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生死抉择》这部电影，魏正隆很有感触，他觉得面对腐败，真正面临生死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李高成，而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他甚至怀疑如果自己面临李高成的处境能不能像李高成那样选择？魏正隆的确为自己的犹豫而心惊，他觉得应该在全党干部中搞一次大讨论，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李高成应该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提笔想率先垂范写一篇观后感。刚点上一支烟想琢磨一下文章的开头，李绍光阴着脸进来了。魏正隆很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绍光，见李绍光进来便和盘托出，然后尖锐地问：“绍光，你说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应该说李绍光对这个问题思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他上任东州市委副书记那天起，就一直在思考，当仔细听了魏正隆关于《生死抉择》的观后感，他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腐败的根源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这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有其合理性。”
魏正隆起身一边踱步一边沉思，他很欣赏李绍光的坦诚，但是他弄不明白“腐败的合理性在哪里”，于是他反问：“绍光，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
李绍光用两个手指戳着茶几说：“制度堵讲真话的嘴，使执政党害怕人民的意见，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勇气学会坦诚，就永远也听不到真话。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允许人们讲真话，哪怕是揭露自己的伤疤，也让人家讲出来，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就因噎废食，否则花大力气捂矛盾换来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稳定’，孕育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收拾的结局。”
“绍光，你的观点总是那么犀利，”魏正隆感慨地说，“你说的对，党的坦诚会带来社会风气的坦诚，党敢讲真话人民才乐意讲真话啊！”
李绍光起身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一边喝一边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贪官污吏史，人治、专制、官本位、权力崇拜、舆论被钳制以及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陈腐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常言道以史为鉴，老魏，‘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为官之德，而今‘武死战’犹在，‘文死谏’者有几人？”
魏正隆惆怅地说：“这就叫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不承认这个道理，无异于掩耳盗铃，时间久了，非出问题不可啊！”
“老魏，”李绍光借题发挥地说，“这第一个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的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李国藩昨天那么重要的活动都不参加，快成‘党内个体户’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忍再忍？”
魏正隆早就习惯了李绍光的刻薄，但是如此明了地捅破窗户纸还是令他这个当班长的有些难堪。
“绍光，”魏正隆似有难言之隐地说，“还不是为了班子团结，你得承认国藩是肯干事的市长，自从他上任以来，银环路工程突飞猛进，这又启动了‘三四三’工程，应该说在年内改造三条街路、四个广场和三座立交桥都是大手笔，特别是四个广场中的市府广场，我看了规划图确实可以代表东州的形象。”
李绍光冷哼一声，揶揄道：“老魏，或许光荣背后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啊！别的咱不说，就说即将戳在市府广场上的那个雕塑，那哪是什么凤凰翼，根本就是权力崇拜的权杖！”
魏正隆并不赞同李绍光的意见，他觉得李绍光过于尖刻了，便认真地说：“绍光，经过夸张变型的木雕图腾，呈三角型组合而成，融汇了战国时期的钟鼎语言，既显得古朴典雅，又具有时代气息，取高二十一米，象征着东州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正如大鹏展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即将翱翔在二十一世纪的万里晴空，多有内涵啊！”
