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把钱拿给阿然的时候，阿然喜出望外：“这么快就搞定了？还当了这么多钱？你在哪儿当出去的？按说不可能当得跟原价一样啊！”
“既然你把事儿托付给我，这些你就甭管了，拿着用就是，用不完剩下的你就攒起来，以后赎当使。”
“多长时间不赎会死当？”阿然有些担心地问道。
“没事儿，我跟人家说好了，只要你有钱随时都可以赎回来，人家会帮你留着的。”
“这可真是……太谢谢了……”阿然有些局促地看着我，“小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不耐烦地摆摆手：“用不着，你赶紧把这个破电影拍完了是正经，大家全都消停会儿！”
阿然点点头：“快了，眼看就剩下最后一场群众戏了，问题是这场戏该怎么拍？少说也得需要几十个群众演员，现在还一个都没见着呢。对了，你不是说这事儿包你身上，让街坊四邻都过把戏瘾吗？你找了他们没有？”
尽管曾经跟阿然夸下海口，但实际上我跟街坊四邻的关系并不怎么友好，或者应该说……很糟糕！
别的不说，单是因为我的大脚就惹出了不少麻烦。刚把它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破院子里停车的地方少得可怜，我只能把它挤在一条狭窄的甬道边，而大脚的体积又稍微庞大了点，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小区居民们在这条路段上只能侧着身子行进，而不能晃着膀子大摇大摆地向前走，这无疑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于是，当我某天从外面回来又准备将车停回老位置的时候，几个正义凛然的大爷大妈包围了我，七嘴八舌地批评我缺乏公德心。
我耐着性子从车窗中探出头：“那麻烦您老几位在院子里帮我找个合适的地儿，哪儿还能停下我这车又不碍事儿的，我就停哪儿。”
老头儿老太太们在院子里徒劳无功地环视了一周，又掉转头来一起指责我就不该买这么大的车，不知道现在政府都鼓励小排量吗？年纪轻轻也不懂得环保。
我的耐心在他们不绝于耳的聒噪声中消磨殆尽，突然发动车子，将不远处墙边的一溜垃圾桶盯里哐啷地一个个撞飞，然后把车靠着墙停下了。
“这回碍不着你们了吧？”我跳下车丢下一句扬长而去，那几个老头儿老太太在我身后目瞪口呆、哆哆嗦嗦地站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事后我还是有那么点儿后怕的，因为担心这老几位会不会被我吓出心脏病，我还得负责赔偿医药费。好在并没有人再来找过我的麻烦，而靠墙的那个位置也从此成了我的专用停车位，原先放在那里的几个垃圾桶被挪到了远处的角落里，邻居们对于每次倒垃圾平白多出来的这一段距离也没敢有什么怨言。
还有一天早上，我正准备开大脚出门，却被院里的另外一辆丰田吉普挡住了我的去路，其实也就差一个反光镜的位置，但就是过不去。我给小区物业打电话查到了车主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叫他下来挪车。接电话的男人明显还没睡醒，心不甘情不愿地勉强答应了，结果我足足等了一刻钟还是不见人影。再打电话，车主还不耐烦了，态度恶劣地冲我嚷：“你着什么急啊？总得让我穿好衣服吧！”
我不急不恼地说：“随便你，反正你两分钟之内不把车开走，一切后果自负。”
挂掉电话后我开始看着车上的电子表数秒数，数到115秒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一个秃头男人慢慢悠悠地朝我这边晃了过来；我当没看见继续数我的，数到120秒，秃头还没晃到车边，我已经摇下窗户，伸手把他车上挡住我的那个反光镜整个掰了下来，扣到他的车顶上，一脚油门直接走人，任由那个秃头在后面对着我的车屁股疯狂跳脚。
后来我的车也没遭到什么报复，那辆丰田吉普从此每天自觉停在离我的车八丈远的地方，绝对没有再妨碍到我的可能。
如果真的要把这些邻居们召集到一起帮忙拍戏，我是该以德服人、化干戈为玉帛呢，还是该继续施展淫威、逼迫大家就范呢？这个事情我还需要好好地想一想。
最后，一向奉行无政府主义的我，破天荒地第一次决定发动官方力量。
经过一番辗转打听，我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办公室。进门之后，还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
在我的印象中，居委会理所当然该是一群退居二线的老头儿老太太们的天下，可是我进的这个地方，却到处都是四十啷当岁的男男女女，甚至还有和我岁数差不多的，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连居委会的革命队伍都已经开始年轻化了。
