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白：2003年3月20日，美国布什政府以彻底铲除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伊拉克就成了暴力和流血的代名词。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和各种恐怖活动在伊拉克境内仍在持续。伊拉克人民的苦难远远没有结束。而这场战争的理由，对布什政府来说却一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难题。
潘杰客：我们来稍微谈谈伊拉克的事情，每天都有很多美国人在那里丧生，现在问题非常复杂，那么你是否认为，在美国进入伊拉克之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呢？
奥尔布赖特：杰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很难简单地说，世界是否变得更加安全了。我想这场战争中有很多错误，对于这场战争，我的个人看法是：我很高兴看到萨达姆下台了。但我想，这并不是必然的选择，你知道，在美国对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
潘杰客：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更安全了，也不能说现在更危险了，所以说更复杂了？
奥尔布赖特：的确如此，更复杂更令人困惑了。因为现在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潘杰客：由于美国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度遭到了多大的损失？
奥尔布赖特：我相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存在的，光是看看1998年武器核查员被驱逐离开的时候，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全部被统计出来，所以从逻辑上我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存在。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在伊拉克是什么角色，我很不愿意看到现在美国人被看作占领者，而不是解放者。因为在我成长的经历中，以及在当国务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注意美国带来的善意的积极的因素，以及我们期望帮助别人的想法。
潘杰客：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地方人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美国在侵略伊拉克。
奥尔布赖特：因为不论你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会被指责。人们对美国期望很多，另外还有一点，我对这场战争是抱批评态度的。但让我在中国电视节目上，批评我自己的国家，我很为难。我爱我的国家，但这场战争的发动让我感觉很不好。你的问题让我很难过，因为 这个问题很正常，但一下子人们都对美国这样看，我很难过。
潘杰客：你和布什总统之间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是什么？
奥尔布赖特：就象我们刚才谈到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力量。我们可以很快占领伊拉克，但我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战后计划。现在的局势是，我们不知道，该把现在的伊拉克交给谁，所以我对布什政府最大的批评是：他不让武器核查员完成工作。本来这些工作是能给我们增加可信度的事，而且我们也没有计划占领伊拉克之后去做什么，一开始我们认为联合国没有成效，现在我们又需要联合国了，这些是我对布什政府的批评。
潘杰客：那么你认为对美国来说伊拉克会成为另一个越南吗？
奥尔布赖特：有人这么说，但是我不同意。事情在很多方面都和当时不同，伊拉克是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它是一战以后才人为建立的国家。长时间以来，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征战不休，而且里面还牵扯很多的部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一个某种形式的政府，首先不能是独裁，而且要让伊拉克这些不同的民族都能在政府说话，有些国家认为一个国家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而就象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很多的国家都认为美国的确在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给其他国家，首先，我也不同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这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基础。
旁白：马德琳娜·奥尔布赖特，1937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一个外交官家庭，纳粹入侵和二战结束后全家两度流亡西方，1948年到达美国。童年的难民经历使奥尔布赖特很早就投身于人权和妇女权利运动，并以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的身份进入外交界。在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内，奥尔布赖特首先担任了总统驻联合国的第一位大使，接着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国务卿。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奥尔布赖特在波黑战争、朝鲜问题、中美关系等等国际事务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潘杰客：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有些人说你很强硬，有些时候丝毫不软弱，甚至有些时候抵制批评，你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奥尔布赖特：我不喜欢被批评，但我必须说，我觉得你也不喜欢被批评，但我学会了如何接受批评。