“老魏，”李绍光激进地说，“你说的都是表面的东西，凤凰翼雕塑寓意在权，全身包金，金灿灿地屹立在市府广场，旁边就是国旗，足以彰显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和对权力无限向往之情，不然他也不会在昨天的常务会上将雕塑底座修成真空仓。”
魏正隆不解地问：“将凤凰翼的底座修成真空仓干什么？”
“干什么？”李绍光嗤之以鼻地说，“还不是为了流芳百世！李国藩从改造市府广场那天起，就有一个设想，他要在千禧年给一百年以后的市长写封信，封在凤凰翼底座中，他不仅要让东州市人民看见凤凰翼便想起他李国藩，他还要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也不忘记他，这不是政治野心是什么？”
魏正隆恍然大悟地说：“李国藩为了青史留名，用心良苦啊！”
“老魏，”李绍光捂着肚子似乎有所不适，他呷了一口水接着说，“有件事我应该向你通报一下，有人跟我反映，在澳门葡京赌场看见过张国昌，而且就是在北京学习期间。”
“什么人反映的？是不是看走眼了？”魏正隆难以置信地问，“我听说国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口碑非常好，各种成绩都名列前茅，特别是最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获得很高的评价，在政治上，他可是前程似锦啊，不会不珍惜吧？”
“老魏，还是宁信其有好一些，”李绍光谨慎地说，“我手里有几封关于反映丁仁杰、李凤江嗜赌的举报信，还反映与张国昌的关系不正常，称兄道弟不说，有人说这两个人多次陪张国昌去澳门葡京赌场。”
“多次？”魏正隆警觉地问，“有多少次？”
“目前还无法查证，因为举报信都是匿名的，真假难辨，但是无风不起浪啊！”李绍光担心地说。
“绍光，”魏正隆严肃地说，“这种事不能姑息养奸，从保护干部的角度敲山震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绍光，你抽空找国昌谈一谈，看看他的反映。”
“老魏，”李绍光为难地说，“无论是李国藩还是张国昌，都不是省油的灯，特别是国昌，别看表面上绍光长、绍光短的，其实骨子里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找他谈怕是不妥，不仅听不进去，还会认为我别有用心，老魏，我看还是你先找他谈谈比较好。”
李绍光说完脑门上渗出细汗，魏正隆觉得李绍光脸色不好，说话气力不足，便关切地说：“绍光，你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工作不能太累了，整天工作起来与时间赛跑，你不要命了？”
说着，魏正隆亲自给李绍光倒了一杯水，李绍光接过水杯自我解嘲地说：“老魏，尼采说，不朽的东西，仅是你的譬喻！麻烦的上帝，乃是诗人的骗局，人仅仅是‘永恒’手中的玩物，不朽只是人的梦想。因此，自从得了结肠癌后，我就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共产党宣言》说得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不瞒你说，老魏，我死后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绍光，你太悲观了，你的手术不是做得很成功吗？马克思才不会收你这么年轻的幽灵呢！”魏正隆抚慰地说。
“谁说的？”李绍光虚弱地笑了笑，“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家们一直苦苦探讨的问题，其实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早就解决了，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来，最后只能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魏正隆伤感地说：“你太理想化了，恐怕在我们的队伍中，一些灵魂马克思是不会收的，恐怕连上帝都不会收，只能去幽冥之国忍受煎熬了。”
“老魏，不是我理想，如果我们连理想都丢了，才是生死抉择的大问题啊！”李绍光疲惫地靠在沙发上说。
53、长城
将近一年了，我乘飞机穿梭在东州与北京之间，像一个内心的流亡者，对我来说，北京就像情人“卡吕普索”，东州就像妻子“佩涅洛佩”，我不是奥德修斯，但是我的灵魂正在漂泊，而我的肉体仿佛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我的内心深处光明与黑暗不停地举行婚礼，无论是情人“卡吕普索”，还是妻子“佩涅洛佩”，都在痛苦地哭泣，我的心弦被这痛苦的哭声拨动了，我的灵魂就像一缕清溪向黑水河方向奔流。
最近赵奎胜请几个市长的秘书吃饭，我原以为赵奎胜是张国昌的死党，通过这顿饭，我才发现，他正在通过巴结陈建祥向李国藩靠拢，这不得不引起我的警觉，商人的本性是有奶就是娘，何况是奸商。
席间，我特意借陈建祥醉酒之时探讨了李国藩对张国昌的印象，想不到陈建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听说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张国昌之心也路人皆知。”
言多必失，这样的场合我不便深问，但是陈建祥是李国藩肚子里的蛔虫，常言道，酒后吐真言，如果李国藩平时不在他面前灌输这样的观点，陈建祥怎么可能胡言乱语？
那顿饭之后，陈建祥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李国藩对张国昌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李国藩的政治野心，嘲讽张国昌是司马昭，就等于李国藩承认自己是“魏帝”，把东州当成什么了？魏国！一个梦想成帝的人要多可怕就有多可怕，与李国藩的野心相比起来，张国昌的野心真是小巫见大巫。