我胡思乱想着推开了一扇挂着“主任”牌子的门，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热情地起身接待了我，一张嘴满口典型的老京油子腔：“哟，来了您？我知道你知道你，开军款121那位，车不错，挺扎眼！我想想啊……你姓屠对吧？你父母以前是税务局的，后来你爸下海了，据说生意做得挺好？你这几年一直在家待业，是不是想让我们帮你找个工作？你放心，虽然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但只要群众有困难我们还是会尽力帮助解决的，这也是我们居委会的责任所在嘛！”
我听得后背一阵阵发凉——我以为如今早已是所有人都独来独往、自己过自己小日子的年代，却不知道自己的什么情况都被人家了解得一清二楚。我冲主任干笑了一下：“那什么，这点儿小事儿就不给组织添麻烦了，再说我也不是没工作，我应该算是……自由职业吧，跟朋友一块儿拍拍电影。”
“哦！”主任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文艺青年，有追求！什么时候把咱们这小区也给拍进去，算是做做宣传，我们一定大力支持配合。”
我赶紧递过一根烟接过了话茬：“您还真说着了，我今天来找您就是想跟您商量这事儿的！我们确实想在小区里拍一场戏，但是需要街坊们配合一下，拍个群众场面。我们想着弄这么大动静，怎么也得先跟小区领导打个招呼不是，再说组织上对群众怎么也比我们有号召力，要是能帮个忙那我们就事半功倍了！”
主任听了这番话果然很受用，叼着烟连连点头道：“好说好说，支持青年人开展工作也是我们该做的，这么着，明天我就派人到小区的各个楼门口贴个告示去，你们准备哪天拍？我们通知大家，让能去的都去参与一下。”
“那就后天吧，正好是周末，也不耽误邻居们干正经事儿。”
“行，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保证到时候大家都来，这年头谁不爱凑个热闹啊？再说了，人家那些北漂儿天天在电影厂门口蹲着，还不就为了混个群众演员当当，他们坐在家里就有这好事儿砸在脑袋上，还能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第二天上午特意出门巡视，果然各个单元的门口都贴了张醒目的通知：
明日某电影摄制组将在本小区取景拍摄，需招募大量群众演员，请愿意参加的居民朋友于明日上午九点在小区南门集合。
通知的最下面盖了居委会的大红印章，三三两两的邻居凑在楼门口仔细地阅读着，有的还在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什么。看这势头应该问题不大，我心花怒放地给阿然打了电话，阿然也松了口气，一个劲儿地夸我会办事。
第三天早上，我们扛着摄像机在小区南门从八点一直等到了十点，也没见到一个群众演员的影子。倒是有几个趴黑活儿的司机远远地站在一边儿看热闹，我们指着摄像机冲他们比划着手势，问他们要不要来演个玩儿玩儿，他们立刻摆摆手笑着一哄而散了。
居委会主任拿着张破报纸站在我们旁边呼啦呼啦地扇着风，不住地摇头叹息：“冷漠，现在的人都太冷漠了，简直是缺乏生活的热情。其实我自己倒是挺乐意演演的，虽说以我这个身份恐怕不是很合适……哎，你们说我要是把我们居委会的人全都叫来，够不够你们拍的？”
阿然哭笑不得地说：“主任，这事儿您已经费不少心了，居委会还有正常的工作，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再麻烦您了。您该忙就忙您的去吧，剩下的事儿我们还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也不能一有困难就依赖组织，您说是不是？”
主任在我们七嘴八舌的道谢声中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阿然悻悻地看了我们一眼，叹了口气：“同志们，现在只能自力更生了，一人分配一个单元，挨家挨户上门请去吧。今天是肯定来不及拍了，好在明天还是周末，愿意来的人让他们明天还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集合，别忘了跟人家说清楚这事儿没报酬、不管饭，能不能说得动可就全看你们的了！都别愣着啦，赶紧行动吧，明天要是还拍不成，等礼拜一大家一上班，咱们可就彻底傻眼了！”
我曾经一度认定自己这辈子绝不会去做任何涉及推销的工作，作为对陌生人总是在骨子里隐藏着莫名轻蔑的北京爷们儿，我实在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可能跑到一个又一个陌生人家里去对他们点头哈腰地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现在，这居然成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的事情——煽动别人掏腰包和煽动别人无偿劳动好像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区别，我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上了一条什么样的贼船？
