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村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乡镇企业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到90年代以后，有的乡镇企业还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市场竞争力。这对于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来说，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一方面可以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并在发展中逐渐实现乡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如果乡镇企业发展顺利的话，也许对缩小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但是，90年代中期前后，在以明晰产权为幌子的“私有化”运动中，乡镇企业在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政府强行改制了，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经济动物——中国农村集体工业，像恐龙一样突然消失了”。事后的发展表明，乡镇企业的改制并没有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没有使之成为改革者所预期的现代企业。相反，少数人却从乡镇企业的贱卖中牟取暴利，赢得了不少好处。而广大农民却从此失去自己历尽艰辛万苦创办起来的经济实体，丧失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生活陷入更为恶化的境地。所以，“乡镇企业‘转制’是中国在21世纪初‘三农’问题恶化的大背景”。它使得中国进入21世纪就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的考验，城乡社会协调发展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最后，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失衡更突出地表现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资源重新积聚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开始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包括农村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为主体的贫困阶层。
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仍然高达2900万，而且，那些刚刚脱贫的农民依然很脆弱，一旦遇到无法抵御的风险，很有可能再次沦为贫困人口。
还有，中国高达1亿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既无合法的身份，也无利益表达的机制，每月收入也大多在800～1500元左右，这是一个规模异常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尚没有彻底解决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一部分素质和能力不高的工人开始遭遇下岗失业的威胁，并逐渐沦为城市贫民。他们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之间，早年出生成长在“文革”期间，基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几乎没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而重新获得就业机会，这使他们极有可能将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
以上三类人群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与上流社会脱节，而且与社会的一般阶层都无法相比，被甩到了社会轨道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失衡问题的严重性。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调问题
所谓社会失调，是指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各个领域或层面未能协调发展和整体推进，出现发展失调的现象。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迅速，成就喜人。但与此同时，社会大系统的各部分发展却极不平衡，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失调问题。这种社会失调集中表现在经济发展带来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市场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等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
到2006年底，经济总量已达2.69万亿左右，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与此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呈现在人们面前。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等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过去，中国人总是很自豪地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来概括自己的国情。其实，这句话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中国“人口众多”是客观事实，但“地大物博”却值得推敲。因为从自然资源的绝对数来说，中国确实是“地大物博”，许多自然资源总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但如果考虑到中国13亿多人口的现实，自然资源的相对数量即人均拥有量却非常匮乏，大多数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表2-1是我国主要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从表2-1可以看出，从探明储量来看，除了钨、稀土、锌等少量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外，我国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大多数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森林资源和淡水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24％，属于森林资源和水资源极度匮乏国家。其他像国土、耕地、草原、可开垦农业用地、石油、铜、铝等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0%～4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不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资源奇缺的国家之一。尽管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资源问题的严重性，也采取了不少应对措施，但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日益增加，问题基本没有得到缓解，有的甚至日趋严重，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在隐忧。
就是在资源问题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并没有走资源节约型道路，而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2004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2003年，我国经济依然高速发展，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个成绩的取得却是靠高投入而取得的。2003年，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6.6％、92.9％和121.9％，这种增长速度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为此，经济增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我国当年GDP占世界的比重大约是4％，但是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由此造成了我国煤、电、油、运全面紧张，整个经济运行陷入紧张状态。
像浙江这样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情况则更为严重，当年仅电一项的缺口就高达30％以上，造成用电高峰期工厂不得不停产让电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此后，虽然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截至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在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的同时，能源问题自然接踵而至。到2004年，能源紧张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石油等重要能源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为此，中国政府对内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政策，对外积极争取海外市场的支持，以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能源。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从能源消费总量来看，中国资源消费已经居全球第二。以后随着经济增长能源供应还要增加，而且我国又是世界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采取同样的能源消耗方式，如何供应中国的能源就成了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一个国家人口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加起来还多。虽然美国能源消耗比我国多，但美国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1/4，如果我国跟美国一样的消耗能源，我国一国就要耗费现在全世界60％到70％甚至更多的能源。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但从这种比较中却能更清楚地看到我国能源问题的严重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具体表现在水循环和水平衡的格局正在遭到破坏、生态环境的守护神森林面临厄运、土壤遭受严重侵蚀、大气质量日趋恶化等方面。
仅从我国大气污染状况就可以看出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997年，我国城市空气质量仍处在较重的污染水平，北方城市重于南方城市。二氧化硫年均值浓度在3～248微克/米3范围之间，全国年均值为66微克/米3。一半以上的北方城市和1/3强的南方城市年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60微克/米3）。北方城市年均值为72微克/米3；南方城市年均值为60微克/米3。以宜宾、贵阳、重庆为代表的西南高硫煤地区的城市和北方能源消耗量大的山西、山东、河北、辽宁、内蒙古及河南、陕西部分地区的城市二氧化硫污染较为严重。
除此之外，我国的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等也非常严重，给我国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协调音符。
以上问题表现出的主要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调。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失调现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这种失调主要表现在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社会风气恶化、社会发展滞后等方面。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政治社会中的一个顽症，我国也不例外，相对来说甚至更严重。从近十几年的情况来看，腐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更令人担忧的特征。首先，腐败规模扩大，表现出隐蔽化、网络化的特征。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中国官员腐败越来越隐蔽，给监督和查处带来一定的困难。但腐败一经暴露，则往往规模庞大，构成一个个复杂的腐败关系网。像广西壮族自治区前主席成克杰腐败一案，就牵涉到一百多人，在当地形成一个势力强大的腐败关系网络。还有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一案，也涉及不少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其腐败的网络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其次，腐败问题还表现为逐渐高层化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中国腐败问题已逐渐呈现高层化趋势，从目前查处的案件来看，最高腐败案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阶层。像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等都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其腐败的危害更为严重。再次，腐败问题还表现为高智能化和黑社会化的趋势。当今中国腐败，越来越表现为高智能化趋向，腐败参与者大多通过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实施经济犯罪，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一定难度。不仅如此，不少腐败分子还与黑恶势力勾结，为恶地方，给人民生活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像前几年侦破的赖昌星“远华走私案”，就是腐败分子与黑恶势力勾结的典型。近年来，中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日益加大，对遏制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反腐败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政府官员腐败问题严重的同时，中国社会风气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人们的道德水平出现下滑，市场经济滋长了一些人不合理的欲望，引发了他们“巧取豪夺”、“不择手段”的心态；价值目标呈现疲软态势，“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至上观、“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至上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观纷繁芜杂、不一而足；一部分社会公民缺乏公共责任和义务意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明哲保身思想屡见不鲜；人们之间的感情淡薄、社会交往过于功利化；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如车匪路霸、黑社会势力、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现象死灰复燃。
以上现象说明，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没有较好地协调发展，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失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