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内阁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其后不久即有情报说，除德国外，其盟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争论的双方都同意建造8艘了。
海军建设计划的辩论刚结束，身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根据新情况，提出了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与往常一样，丘吉尔仍然站在了老朋友的这一边。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对财产，尤其是对地产征收新税的问题，并特别提出养老金不应具有捐助的性质，故而引起了富有的权贵们的不安，并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但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多数人的支持，起到了促使该党主要力量恢复团结的作用，令自由党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生机。
劳合·乔治的计划中有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就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埃斯奎斯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显然他们曾就此交换过意见。同年10月，丘吉尔在丹迪市发表演说，提出设立“平衡机构”来调节劳动力市场，这就将劳合·乔治的计划阐述得更为具体清楚了。
保守党与上院的贵族们对这项计划非常不满意，因为计划中的地产征收新税等种种问题，已经触动了他们富有的权贵利益。所以在初夏的时候，保守党逐条批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计划。11月，他们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但是保守党的这一做法极不明智，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长期以来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自由党人认为这是对英国立宪准则和立宪传统的破坏，这将使自由党在未来的大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来争取选民们的支持。
1909年12月，下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并篡夺了下院的权利。紧接着，政府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
贵族出身的丘吉尔反复考虑自己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最后他选择站在内阁这边。虽然这种行为是对以前他所在的那个集团的一种背叛，因为他们马尔巴罗公爵世家是全国贵族联系的纽带，但还是选择反对上院，他不后悔，因为他知道，未来的英国是属于下院的。
不过，这一次的大选对自由党人并不顺利。本来，自由党想依靠在下院的多数来开展反对上院的斗争，但他们却希望通过大选得到选民们的肯定，他们甚至提出“贵族们压制平民”的口号来博得选民的同情，而选民们则判定自由党人失败。
1910年2月9日的大选结果表明，自由党在大选中失去了不少席位，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82席，工党获40席。自由党在下院失去了多数席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生存。
虽然自由党的选举失败，但是丘吉尔却在丹迪市的竞选中获得了成功。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并能准确地抓住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
为了保证兰开夏郡和柴郡的选民们不至于倒向保守党营垒，丘吉尔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也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他反唇相讥道：“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保守党的领袖们对丘吉尔的活动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深感忧虑。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说：“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
在竞选期间丘吉尔发表的大量演说被汇集起来，编辑成书，很快付印，赶在1910年1月竞选结束前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这本书实际上成了自由党人的竞选手册。最后，丘吉尔以10 747票当选；落选的两名保守党人以及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总数还不如丘吉尔一个人的得票多。首相埃斯奎斯则对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深表满意。给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演讲次数那么多，内容却很少重复，效果又极为显著，因此他请丘吉尔到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
丘吉尔在这次选举中的出色演讲，使他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样，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内阁中的分量更重了，他的地位是无人可替代的。大选之后，他职位的变动是无可非议的。
选举之后，埃斯奎斯对内阁成员作了某些调整。由于丘吉尔在政治斗争和竞选运动中的出色表现，首相希望他在日显重要的爱尔兰问题或者内政问题上发挥才干。经过考虑，丘吉尔放弃了爱尔兰事务大臣职位，选择了内政大臣要职。至于他出掌海军部的愿望，只能留待不远的将来再实现了。
内政大臣，尽职尽责
1910年大选的结果使首相埃斯奎斯明白，必须争取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支持，才能够与保守党完全地抗衡。但是爱尔兰事务又是一块烫手山芋，所以首相认为要让大臣来处理这个棘手的事务。由于丘吉尔在大选中的出色表现，他选择让丘吉尔来当内政大臣，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
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因此，35岁的丘吉尔登上内政大臣的宝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应是一件很大的成就。内政部负责管理全国的监狱、少年罪犯营、消防队和伦敦警察局，它可以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对组织议会选举有一定权力。此外，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渔业、社会治安、监督外侨、社会公德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个职位的管辖范围。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紧密相关。”有时内政大臣不得不处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激凌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最后，内政大臣还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呈交国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完成的，到丘吉尔任上才改由内政大臣经办。
丘吉尔一上任，就开始打算进行社会改革，这很符合他作为一名社会改革家的身份，即立刻着手进行监狱改革。当时，英国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运动不断高涨，导致了英国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剧增，他们在牢房里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由于丘吉尔做过布尔人的俘虏，使他对失去自由的人怀有同情心；同时，他也受到了要求对犯人实行较人道的待遇的社会舆论的影响。
因此，他在1910年3月，即他上任尚不满一个月的时候，就向下院提出了一项对“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案。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作出了严格规定，并在条文公布前，将写作了流行剧《公正》以揭露单独监禁对犯人的摧残的英国著名作家高尔斯华绥请到内政部，将规定亲自念给作家听以征询他的意见。规定明确将对除惯犯以外的犯人的单独监禁限制在一个月时间之内。
丘吉尔认为：“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与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他将这一指导思想化为改革的行动。在夏末向首相埃斯奎斯提出的一份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他概括地提到了一些改革议题，如：严格执行已由赫伯特·格拉斯顿于1907年争取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年轻犯人实施“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废除对负债者的判刑；实行对不同犯罪处以不同形式监禁的分类制度等。但遗憾的是，由于政务繁忙，这些富有远见的创议在丘吉尔任内并未能够完全通过立法程序而得到实施。
丘吉尔在助手的帮助下，从监狱众多的犯人中划分出一种“特等犯人”。只要在被捕之前行为端正，不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暴力”罪行的罪犯，都是“特等犯人”，对这类犯人要有所礼遇，给予一定的待遇。1930年3月，丘吉尔在给下院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个草案。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被判处绞刑或长期徒刑的犯人的卷宗，十分谨慎地将结论记录在备忘录上。他发现了一些轻罪重判的案例并加以改正，比如，有一次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到特穆尔去视察，就对一位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2先令而被判处3年劳役监禁和10年预防性拘役的牧羊老人大卫·戴维斯实行了缓刑并予以释放。
丘吉尔在任期间，英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矿难事故。一起在肯伯兰的怀特黑文，死了132名矿工；另一起发生在兰开夏的博尔顿，有300多名矿工遇难，这也是英国采矿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这些矿难的发生使丘吉尔大为震怒，因为严格地说，这是他作为内政大臣的失职。
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这一法案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以及任用均作了详细规定，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均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同时也扩充了内政大臣为进一步完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种规定的权力。这些措施，为国家干预建立了一种模式，并为以后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
矿山法的颁布赢得一致的好评。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对此给予极高评价，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之后，丘吉尔为了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尽管他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但由于店主们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在法案通过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但至少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他甚至为已不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国民保险法得以在下院获得通过作了巨大努力。他在演讲中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