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回去办婚礼，兼去老中医那儿看腿。简单的乡村婚礼就在我们村头的小饭店里举行，亲戚们都来喝喜酒。三姥姥家的一个舅舅也来了，喝完酒，他们蹲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等着回去的车。表弟和这个舅舅开玩笑，“你这个铁脑壳，脑子坏掉了。”那时我才知道这个舅舅的脑袋曾经做过一次大手术，据说摘掉了一块颅骨，换上了钢板。那次手术之后，他的头脑就有些坏，经常说傻话。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愿说。表弟告诉我，那时候表弟还在北京的郊区开车，这个舅舅到北京看病，他带着舅舅到协和医院去。可是他们排了三天队，也没挂上号，舅舅蹲在地上呜呜哭，觉得自己要完了，表弟也急得难受，可是没有号，又能怎么办呢？后来，表弟给舅舅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救了他。舅舅按照表弟的指挥，跑到他们要挂号的那个大夫的诊室，直接给大夫跪下了，哐哐哐先磕了十几个头，然后哭号着说：“大夫你救救我吧，我爸死了，我妈有病，我们家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排了三天都没挂上号，你发发慈悲，给我看看病吧。”那个大夫大吃一惊，赶紧给他加了一个号，而且仔仔细细地帮舅舅瞧了病，安排他入院治疗。说起这事，表弟和舅舅都乐开了，仿佛是在讨论电视上好笑的小品，我想象着这个情景，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可笑过之后，一丝酸楚涌上来，这就是我的贫穷的乡亲们，在面临病痛时只能选择如此无奈的下策。是的，这个舅舅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近似疯狂的作为，没有被医院当作精神病轰出去。和在城里的人相比，他们就是这样卑微。没有人是生来平等的，特别是在那些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人和人的差别，会一瞬间决定了你能活着还是死去。
我的腿刚刚出现酸痛的那段时间，曾接到老家姑父的电话。老姑父说小表妹亚娟大概是因为吃了小卖店里恶劣的零食，患上了紫癜，治了好久也没有痊愈。他们从一个大夫那儿打听到，北京儿童医院自制的一种药效果好，让我想办法去给开一些。我从没去过儿童医院，但它的名声是早有耳闻的，北京最难挂号的名单里它总是在前几个。还是凌晨点，我出发去医院，点左右到那儿。我本以为这时节儿童医院应该是静悄悄的，但刚进去就吓了一跳，几乎到处都是人。能看得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他们背着包裹，抱着生病的孩子，一脸茫然，或坐或卧在楼道里、楼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