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电话,还拿了一件不属于我的东西留作纪念,这就是张国昌去北京学习前拜访老书记时,袁伯守亲笔所书赠送张国昌的那幅字,正是明代昌坤在其《吏品》中的官箴,我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摘下来,物是人非,我心中百感交集。
张怀亮的车已经到了,公务班的工作人员把两个大编织袋和老书记的字送到了楼下,我深情地环视了一眼办公室,径直向朱玉林办公室走去。
我推开朱玉林办公室的门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见我进来略显吃惊,“雷默呀,快请坐,快请坐。”
“朱秘书长,”我从容地说,“不坐了,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说完我把牛皮纸信封恭恭敬敬地放在他办公桌上。
朱玉林意外地问:“雷默,你这是……?”
“朱秘书长,”我淡然一笑说,“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关照,再见了。”
我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已经华灯初放,市府广场上消夏的人群熙熙攘攘,我望了一眼金光灿灿的凤凰翼,仿佛它立在那里在为我送行。此时,微风拂面,张怀亮按了一声喇叭,我上了车,回望了一眼市政府办公楼,心中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十四时二十一分于沈阳
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
我一直认为,小说是对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的整合,小说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文体,是因为它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中外之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等等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人性之光的“阿莱夫”。加缪说,“小说从来都是形象化的哲学”。
对于《市长秘书前传二》来说,形象化是艺术魅力,是枝叶繁茂和果实,而精湛的哲学思考和政治微奥才是主干。如果前者带给读者震撼与战栗的话,那么后者带给读者的必然是理智与冷静。我一直试图使我的小说对外直面现实,对内直面心灵,那么现实与心灵用什么联系?就是用思想,用哲学。这才是小说的真面目。如果仅仅直面现实(包括直面历史,因为历史是发生过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没有勇气直面心灵,只能叫做故事,不是小说,写故事的人也不是小说家,只能叫叙事者或讲故事的人;如果仅仅直面心灵,而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只能叫宗教或哲学,只有将两者打通,才能看到小说的真面目。
直面现实与直面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因为两者一直是相通的,尽管有堵墙试图把它们分开,但是哲学将这堵墙推倒了。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这条通道就是为小说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尽管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但它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家完全不同,哲学家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小说家的思考方式非常丰富,有隐喻的、讽刺的、象征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幽默的、滑稽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只要有利于揭示存在之谜,小说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自由自在的。
当然,无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多么丰富多彩,也不能离开想象中的人物生活的圈子,因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是通过人物的生活滋养出来的,是人物的生活为小说家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可能。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那么《市长秘书前传二》是怎么进入人物灵魂的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内省,通过自审,通过哲学性的解剖进入人物的灵魂,这是一个“抉心自食”的痛苦过程,也是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不如此不足以打开心灵之门,不如此就无法揭示存在之谜,而存在之谜恰恰是一部小说最本质的东西。我通过这个过程试图探询谁是腐败的制造者,谁是腐败的牺牲品?权力崇拜的根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国人的本土宗教?这就是我在小说中探询的未知,也是这本书的道德。应该说这是一部情节小说,是一部人物小说,是一部心理小说更是一部认知小说。小说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揭开“人人合一”的假象,深刻剖析了“人权合一”的本质。真正的小说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普鲁斯特说:“读者如果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书中所说的东西,那就证明这本书具有真理性。”米兰.昆德拉认为,这句话定义了整个小说艺术的意义。尽管如此,要想理解《市长秘书前传二》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读小说那样读它,不要在这部书中寻找自画像,不要在人物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因为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跟我的想象力都密不可分,包括雷默,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带有唯一性,不可模仿性。在这里,雷默的情人花落落代表的是美,是尼采的日神精神,通过她使我们懂得要止于清泉,不要追根究底达于地狱,这一点雷默做到了;妻子杨娜代表的是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是雷默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钥匙,美和真都是浸在雷默灵魂里的,正因为在他的心灵中美和真的价值,才成就了他骨子里的善,从而在致命的漩涡中得以自拔。因此,在雷默没有创作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出一个雷默,在雷默身上充满了不可预料性,正是雷默的不可预料性成就了《市长秘书前传二》的魅力。
因此,在个人命运之外,悲剧性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当然,雷默的精神痛苦是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的,雷默不可避免的精神痛苦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写照。可见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并不是隔绝的,因为小说家既不能逃避时代,更不能逃避灵魂。当然,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结构是不可分的。
《市长秘书前传二》由两条叙事线组成,一条是第一人称;另一条是第三人称。艺术是对生命的伟大激情,小说是对生命的伟大沉思。生活的艺术在于善于利用逆境,小说的艺术在于利用生活通过作家想象出来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市长秘书前传二》应该说是一部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真实、生动、完整地阐述人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从自我寻找本我甚至超我的哲学报告。全书通过内心独白、梦幻、意识流等方式,描写了主人公的大量感觉、联想、推测、意念等诸多内心活动,清晰地展示了人物、场景和主人公思想的变化,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了哲学探讨。
本书采用了展示内心和展示处境相结合的自叙形式,但同时用第三人称来弥补自叙形式的不足,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雷默的内心世界和置身的现实世界。
我一向不把自己局限在经验写作上,我更喜欢将小说当作学问做,为此,我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研究型小说家。我不仅力争做思考的主人,更力争做行动的主人。我的手不情愿地放下笔。我一向认为小说是先于规范的,小说从诞生那天起就不适合在象牙塔里,小说是创作性的实践,它一定是先于理论的,任何理论都不能束缚小说的发展,小说不应该有一定之规,为了解开存在之谜,所有规矩都可以打破,所有手段都可以尝试,所有方法都可以采用,不如此,何以创新?
我在这部小说里,通过情节、人物、场景,阐述了许多先哲和小说家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大多化成人物的思想通过小说表现出来。我一向认为思想是最闪光的人性,真正的小说应该与人性本质相适应,能与人产生互动感应和精神愉悦。人性的矛盾是艺术的根本,只有抉心自食,才能使灵魂发生裂变,这种裂变对雷默是生死攸关的,对谁又不是呢?其实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变形的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天然的通道,当然,发现这条通道并不容易,就像雷默一样,想在致命的漩涡中,顽强地、盲目地独善其身是危险的,更是痛苦的,这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
好在文学与人性是互为力量的,人性是文学的主题,文学揭示人性之光,这光芒无疑是思想之光、艺术之光,当然也是哲学之光。真正的小说家是用良知写作的,他们不会掩盖任何心灵的感知,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真理揭示出来,哪怕是这真理让你心惊肉跳也决不妥协!
博尔赫斯借助他的人物奎因说:“我不属于艺术,我属于艺术史。”我也借助于赫伯特.奎因的话说:“我不属于灵魂,我属于灵魂史。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我不属于文学,我属于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