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提供不同的智慧和谋略，如此才能更好地应付时变，只靠某一个或某种类型的人提供的智力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应时势的变化而起用不同类型的人才，形成不同的智慧资源，这是用人艺术最精微、也是最玄妙之处。
刘邦是以霸术而得天下的。在打江山的时候，刘邦对儒术以及儒生表现出过相当程度的厌恶。他叮嘱侍从，凡是儒生来求见都加拒绝，不要向他引见。郦食其去拜谒刘邦的时候，侍从告之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撒尿）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食其不敢说自己是儒生，而称自己是个狂徒，这样刘邦才肯见他。刘邦这种对儒生的轻蔑一直保持到他一统天下的时候。所以，楚汉相争的时候，所用之人多为策谋之士、战将和辩士，很少用到儒生。
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之后，还仍然像他逐鹿中原时一样，非常讨厌儒家学说和儒生，一谈到诗、书、礼、乐，刘邦就心生厌恶。大臣陆贾深通世变，偏偏时常在刘邦面前提起《诗经》和《尚书》，弄得刘邦很不耐烦，大骂陆贾道：“老子我提三尺剑，于马背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怎么能去信奉它们呢？”
陆贾则针锋相对说：“陛下于马背上得天下。也要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吗？过去商汤王、周武王诛暴虐，顺应民心，文武并重来治理天下。春秋时吴王夫差、中山国的智伯以武力称霸，但却不懂权变，最后穷兵黩武而败亡。秦国专任刑法治天下，一点也不因时而变，所以最后灭亡。假如秦并天下之后，行仁义，效法先圣，陛下又安能夺他的天下呢？如果陛下于马背上治之，恐怕是不能长久的。”
听了陆贾的这番话，刚刚得天下不久的刘邦惊悟自己于“审权变”的策略上有误，认识到用人、用术要因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此开始大量起用儒生，来帮助他治理天下。
叔孙通是一位儒生，在他投靠刘邦的时候，带去了儒生弟子数百人。但是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所以并不向刘邦推荐他的弟子，而是专门把那些盗贼壮士推荐给刘邦。他的弟子对他很有怨言。叔孙通知道后，就对自己的弟子说：“汉王现在提三尺剑冒死争天下，你们这些人能跟随他去厮杀疆场吗？所以我现在向汉王首先举荐斩将夺旗的攻拔之士。你们要善于等待。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刘邦有天下之后，曾大宴群臣，那些追随他马背上征战的武将，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和刘邦为布衣时一样，刘邦很是不高兴。叔孙通将其看在眼里，明白自己用武之时已到，就劝说刘邦道：“儒者难与进取，但却可与其守成。今陛下初定天下。群臣不懂应有的朝仪礼节，陛下也显示不出应有的威仪。如果陛下愿意，我可召一些儒生来为陛下定朝仪。”刘邦生性是个俭慢之人，对儒家的一套礼仪本是十分讨厌，但他也明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威仪天下，非儒家那一套礼仪不可。于是令叔孙通与诸儒生草就汉代的朝仪。
朝仪制定之后，刘邦令群臣勤加演练，不得有误，并于汉七年十月大会群臣，在这次朝会上第一次使用这套朝仪。群臣以尊卑次序坐于朝堂之上，饮酒既不敢仰视天子，也不敢大声喧哗。刘邦看到这种情景后非常高兴，说：“吾到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向刘邦进言说：“我的弟子追随我已经很久了，他们与我一起编制了朝仪，请陛下给他们点赏赐。”刘邦就把这些儒生都赐为郎官。叔孙通把他得的赐金分赠给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很高兴地说！“叔孙通真是圣人，知道当世最重要的事务是什么。”叔孙通由此而成汉朝的儒宗。
“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之争天下与安天下有别，在用人时，自然也要遵循不同的艺术。应该说，叔孙通的那句话“儒者难与进取，易与守成”是相当深刻的用人原则。儒生提剑打仗，冲锋陷阵确实不行，但守天下，安天下，治天下，却是离不开儒者的。“治平尚德行。乱世尚功能”，刘邦之所以很快转变自己的用人策略，于即位后重用陆贾、叔孙通这样的儒生，正在于他明白打天下和治理天下需要用不同的人才。当然他并没有放弃继续使用萧何、张良、陈平等权谋之士，但关于如何治理天下，他开始更多地从陆贾和叔孙通等儒生那里汲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智慧资源。这正是他因时变化而用人的重要体现。
用人要审于权变，即要根据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情况，择其应变自如、临机解决问题者而任之。因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虽无六韬三略以治军，满腹经纶以治政，但才思敏捷，巧言善辩，应变能力较强，常能取胜于困难之中。晏子使楚，巧答楚王，不辱使命，即是一例。但是，如果不能因势而择人，则不仅不能使其尽力胜任，甚至能招致失败。孔明错用马谡守街亭，使全军“陷之死地”，大败而回，此错虽在马谡，而诸葛亮也有临事错择其人之责。而实际上，马谡并非无能之辈，在诸葛亮率军征南之初，马谡曾就开发西南提出过一整套极其正确的建议，特别是其“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思想，在后来的南征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见，马谡确有其长，只是诸葛亮不能因势择人、审于权变罢了。
