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水痘具有传染性，我的水痘就传染自公共浴池。我被彻底地隔离在二楼的一间病房里，除了医生和护士，几乎见不到任何人。身上脸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痘，我每天可做的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涂药，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和恐惧。彼时正值毕业季，同学们收拾东西，办理手续，远行的远行，出国的出国，执手相看泪眼，火车站送别……而我只能每天站在窗户边，看着楼下的学生来来往往。病好得太慢了，无法参与的离别与痛痒折磨得我几近崩溃。有一天和一个护士聊天时，她说校医院里其实有效果更好的药，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院，而我现在每天涂的是中药，彻底好最少要半个月。我问她为什么医生不给我开好的那种药。她说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就不错了，还想用进口药？因为我是个穷学生就不配用这个药吗？我心里一阵苦笑。半个月左右，当我拎着东西走出医院，浑身接触到阳光的一刹那，脑海里甚至产生了退隐的念头，十几天的囚徒生活已足够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感到陌生。走在校医院到宿舍的路上，我心里充斥着奇怪的感觉，等我走进西北楼，发现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丢弃的书本和纸，有几个兄弟已经彻底搬离了宿舍，留下的也打好了包，即将搬走。我就这样错失了本科毕业季。
病痛总是能摧毁一些你已经习惯了的信念，然后用它的力量，把你的人生扭转，让你不得不建立新的信念。
有一年舅舅给我打电话，劈头就说：“你姥姥住院了，你回来看看吧？”我连忙问姥姥怎么了。大舅说是脑溢血，已经做了开颅手术，还没过危险期。当时学校里课紧，请不出假来，我说我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回去一趟吧。三天后，我打电话回家，问姥姥怎么样了。母亲说姥姥已经度过危险期，没有大碍了。我想那就先不回去了，等放寒假就立刻回去探望她。那时候不敢轻易回家，一是因为课多请不出假来，二是因为读书太花钱，我要回去一次，只能向同学借钱凑齐往返路费。
姥姥保住了命，但半边身体几近瘫痪，左手常年蜷在前面，左腿也不听使唤。春节回去时，姥姥看着我和弟弟，突然就哭起来，“姥姥完了呀，成废人了，完了……”我们只能说：“姥姥，别哭了，这不是正在恢复嘛，恢复得挺好的。”姥姥用她还能动的右手抓着我的胳膊，“你在北京听没听说过有啥好药，我一吃了就能好，就能走道儿的？”我看着她深陷的眼窝，心里很难过，完全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我当然知道世上并没有这种药，但就这么告诉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