旁白：作为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奥尔布赖特以她强硬凶悍的做派和尽职尽责的工作著称，人们在她身上很难找到私人的感情。但是，在她的自传性新著《国务卿女士》中，她第一次描述了她婚姻的不幸。在奥尔布赖特45岁时，她的丈夫移情别恋，结束了他们长达23年的婚姻。这段痛苦的往事让她至今仍然无法解脱，也正是这段不幸的婚姻，打碎了她成为美国“最完美的妻子和母亲”的梦想，从此毅然地步入仕途。
潘杰客：你个人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
奥尔布赖特：我想最艰难的就是我离婚的时候，因为那是意料之外的。我觉得，对于从我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女性，婚姻幸福、夫妻恩爱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潘杰客：他为什么离开你？
奥尔布赖特：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他。
潘杰客：我知道，你在那时一定非常难过，但当时你有事业、有孩子，你当时的感觉如何？
奥尔布赖特：我觉得当时比较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20岁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丈夫，22岁的时候和他结婚，所以我的成长过程相当于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我的身份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丈夫的妻子，很多时候对于很多女性，她们的身份是某某人的夫人。他们介绍我的时候说：这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是乔·奥尔布赖特的夫人。而不会说：这位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她是个教授，诸如此类的介绍。所以，这在当时，的确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对事业倒不是很担心，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事业，我当时也很幸运，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不过当时的感觉几乎可以说是损失了一条臂膀，我说的就是这种切肤之痛，把你从全心投入的人身上，生生切割下来的痛苦。
潘杰客：当你的事业与家庭甚至婚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
奥尔布赖特：我丈夫离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事业。我完全不知道，也不同意这种想法。在我的书中，我曾经写过：为了保护我的婚姻，我愿意做很多事情。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尽心地培养我的孩子，即或在我有非常重要的工作的时候，我也一直把孩子们放在第一位。
潘杰客：很多离异女性她们会把自己的姓改回去，但你没有，你仍然在用你丈夫的姓。
奥尔布赖特：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名字很不错，玛德琳·奥尔布赖特（意为聪明绝顶），是个非常好的名字，这样也比较快乐。
潘杰客：你仍然爱他，这是不是原因之一？
奥尔布赖特：不是，应该是其他原因。我还爱他吗？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
旁白：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后，奥尔布赖特终于意识到这段婚姻已经不可挽回时，她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她不想永远活在痛苦中，她要走出孤独，重新寻回自我。
潘杰客：你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国务卿，你需要在最高层面上对抗性别歧视，请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奥尔布赖特：我不发怒，我只是努力工作，证明我能做到事情是把握在女性手里的。女性必须要证明自己比男性聪明，平庸的男性很多，所以女性只要努力就好了。
潘杰客：中国现在有很多职业女性，对于她们发展自己的事业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诀窍可以分享。
奥尔布赖特：我刚刚见过中国的吴仪女士，她可不需要任何的诀窍。她非常优秀，非常坚强。
潘杰客：还有很多的职业女性。
奥尔布赖特：我想，最主要的是首先你要有自知之明，了解自己。我也对我的学生说过，与其经常表示愤怒和生气，不如做到有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工作，这样会更有成效。
旁白：奥尔布赖特卸任后，重新过起了平常人的生活，她有3个女儿和5个外孙，她说要努力做一个慈爱的外祖母，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在闲暇的时间，她编著了自己的传记《国务卿女士》。
奥尔布赖特：当你拥有国务卿这样的职位，你就在参与创造历史。历史是由参与创造的人写成的。当然，历史学家会进行修饰，但至少参与者做出了一个底版。这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我要写移民的历史，我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国式故事。美国梦，的确是这样。而我要写的是，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是如何在非常欧洲式家庭中试图成为普通的美国人。而后我想写女性的故事，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如何最终达到目标，离婚时的感觉如何，离婚之后的感觉又如何。如何处理事业和家庭的关系，这是一个女性的故事。
