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次下第
柳三变终于没有回家乡崇安去，就又继续着他的异乡漂泊的生涯。后来他又参加了仁宗天圣八年即一零三零年的这次进士科考，但是依然下第。这次那位张先也与柳三变同时应考，并且中了进士，这给柳三变的震动就更大了。张先中进士后即走了仕途，曾知吴江县（今属江苏省），后又任秀州（今浙江嘉兴一带）判官，通判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一带）、知渝州（今重庆一带）、知虢州（今河南灵宝一带）等。晚年致仕家居，渔钓自适，往来于湖、杭、苏诸州间。工诗词，尤以词著称，与柳永齐名。所作清出生脆，韵味隽永。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处不似晏殊、欧阳修，发越处不似柳永、苏轼，词风介于其中。词集名《张子野词》，有《彊村丛书》本。今人吴熊和、沈松勤著有《张先集编年较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与张先同科进士还有一位才华出众之人，他便是欧阳修。欧阳修生于一零零七年，（卒于一零七二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一说万安）人。自仁宗天圣八年至景祐元年（一零三四年）期间，欧阳修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擢知制诰，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庆历五年（1045）贬知滁州（今属安徽），移扬（今属江苏）、颍（今安徽阜阳）等州。至和元年（1054），诏留京编《唐书》（即《新唐书》），迁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嘉祐五年（1060）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致仕。谥文忠。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博学多才，诗、词、古文兼长，史学、经学方面也卓有成就。他的学生苏轼称其“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居士集叙》）。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诗人，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宋代文风的变革，新诗风的奠定，都离不开他的努力。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排抑险怪艰涩的“太学体”时文，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苏轼、苏辙、曾巩以及理学家张载、程颢等人都是此榜进士，当时号为得人，天下文风为之一变。欧阳修的古文内容丰富，多写景抒情之文，记事议论也多带情感，纡徐委曲，条达舒畅，明白易晓。诗如其文，风格平易疏朗。词承南唐余绪，风格婉丽，时有疏隽放旷气息。有《欧阳文忠公集》，以《四部丛刊》本较为通行，今人整理本有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李逸安点较本《欧阳修全集》，1986年出版之黄雷（余代雨）《欧阳修词笺注》等。
仁宗天圣九年即一零三一年三月，欧阳修至西京洛阳留守钱惟演幕作推官。在这期间，欧阳修与同僚尹洙和河南县（治所即在洛阳）主簿梅尧臣等诗文唱和，相得甚欢。这年秋后，梅尧臣调河阳（治所在今河南孟县南）主簿，次年（明道元年，即一零三二年）春，曾再至洛阳，写有《再至洛中寒食》及《依韵和欧阳永叔同游近郊》等诗。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宣城古名宛陵，因而世称“宛陵先生”。出身农家，科场屡屡失意，以叔父梅询的门荫补太庙斋郎，历任桐城（今属安徽）、河南（今河南洛阳）、河阳（今河南孟州）等县主薄，建德（今安徽东至）、襄城（今属河南）县令，仁宗庆历元年（1041）改监湖州（今属浙江）酒税，应辟任许州（今河南许昌）签书判官。皇祐三年（1051），召试学士院，赐同进士出身。嘉祐元年（1056），因欧阳修等人推荐，补国子监直讲。嘉祐五年（1060），迁尚书都官员外郎，四月病逝。
梅尧臣一生官小禄微，但政治上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积极揭露时政之丑恶，尤其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工诗，现存二千八百余首，在北宋诗人中数量比于苏轼。早年曾受西昆体影响，后积极投身欧阳修领导的文学革新，是诗歌方面的代表。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绮靡雕琢之风，主张恢复《诗》、《骚》“风雅比兴”、“愤世嫉俗”的传统，因而有不少关心政治、针砭时事和反映民瘼的作品，但整体上仍以日常生活的感咏为主。艺术上积极探索，长于五言，追求“意新语工”。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论其创作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兼学中晚唐五律诗之清丽精雅，贾岛、姚合等人五言体之构思精微、语意新奇与阮籍、陈子昂之慷慨质朴，陶渊明、韦应物之古淡闲雅，形成了“清切”兼“古健”、“覃思精微”又复“深远闲淡”的独特风格。