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从北京发信回巴黎说，法国的珐琅在清宫上下受到极大的欢迎，大家争相抢购，现在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请求法国商舶运载大批珐琅器来中国。
珐琅，又称“佛菻”“拂郎”“佛郎”“发蓝”，实际上是一种彩色玻璃质釉。珐琅工艺以长石、石英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为熔剂，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为乳浊剂，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成珐琅熔块，再经细磨而得到珐琅粉，或配入黏土经湿磨而得到珐琅浆。经过粉碎研磨的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后，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则称为瓷胎珐琅。珐琅工艺是西方著名工艺美术品种，发明于古埃及时期，中世纪西欧各国、拜占庭帝国和伊朗都非常盛行。珐琅器于12世纪从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工艺技法在元后期传入我国。珐琅品种有金属胎的掐丝珐琅、錾胎透明珐琅和玻璃胎画珐琅。金属胎的掐丝珐琅和錾胎透明珐琅在元朝时传入我国，被称为“珐琅嵌”和“大食窑”。明朝宫廷开始自己制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金属胎掐丝珐琅，可能是由于景泰款的流传较多，釉色以蓝色为主，因此后世俗称为“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工艺复杂烦琐，先后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工序，制造出的器物造型优美，纹饰精彩，色彩华丽，光泽辉煌。景泰蓝早期造型多模仿古代的青铜器，如尊、觚、鼎等，纹饰也以饕餮、蕉叶等青铜器纹饰为主，后来开始制作一些日常用品，也借鉴瓷器的纹饰，比如菊花、缠枝以及各种人物、动物的图案。其色彩不仅丰富绚丽，而且以蓝色为主色调，加上镀金的轮廓线和铜胎的光泽使得整个器物更显端庄典雅、辉煌亮丽。特别是到了清乾隆时期，景泰蓝的制作工艺炉火纯青，手艺更为精细，器形增多，出现了很多大件制品，并且与漆、木工艺相结合，制作手法上更趋繁复，色彩更为丰富，更显珐琅之名贵。
此后西欧又出现了金属胎画珐琅，尤其以路易十四的内务大臣柯尔伯特于1670年在法国中部城市里摩日创办的“利凡特”珐琅工厂生产的器物最为精美，其鼻烟盒、首饰盒等制品不但有油画般细腻的画面，而且袖珍精巧、光洁润泽、风格华丽，因此畅销世界，并且很快就由法国商舶运到我国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城市——广州，进而再贩卖或进贡到内地和宫廷，因此又俗称为“洋瓷”。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洋行的商人开始在贩卖法国的画珐琅器的同时，在广州设厂雇员大量制造画珐琅器，以满足中国达官贵族的需要，甚至返销欧洲。
对西方科学与艺术都有兴趣的康熙皇帝一定也十分喜爱这种画珐琅器，所以很可能在他的授意下，清宫造办处“珐琅作”除了制造传统的掐丝珐琅即景泰蓝外，也开始自制画珐琅器。据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巡抚杨琳推荐的珐琅器匠师潘淳、杨七章进入内廷造办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从法国聘请法国珐琅艺术家格雷弗雷来华，在造办处做指导。造办处制造的画珐琅器既有铜胎画珐琅器，还有玻璃胎画珐琅器，并且开始在景德镇烧造的白瓷上画珐琅。大概是由于瓷器更适合使用的缘故，由此开创了又一个新的瓷器工艺也是珐琅工艺的品种——瓷胎画珐琅，或称洋彩瓷器。