不过事情进行得还是比我想象得要顺利一些，一方面是好歹一个小区住了这么多年，就算彼此不认识也多少混了个脸熟；另一方面是我厚着脸皮抛出的副导演头衔还是着实唬住了一批人，毕竟作为普通老百姓，被一个找上门的导演怎么也会抱点儿好奇心，所以大多数人还都肯耐着性子听听我要说什么，不至于像对上门推销保险的那样立刻轰我走人。在有了这样的良好开端之后，我再充分调动自己的口才，把我们的电影吹嘘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让每一个听众都为自己能有机会在这样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影片中露一小脸而深感荣幸、雀跃不已。一个大爷甚至在临别的时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导演同志，中国电影的未来希望就全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也贡献过一份力量啊！”
当然，也有几次吃闭门羹的时候——这个世界总得允许一些有个性的人存在，对此我倒是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比较尴尬的是，在8楼和11楼，我与被我撞垃圾桶吓到的一位大妈和那位被我掰掉反光镜的秃头男士狭路相逢，我急中生智地告诉他们：明天我即将要扮演一个被愤怒的群众揪出来的坏分子，如果当初的气还没消，大可以明天去亲临这个激动人心的现场，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三个小时后各路人马重新聚齐，大家各自汇报战果——我和阿然的成绩最为理想，一个天花乱坠、一个死缠烂打，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同也还不错，她走的是甜美可爱、天真无邪的本色路线，至少把她那个单元的所有男性住户无一例外地搞定了下来，所以说美人计在任何年代都是好使的！
无论如何，第二天上午九点，几十个邻居准时聚集在了小区南门，人数已经足够拍出阿然想要的效果。三个事先找好的朋友来扮演事件的煽动者，他们各有一小段台词，主要是向街坊们控诉男主角虐猫的罪恶行径，并鼓动大家一起去声讨，而群众演员们的任务就是在他们的煽动下做出七嘴八舌的愤怒状，然后一直在煽动者的带领下行动即可，大多场景都可以凭借大家自然的反应，不需要太多的情绪指导。
原以为这样的群众场面不会费太大力气，真的开拍后才发现有无数意想不到的困难在等着我们——街坊们与其说是来拍电影，倒不如说是来凑热闹，所以开小差的、笑场的情形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即使我们无数次地反复请求大家先把手机关掉，各种来电和短信的铃声仍然此起彼伏，而本应义愤填膺的群众演员们就会在此时或笑语嫣然地接电话或低着头神情专注地回短信……因为都是无偿过来帮忙拍片的，又不好发火，怕把大家全都得罪走了会更没法收场，所以只能是一遍又一遍地连哄带劝。居委会主任中途跑来，自发地帮我们维持了一会儿秩序，并趁乱挤进前排蹭了几个镜头。
休息的时候，曾经有过结的秃头大哥凑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哥们儿，我说怎么脾气那么暴呢，干这种活儿整天都挺着急上火的吧？”
“是是！”我连连点头，“不知道的都以为多好玩儿呢，其实就他妈不是人干的！”
“唉，这年头儿干什么都不易！”秃头同情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咱们这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以后就是朋友，没事儿常来家里玩儿啊，也给我们讲讲你们文艺圈儿里那些八卦，我媳妇儿就爱听这个。”
“好说好说！”我一迭声地答应着，心说这都哪儿跟哪儿。
下午拍完楼顶天台上的最后一个群众镜头时，阿然的嗓子已经哑得连“停”都说不出来了。我们几个也没好到哪儿去，但还是硬撑着向邻居们一一道谢送别，并承诺等片子制作好后一定会给每家送一张光盘的。
漫长的拍摄到此宣告结束，所有的人都有一点儿不真实的感觉。一件事情折磨你的时间越是久，你在这件事情最终消失的时候就越是觉得恍惚——这是四爷当年高考结束时对我做出的总结。
晚上，我们买了烤串、啤酒和一些凉菜，在楼顶天台上开了个简单的露天party。晚上的天气已经凉下来了，即使大家仍然在不断地欢笑调侃，也总能在夜风中嗅出一些忧伤的味道。繁星点点的深蓝色天幕下，阿然斜倚在墙边缓缓地喝着一瓶冰镇啤酒，用沙哑的声音对我们说：“夏天就要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