常言道玩物丧志，张国昌的志向有多大，他的玩心就有多大，在北京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就在我为他的毕业论文绞尽脑汁之际，他却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北京，起初我以为张国昌可能在毕业论文上又要玩小把戏，是不是让我写的同时，又找了另外一个或几个高人写？结果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在他的宿舍门外，我就听到了孟丽华爽快的笑声。孟丽华什么时候来的我却一概不知，这两口子活着就跟捉迷藏似的，整天在跟周围的人藏猫猫。我一进屋就知道这两口子又有什么大计划了，只是不知道我这次是跟着藏起来，还是佯装找！
孟丽华见到我就像母亲叮嘱孩子一样说：“雷默，你大哥就要毕业了，回到东州不知道会有多忙，你大哥在北京累了一年了，难得清闲几天，正好党校没课了，学员们都在写论文，我陪你大哥去韩国散散心。”
接着张国昌像爹嘱咐儿子一样说：“雷默，这几天你就别回东州了，别人问，就说在北京和我一起琢磨论文呢，千万别说我出国的事，另外，别住在驻京办，找家酒店住下。”
市委常委擅自持私人护照出境是违纪的，但是据我所知，市领导大多都有私人护照，有的公务护照和因私护照加在一起有七八本。
我向这两口子表了决心后回到了市驻京办，刚好赶上食堂开饭。我打饭时遇上了丁能通，他把我拽到一棵梧桐树下低声说：“雷默，明天我陪张市长和大嫂一起去韩国，是不是张市长不让你住在驻京办呀？”
“对呀，我正琢磨住哪儿呢！”我惊异地说。
“驻京办人多嘴杂，是不能住在这儿，”丁能通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说，“我已经给你订好了王府井大酒店，这是房卡，这几天我的奔驰你开着吧，这是车钥匙。”
晚饭后，我开着丁能通的奔驰车来到王府井大酒店住下，心想，你张国昌累一年了，我他妈的比你还累，既要忙活东州的一大摊子事，又要到北京照顾你的生活，给你做作业，还时不时地得当间谍，家里什么事也指不上我，反正毕业论文也写的差不多了，不如把杨娜叫到北京享受一下二人世界。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杨娜，这几天能脱身吗？”我兴奋地问。
“能啊，明天北京正好有个会，报个到就行。我本想让手下人去呢。”杨娜好像在啃苹果。
“太好了，这可真是心想事成，你别让手下来，你自己来，正好这几天我在北京没事，你过来，咱俩爬长城。”我喜滋滋地说。
“有这好事？张市长能放你假？”杨娜半信半疑地问。
“他跟孟丽华偷着去韩国，怕东州人知道，所以，不让我回东州。”我实话实说。
“他去韩国干什么？”杨娜警觉地问。
“不知道，我只管干好自己的工作，别的一概不问。”我冷冷地说。
“他不带你去更好，指不定干什么去了呢，明天我过去，好好陪陪你。”杨娜高兴地说。
“好了，明天我去首都机场接你。”
我挂断电话有一种预感，杨娜的判断是对的，张国昌和孟丽华去韩国不会有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否则不会怕走漏风声，跑北京快一年了，还没好好看看首都呢，想到可以陪老婆一起爬长城，我心里感到当秘书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
杨娜的会在五洲大酒店开，我从首都机场接她去五洲大酒店报了到，领了资料，然后回到王府井大酒店。晚上，我陪她去了燕莎商城，难得陪妻子逛商场，杨娜很高兴，她说晚上要奖励我，我明知故问地问怎么奖励，她脸色羞红地说：“忘记你的身份，回复你的本性，解放你的生命力，浑然忘我地发泄！发泄！发泄！”说完拽着我的手就往萨拉伯尔走，边走边说，“你呀，被束缚得太久了，只有进入醉的陶然境界才能找回自己的本真！”
还是妻子了解我，说实话，我不仅被束缚得太久了，被压抑得也太久了，总觉得自己乘着一叶扁舟在浩瀚无边、波涛无常的大海里航行，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可以侥幸躲过险滩，但能不能躲过暗礁？我却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恐惧。也许只有酣睡才会真醒，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也要有声有色地演，绝不失掉悲剧的壮丽与快慰，我愿与杨娜携手体会这种壮丽与快慰。
毛 泽 东 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不知来北京多少趟了，这还真是第一次登长城，当我和杨娜来到长城脚下时，长城之上人山人海。我想象中的长城应该是在劲厉的寒风中时断时续的頽壁残垣，而八达岭长城却像是建在山上的休闲大道。
登上长城，放眼四野，但见城墙南北延伸，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我牵着杨娜的手往长城高处攀登，心中涌出无限感慨。
“杨娜，你想过长城的意义吗？”我有些气喘吁吁地问。
“长城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吧。”杨娜停住脚步说。
“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象征呢？”我较真地问。
“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或强大，也可能象征着中华文明的保守或虚弱。”杨娜若有所思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