《围炉夜话》中说：“如果为人只知道循规蹈矩做事，而不知规矩的精神所在，那么就和戏台上的木偶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做事如果只知墨守成规，不知通变，那就像是照葫芦画瓢一样。”知变通和不知变通的区别就好比是画家与画匠的区别：画家能够独具慧眼，创造出全新的境界；而画匠只会循规蹈矩，以呆板的笔触，勾画一幅平俗的景象。
可见，用人之道的关键在于要随时而变，顺势而发。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用人之道随环境而变，首先是要做到对环境的适应。权变的用人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就像一个旅行者，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泥泞的沼泽和迷茫的丛林，终有一天会被“沼泽”和“丛林”所吞噬。有人研究过入主白宫的历届美国总统，发现他们在正式行使总统大权之前，大多要认真研究和仔细审视白宫的环境，以便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形势。罗斯福在他就任总统的前一百天中，就从了解和熟悉华府的官僚制度人手，使自己完成了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因此，他一上台就表现出如何利用这一制度去开展用人活动的非凡才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肯尼迪、尼克松以及福特总统，上台前也都是因为经过了一个熟悉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过程，积累了扮演新角的经验，才能在总统任上得心应手地开展用人活动。
适应组织系统的变化，这是用人之道随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组织系统也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具有生命周期，有它产生和消亡、成长和衰退的过程。随着岁月的流逝，组织系统的各因素、结构方式等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权变的用人者应根据这种组织系统的变化，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用人风格和方式。管理学家研究企业组织的成长阶段，指出企业管理者的用人作风一般应随不同的阶段作相应的变化：第一，企业创业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拓能力：第二，企业发展阶段，用人者应具有守业精神和行政管理能力；第三，企业成熟阶段，用人者应主要有创新精神和变革能力。
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考虑到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特征，提出了一个随环境而变的用人方式“五型说”，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设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开创成立阶段：
二是维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稳定成长时期；
三是进攻型用人方式适宜于企业与外界出现冲突的时用；
四是防御型用人方式适合于企业的公共关系失谓之时；
五是矫正型用人方式适用于企业形象受到损害时比较适当。
重大节，宽小过
——赵匡胤宽容用赵普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意为人要有宏大的胸怀和溯大的容量。用人者亦要有容才之量，能容纳则能招之、用之，不能容之则流向他方，错失良才。项羽因不能容忍韩信的出身低微，结果使韩信改投刘邦，自断臂膀；《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容不得人，结果被林冲火并。
用人就不应以人才为敌，只要是人才，能为我所用，就应不计前嫌，不以前过为过，敢用和善用曾经犯过错误，反对过自己，甚至与自己为敌的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对有过前嫌的人一棍打死，一味纠缠于过去不放，动不动就揭别人的历史上的“伤痕”、“污点”，如此与人才为敌，其实是与自己为敌。
魏征是河北巨鹿人，后迁至相州临黄。唐高祖武德末年，魏征为太子诜马（官职），是太子李建成的首要谋士。当时，为争夺皇位，太子李建成与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明争暗斗。作为太子的心腹，魏征经常劝太子宜早采取有力措施，先下手为强，收拾掉竞争对手。然而，太子不听魏征的话，终至命丧黄泉。
“玄武门之变”后，太子败北。李世民把魏征找来责问他：“你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是何道理？”见太宗如此动怒，当时在场的人都为魏征的危险处境担心。然而，魏征却一点也不惊慌，他对李世民说：“人各为其主。皇太子建成如果听从我的话，就一定没有今天的杀身之祸。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听了魏征的回答以后，肃然起敬，不仅给予格外的礼遇，而且提拔他为谏议大夫。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的一天，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设宴款待文武百官。在宴会上，长孙无忌对李世民说：“王珪和魏征都是当年太子的近臣，我一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又和他们坐到一起了。”唐太宗回答说：“在过去，魏征的确是我所痛恨的人，但是，他忠心耿耿，不过是各为其主，作为臣子，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称道的。正是因为魏征敢于冒犯我，直截了当地争谏，不允许我做错事，所以我才这样器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