南宋刘克庄誉为宋诗“开山祖师”（《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元人龚啸称其“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有《宛陵先生集》，今人朱东润有整理本《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欧阳修在西京留守幕前后共三年，其间仅明道元年春在洛阳，他在一次与梅尧臣同游时，曾作《浪淘沙》云：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梅尧臣居数日后，向欧阳修告辞。欧阳修置酒为其饯行。饮酒之际，欧阳修道：“今日与圣俞兄一别，不知何日能再相见。古人有云：‘太上忘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李后主之《虞美人》词亦曾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夫彼天边之明月与楼外之东风，固原属无情，何干人事？只不过就有情之人观之，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罢了。白居易《杨柳枝》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同题和白氏诗亦云：‘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今我亦翻旧阕之词，写以新声之调，以赠梅兄！”
梅尧臣道：“贤弟真乃深情悲慨之人！虽百阕千首，愚兄亦以为珍宝也！”
欧阳修遂赋成一阕《玉楼春》词，令侍儿婉玉歌之，曰：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歌声婉转凄切，催人泪下，使梅尧臣与欧阳修都不胜伤情之至。
洛阳在北宋称为西京，是仅次于汴京的大城市，这儿有许多花园，到处花木繁茂，所以洛阳花在当时闻名全国。在这样花的海洋里判别离人自然是很容易伤感的。欧阳修记起刘禹锡《春日书怀》诗句“野草芳菲红锦地”，及瘐信《春赋》诗句“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于是他便在梅尧臣临行时又赋一首《玉楼春》赠别于他：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唯有寂寞孤馆月。”
2、品评柳七
此时的晏殊晏同叔为京兆尹，因新科进士张先能为诗词，晏殊便十分雅重他，向仁宗请示辟张先为通判，仁宗便答应了。
晏殊虽然做了这么多年高官，但他赋性刚峻，处事谨慎，没有流传什么风流艳事。他自奉俭约，可是家中仍然蓄养歌妓，留客宴饮，常以歌乐相佐。最近新纳的侍儿名叫敏娘，艺色双全，晏殊十分属意，每次张先来拜访他，他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词。张先过意不去，道：“同叔公禀性刚峻简率，自古言：‘文如其人。’然同叔公词语婉丽，大不类公之刚峻赋性。吾以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乃天下难得之华章，当歌晏公之词，何故歌张某之拙句！”
晏殊笑道：“吾自幼喜好冯延巳歌词，然冯词当世已少见；唯子野公所作，有冯词韵味，怎可不歌子野公之词？”
张先连连摆手道：“同叔公实谦过之！公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公之词，多以从容淡雅之笔，写升平富贵之态，音调婉和，神清气远，时人难及公之万一。”
晏殊乃微笑道：“吾等雍容闲雅之士大夫，自然不是那三家村中之人，所作之词自然不以迎合世俗、谄媚市井为能事。吾自来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如子野公者必留，留亦必以歌乐相佐。吾自幼即羡三国名士孔融之辈，潇洒人生、挥霍时日、及时行乐，‘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此乃人生第一大快事。故每日以饮酒赋诗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
张先道：“晏公果然豪俊之士！”又问：“不知同叔公以当世词人之中，柳七何如？”
晏殊道：“倒听说过。据传人皆好其词，连西夏国亦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张先点头道：“正是如此！其词之所以能流行天下、广为传唱，皆在于所作之词反映了时下之市民生活，透露着如今世上读书人在宦途失意后的悲愤与苦闷。这个柳七乃当今大量制作慢词之第一个词人。其人通晓音律，又善于运用民间生动活泼之语言及铺叙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慢词发展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成熟文学形式。其《望海潮》一词从各个不同角度描绘了钱塘好景，形容曲尽，可以说是当今长短句中描写都市风光的稀有之作，像这类作品，柳词中还有不少。这阕词更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其词流传之广，直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
晏殊道：“这个柳七我倒也听说过大概，这阕《望海潮》倒也读过。此词虽对钱塘风物人情，形容曲尽，然写得未免过于俗气。柳七终久是三家村中之人！”
张先点头道：“自古为文难免‘文如其人’，故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柳七其人身世坎坷，又在下层，故遣词造句乃有市井之气！”
晏殊道：“哦！我倒少闻柳七身世，子野公可否确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