乾隆二年（1737年）十月十三，乾隆给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的谕旨中讲道：“洋彩黄地洋花宫碗花样甚好，再烧造些……再照洋彩黄地洋花宫碗上花样将小盒亦烧造些。”
清乾隆珐琅彩缠枝花卉纹蒜头彩瓶高18.6厘米，口径2.8厘米，底径5.3厘米，纹样完全为仿欧洲洛可可风格的西洋卷草花。乾隆时期洋彩器装饰最多的就是洛可可风格的西洋卷草花，或吸取其表现方法，变形为我国的莲花、牡丹、牵牛、玫瑰等大型花卉。这些花叶翻转卷曲，均呈多方连续法组合，形成规矩严谨、烦琐堆砌的图案。有的中间还穿插八吉祥、蝙蝠、万子绶带、双鱼、戟、磬等寓意纹样。这些纹样均以各种彩色精心渲染描绘，每一朵花的花瓣都颜色娇嫩，每一片叶的筋脉都纤毫毕现。很多还描金镶边，颇似铜胎掐丝珐琅，并且这些纹样一般都在黄、绿、洋红、蓝等色地及金地之上，而这些色地上又多轧刻成极细密规矩的花纹，有几何式的，有卷草的，呈现出锦缎般的效果。故当时这种装饰就被雅誉为“锦上添花”。乾隆彩瓷的这种装饰具有其他任何艺术，甚至织锦也无法相比的华美精致的效果，有些洋瓷的珐琅彩绘画也改为在“锦上添花”地上的圆形开光中呈现。开光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很可能也是受西洋瓷器的影响，因为当时法国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帕杜尔夫人的塞佛尔瓷厂生产的瓷器装饰特点，就是以蓝、绿、黄、玫瑰色为地，中间开光画人物故事或写生花卉。乾隆彩瓷开光中的山水画内容有西湖、盘山、景州塔等名胜，有各种四季景色及春耕、读书、烹茶、渔樵等主题的画面，多青绿工笔画法，笔法细腻，色彩明净艳丽，画面意境宁静祥和，而且一般都相应地配有乾隆的御制诗，还有焦点透视法画的西洋风景。这一时期的洋彩瓷器结合了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技法，洋溢着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安宁的气氛。
乾隆时期的装饰艺术，表现出与欧洲洛可可式相同的特点，而这与其说是乾隆皇帝个人的审美爱好，不如说实际上是18世纪社会风尚的产物与反映。我国艺术的发展其实与世界艺术史上艺术风格的变化具有相同的规律。在欧洲，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风格由中世纪的庄严肃穆，经历了14~15世纪文艺复兴式的现实感与人文性，16~17世纪巴洛克式的热情奔放和强烈运动感，到了18世纪，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与资产阶级的日渐兴起，艺术呈现出洛可可式的纤巧华丽与矫揉造作，带有浓烈的脂粉气。没落宫廷艺术的奢靡典雅与新兴市民艺术的富贵华丽融合在一起，它们既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致的工艺杰作，也是玉中魁首等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及封建社会走到终点的标志。
乾隆八年（1743年），唐英与他的副手催总老格又研制出了我国整个古代制瓷史上设计最精巧、工艺最复杂的作品——转心瓶、交泰瓶。转心瓶是以瓶心、夹层、瓶身、底座等分烧组合而成。一种是瓶分内外，外瓶身镂空花纹的套瓶；一种是以如意云头或雷纹等形式将瓶身分上下部分，上部套在与底部连接的内心上，呈交错状的套瓶，取义天地交通，国泰民安，故曰“交泰瓶”；一种是瓶颈与夹层连在一起，套在腹内内心上，底部与内心连接，腹部开光或镂空花纹，转动瓶颈，由外部开光看到夹层旋转变化的图案，犹如走马灯；更神奇的是有的瓶口装水，利用水轮机原理，凭水珠滴漏的重力，推动夹层转动；还有一种颈部写天干，与腹的地支相对，组合成变化无穷的万年历，思维巧妙；最复杂的是集交泰与转心于一体的交泰转心瓶。乾隆皇帝见到这些奇巧之作后，未加赞美也未加批评，而是告诉唐英：“不必照随常瓷器一样多烧，嗣后按节进十数件。”可能是乾隆皇帝也觉得其工艺过于复杂、费工而不易生产制作，故而存世量很少，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