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老姑父带着表妹到京，号一大早，我带他们到医院去看病。在医院的预约取号窗口，我递上验证短信，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医生今天不出诊。我愣了，喊道：“不出诊？提前十天预约的，你现在告诉我不出诊？我们从几千里地之外的老家跑到这来，你现在告诉我他不出诊？”护士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不出诊，你跟我喊也没用。”我看了看不远处等着的老姑父和表妹，他们似乎意识到什么，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向他们解释由于预约的专家今天不在，而看不了病的情况。我独自跑到一个角落给预约挂号打电话，看能不能转到其他专家，或者能不能挂到最近几天其他医院的专家号。最后，我们无奈地接受了到这家医院另一个大夫那儿去看病的结果，虽然看先天性心脏病不是他的专长。整个过程中，我强忍着不表现出发生了意外的失望情绪，我很担心他们会更失望。老姑父自己的心脏也遗传了这种病，但他只能带着它，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舍得花几万块钱去给自己做手术。万幸的是，表妹检查的结果虽不是毫无问题，但还尚好。
我不能不去想，对于老姑父这样的老百姓，究竟该如何去抵御生活里的病痛。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过万余元，要柴米油盐，要给孩子交学费，要应付日常生活，一旦某个人生了病，就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到深渊。所谓的农村合作医疗，看似挺完善的一个制度，而一旦有紧急情况，它未必帮得上忙。有关医疗体系，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太多了，似乎已经没什么话可说。国家即使不能做到全民的大病医保，但能不能让全国的孩子都能享受免费治疗？给他们一个享受全部人生的机会并不是件多么奢侈的事。一个高干病房，一年几百上千万都花出去了。难道我还能去相信某些既得利益者义正词严的鬼话：咱们是大国，咱们人口太多，要理解政府。其实没有人会期望实现绝对的平均主义，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每个人活着的机会和尊严，这应该是给国民的最起码的保证。
几乎所有人生病时的第一个念头都是：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病痛带来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治疗，而是接受，你必须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之后才是如何治疗的问题。因此，医生应该给病人合理的解释，明白告诉他病在哪儿，为什么会疼。只有可理解的解释才能帮助患者接受自己的病，尽管是被迫接受。人们不但要知道是什么病，还想知道是怎么得的：饮食不规律，吃了有毒食品，遗传，被人传染，等等等等，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来源。没有缘由的病，是人最大的恐惧。
人人都会遭遇病痛，人人也都会死于此，或早或晚。这是唯一的最后的平等。不平等的是死之前如何面对病痛的人生。穷与富，官与民，所有社会意义上的差异，都可能成为导向生命意义上差异的管道。十月份去欧洲，在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瑞典，导游说：“在这儿，谁生病都一样，老百姓怎么治，部长高官也怎么治，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只遭受疾病本身所带来的痛苦，而不需遭受身份差异所带来的悲伤和绝望。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无疾而终”，不用经受疾病的痛苦，但我们也都清楚这希望是空中楼阁。日复一日，总有人因此而离开人世，既然这不可避免，那我们就只能期望因病而逝的人都是医治无效，而不是无力医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