为王”成为黑社会头目，称霸一方；或“落草为寇”成为车匪、路霸，为害乡里城镇；或沦落为形形色色的“智能型”犯罪分子。十余年来，凶杀、抢劫、偷盗、诈骗、拐卖人口、敲诈……屡打不绝，且成恶性上升趋势。
以上社会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是由失业引发的贫困问题而导致的，但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或多或少与我国近十多年严重的失业问题有一定的关联。
（三）失业问题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失业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它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几乎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下面仅从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以及失业引发的社会犯罪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1）失业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前面已经说过，我国严重的失业问题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城镇家庭的贫困，这对贫困者个人和家庭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这些贫困居民的日常生活缺乏基本保障，收入水平、生活状况大多令人担忧。有的甚至因生活无法维持而吃野菜、捡破烂、卖血、卖淫甚至自杀。有的因子女生活和学习费用负担过重，医疗费过高而经济上不堪重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