字幕：难道是我对事业的执着造成了婚姻的失败吗？我憎恨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对有事业心的女性的侮辱，更是因为我找不到真正的答案。当我成为美国国务卿后，我终於意识到如果我仍然处在一段美满的婚姻中，我是决不会爬到这么高的位置的，也许其他人可以。可是，作为一名女人，我仍然一想到离婚就难过。即使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如果当初约瑟夫能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放弃我的事业，心甘情愿做一个贤妻良母。
★卡斯特罗：接班人问题（2006年4月17日）
西班牙《国家报》4月2日文章，标题为“我一生开过无数次枪，我的枪法很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惧伯敌人。”——专访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
原文提要：卡斯特罗一生有过无数次演说，但接受的专访却屈指可数：五十多年来，见诸报端的对卡斯特罗的长篇专访只有5次。其中第五次就是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在2003年1月到2005年12月间对他的专访。卡斯特罗在近一百小时的访谈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和秉持的思想。拉莫内将这一访谈整理成《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个声音的自传》一书，将于近期出版。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录，记者先后对他进行的近一百小时的访谈可以说是一种“两个声音的自传”。
问：您身体如何？
答：身体不错。总的来说，我的确感觉不错，精力充沛，对一切事情充满了热情。从身体上和精神上说，我的感觉都非常好。我想我经常锻炼的习惯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觉得锻炼身体不但有助于肌肉，也有助于大脑。
问：2001年6月23日，您面对公众演讲的时侯晕倒了；2004年10月20日，您也是在面对公众的时候摔了一较，造成膝盖骨折。您是如何从这两次身体上的不适中恢复过来的？
答：您看，像往常一样，人们对这种事情总是猜测纷纷。的确，2001年6且23日，在哈瓦那科托罗区演讲的时侯，我曾一度失去了知觉。当时的天气非常热，而我的演讲持续了三个多小时，而且是电视现场直播。晕倒是情有可原的，那只不过是由于天气太热、太阳太毒造成的几分钟的短暂昏迷。迈阿密那边的人巳经开始庆祝了，但他们很快又吃惊地看到我重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面对公众，我直接告诉他们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问：那您是在圣克拉拉跌倒的吗？
答：至于2004年10月20日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我就通过一封致人民书解释过了。当天在圣克拉拉演讲完后，我不小心摔了一较。有些通讯社和媒体对我意外摔倒的原因大肆猜测。作为当事人的我，我想我的解释才是最有力的。
当时我结束演讲大概是在晚上十点多。几位同事走上讲台向我表示祝贺。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分钟，然后走下一个木制小台阶继续我们的谈话，这小台阶是走上讲台必须要通过的。后来我走向我在上台演讲之前的座位，路面是花岗岩。我一边走一边向人们挥手致意。
当我走到混凝土地面时，距离第一排座位大约有15米到20米，我没注意到在这之间有一道矮过地面的台阶。由于高度差异，我的左脚踩空，摔倒了。出于本能，我伸出手臂想缓冲一下，要不是这样，我的脸和头就可能会磕到台阶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我躺在担架上乘救护车回到了首都哈瓦那。我吃了些止痛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疼痛。
手术进行了3小时15分钟。医生找到并重新复位了每一块断骨，他们就像优秀的裁缝一样，用细细的不锈钢线把骨头接了起来，简直就像金银手工艺一样。
我当时要求医生不要用镇静剂，医生通过脊柱注射给我使用了麻醉剂，这样只是下半身麻醉，而其他部分不受影响。鉴于当时的情况，医生没有使用全麻，因为我还需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问：您没有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吗？
答：您看，我们都知道时间在一点点过去，人的精力也在不断消耗。但我还想重复一遍2003年3月6日我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对同事们说的话，当时我再次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我对他们说：“我现在意识到，来到这个世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无法休息，这是我的命运。”我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愿意，如果我知道我还有用，我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一分钟不会少，一秒钟也不会多。
问：美国中央情报局2005年11月曾宣称您患上了帕金森氏症。您怎样看待这个“情报”？
答：他们是在等待一个自然现象，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就是某个人的死亡。在这件事情里，我很荣幸他们能想到我。这也许说明了他们长久以来想做却一直没做成的一件事：暗杀我。如果我是个爱虚荣的人，我会因为这些可笑的人一直在等待我死亡而感到自豪。他们每天都在臆造一些事：卡斯特罗是不是这样了，卡斯特罗是不是那样了，他是不是病了？他们最近的臆造就是我得了帕金森氏症。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他们发现我得了这种病，那么好吧，我得的这种病不要紧。教皇保罗二世患帕金森氏症那么久，他还周游了世界好几圈呢！
问：总是看到您一身戎装、佩带武器。你摔倒后，我猜想，您右手一定受到了影响，使用武器也不太可能了。您对此感到担心吗？
答：我有一支十五发的勃郎宁手枪。我一生开过无数次枪。幸运的是，我的枪法也很精准，现在依然如此。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惧伯敌人。摔倒后我最关心的是我的胳膊是否还有力量使用武器。枪就在我身边，我装上弹夹，子弹上膛，推上保险，再打开保险，取下弹夹，取出子弹，我对自己说：“没问题。”这是摔倒后第二天的事了。我觉得我还能射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