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王涛回忆：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年，我的文化程度提高得很快。后来，毛主席又建议我多看《解放日报》，并教导我可以看看小说。那时，延安出版了《三国演义》。他说：“《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样布置兵力的。”按我当时的文化水平，看《解放日报》还是很费劲的。我一边看文章，一边查辞典，遇到一个生字，就在下面画一道杠杠。往往一篇文章看下来后，杠杠就画得满满的，生字不少。《三国演义》是半文言文，看起来就更加吃力。有一次，毛主席看见我拿着一本《三国演义》在发愁，就笑着对我说：“不一定看通本，可以抽一些片段读。我抽时间先给你们讲讲，讲完你们再看。”毛主席工作那样忙，但好几次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警卫员讲“三国”的故事。每一次，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听过毛主席讲故事以后，我们再去读书，就感到特有情趣，也好懂得。（董述秋、王涛：《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942年秋，据范明回忆，他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赵寿山有三条可以入党。毛主席听完后，屈了的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读过《三韬六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我说：“读过。”“读过了好，作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但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以从‘双十二’算起。”（《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61页。）
1947年6月中旬，一天，转移陕北中的中央纵队，在田次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毛泽东耳听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仍然是若有所思的神情。“主席又在想什么？”周恩来小声问，谈心一般。“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毛泽东继续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江青在火堆一侧听到了，大声说：“我听说必成（当时周恩来的化名）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三国演义》和《水浒》，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是吗？”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我十几岁才开始读《三国》。”“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三国演义》和《水浒》。”周恩来坦然承认，似乎毫不经意地讲一件极普通的事实，“但是我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作主人公？直到刚才我才想到，并且同时得到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任弼时叹服地望一眼周恩来——恩来是谈话的大师。（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80—181页。）
许褚，东汉末期曹操部勇将。史传称他力大可以拖牛，“一手逆曳牛尾，行百余步”。归顺曹操后，屡建功勋，受宠信于曹操。因勇猛知名，军中号为“虎痴”。许褚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等多处。
据薄一波回忆：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对我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薄一波：《再忆毛泽东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版，第23页。）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还反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做一个中国人，这些书不看是不行的。”又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这些好书，至少要读它三遍。”
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内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1955年夏季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时，问警卫员张玉生近来在看什么书。张玉生说：“看政治书，也看小说。”毛泽东说：“看文学作品很好，要多看些文学方面的书。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了解得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要看《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要吸收其中的好东西。”（《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
1955年的一次，毛泽东问警卫员葛来亮：“来亮，你在看什么书？”“在看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葛来亮说。毛泽东说：“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你看过吗？”葛来亮：“没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这三部书，不看它三遍太遗憾了。”继而他又说：“要学点历史、哲学、辩证法，不懂历史，不懂哲学，不懂辩证法，就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工作起来就不自由。”（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据李越然回忆，1957年，毛泽东在向他提了一个诸葛亮和曹操谁厉害的问题后，说他对《三国演义》只有一些浅薄知识时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三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960年4月14日，毛泽东在西郊钓鱼台邀餐。同在者：章士钊、程潜、李烛尘、唐生智、王季范、陈叔通、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徐冰，共12人。在漫谈中，毛泽东说：劳动工农最聪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红楼梦》的作者，都不是科名显赫的人。（许汉三：《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又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杜牧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李白（701—762），唐朝诗人，有《李太白文集》，存诗990余首。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杜牧（803—852），唐朝后期诗人，与李商隐齐名，称“小杜”，有《樊川文集》。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著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杂剧。
关汉卿，元朝戏剧家，著有《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等杂剧。
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曹雪芹（1724或1715—1764？），清朝小说家，《红楼梦》作者。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山东人，屡试不第，至71岁始为贡生，著有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2、高度评价《三国志》及其作者陈寿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高家村，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在谈话中，他对《晋绥日报》的某篇新闻通讯、某个编者按语，也都记得清楚。他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他说，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他还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的不完全对。（纪希晨：《忆毛泽东同志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山西文史资料》第31辑，第11页。）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评天下才子书有六：《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但并未听说他批注过《三国志》，此处也许有误。
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立刻要求组织史学家从事《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他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李一氓：《毛泽东同志与中国古籍》，见《光明日报》1983年12月18日。）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对裴松之的注批注说：“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张贻玖：《毛主席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柏村）人。刘宋元嘉三年（426），奉皇帝命令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完成。注文共有32万余字，略少于原著。他先后查阅了魏晋时期142家史籍，参考了200多种文献。他的做法有：（1）补充缺漏；如三国大科学家马钧，《三国志》只字未提，便须增补。（2）疏其详略；如关羽、赵云等人的活动，《三国志》过于简洁，即引《蜀记》、《赵云别传》补充；“屯田”甚略，即引《魏书》补充。（3）考信纠误；如官渡之战，《三国志》记曹操“兵不满万”，裴注以“记述者以少见奇，非实是也”，如当时钟繇就支援了战马2000匹。（4）提出质疑；叙其不同之说，对同人同事的不同结论，尽以罗列，供人们日后判断，如曹操杀吕伯奢就有三说。《三国志》注所引的魏晋时人所著史书，除少数如《华阳国志》，大多都已失传。
三国以《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为三史；尔后宋有十七史，明有二十一史之目；清朝乾隆时又增《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合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有武英殿刊本（《殿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及建国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据《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毛泽东的这部“二十四史”，系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版，同治八年（1869）岭南舴古堂重刻本。
1958年，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刘晔（？一234），曹操主要谋士。魏明帝曹睿想讨伐蜀，征求他的意见。刘晔与皇帝密谈“可伐”，但当同僚问他时，却说“不可伐”。皇帝责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他以不得泄露机密为借口。后来他责问泄露机密的杨暨：“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可采，不可不精思也。”
魏明帝曹睿，曹操之孙，曹丕之子，后继曹丕位。其故事在《三国演义》中开始于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为《张鲁传》写了段批语，并且印成了铅印件。现录如下：
这里（指《张鲁传》）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7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单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2—148页。）
张陵（34—156），即张道陵，东汉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在西川鹄鸣山造作道书，创立道派，为原始道教定型。因参加者须出五斗米，所以被称为“五斗米道”。后世道教尊他为“天师”，子孙世代相替，居江西龙虎山，称“张天师”。
张角（？一184），东汉末黄巾起义领袖，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创建太平道，自称“大贤主良师”，信徒遍及全国州郡。汉中平元年（184）率众起义，自称“天公将军”。部众都头缠黄巾，由此称“黄巾军”。不久病死，所部主力黄巾也失败，但余部仍坚持斗争了20年。
于吉（？一200），东汉末期方士，琅邪（今山东胶南）人。相传著有《太平青领道》。以符水为民间治病，有很多信徒。后为孙策所杀。
洪秀全（1814—1864），近代中国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广东花县人。在广西组织“拜上帝会”。清道光三十年（1851），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率众起义，称天王。后占领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农民理想国方案。清同治三年（1864）病死。
摩尼教，系公元三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它以光明和黑暗象征善与恶的本原。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宋宣和二年（1120）的浙江方腊起义，即信奉摩尼教，提倡“是法平等，无有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