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晴空万里。难得过一个清静的大礼拜，傍晚，我开车去接冉冉，约好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去听音乐会。我们在萨拉伯尔吃完饭走出餐厅时，脉脉含情的黄昏已经变成了暧昧的黑夜。我开车驶往保利大厦，金冉冉像新娘子一样坐在我身边，我脑海里浮想联翩地意淫着，仿佛恶魔在暗中一边引诱我一般阻止我，心里的感觉真是既幸福又痛苦。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号码，我讨厌有人打扰我难得的浪漫，毫不犹豫地关了机，冉冉提醒我：“哥，别是哪位领导找你，耽误了大事！”我一向是不关机的，市领导的手机号我了然于胸，就是国家各部委领导的手机号我也熟得很，早就存在了手机里，不知为什么刚才的手机号不仅不熟悉，而且响得有些邪气，冉冉这么一提醒，我只好开机，刚开机，手机又响起来，还是刚才的号码，我只好接听，想不到对方得意地问：“能通，你小子还能听出我是谁吗？”这声音太熟悉了，我不禁心里一紧，本能地问：“袁市长，你怎么能打电话给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袁锡藩正在监狱里蹲大牢，想不到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东州市原副市长，蹲了大牢还这么神通。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愤愤地说：“老弟，有一件大事，大哥想和你商量商量。”我顿时警觉地问：“什么大事？”袁锡藩怕我多心，连忙解释道：“老弟，洪文山最近出版了一本大作，你知道吗？”我懵懂地问：“什么大作？”袁锡藩咬牙切齿地说：“《洪文山文选》，你听听这名字，与《邓小平文选》就差三个字，政治野心昭然若揭，最令人气愤的是起印五十万册，靠权力向下摊派，乡以上干部人手一册，版税挣了一百多万，这分明是变相索贿呀！能通，当年‘肖家大案’洪文山可是中纪委的马前卒，典型的小人，要不是他上蹿下跳，肖鸿林也不至于判死缓，以至于得了癌症，死在监狱中，我也不至于判个无期，别看他如今是东州市委书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老弟，你可别忘了，他可是害肖鸿林的刽子手，肖鸿林可是你的老板，常言道，忠臣不侍二主，你小子怎么干也是肖鸿林的人，他洪文山不可能重用你，莫不如借机告他一状，让中纪委也对他进行一次双规，以解咱们哥们心头之恨！”我虽然听得心惊肉跳，但还是故作感兴趣地问：“怎么告？”袁锡藩迫不及待地说：“我已经写好了举报信，给你寄过去，你转交给中纪委的刘凤云，保证能叫洪文山吃不了兜着走。”我听罢故作配合地答应了，心想，想不到你袁锡藩蹲着大牢害人之心还不死，寄吧，寄来我立即转给洪书记。挂断电话，冉冉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了，冉冉担心地说：“哥，像袁锡藩这种小人一定要提防，一个人所获得的权势越大，嫉妒他因而想害他的人数就越多，伊壁鸠鲁派的认为，‘有智慧的人必定努力时生活默默无闻，这样才可以没有敌人’，你们洪书记大概是太张扬了。”听了冉冉的提醒，我叹道：“不瞒你说，我就像是被栓在车后面的一条狗，不得不随着车子一起走。芝诺以为，‘每一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欲望之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他却不知世俗的欲望犹如空气，是无处不在的，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认为，‘每个人都是剧中的一个演员，神指定好了各种角色，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地演出我们的角色，不管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驻京办主任就是一个角色，我的职责就是演好这个角色。”金冉冉莞尔一笑地说：“哥，‘斯多葛主义里有一种酸葡萄的成分’，他们认为真正的善是要为别人取得世俗的好东西的意志，哪怕这些世俗的好东西是虚伪的，按他们的说法，‘跑部钱进’也是一种善。”我淡然一笑诡辩地说：“冉冉，还是普罗提诺的理论比较现实，‘灵魂从高高在上的理智世界，又是怎样进入人体之内的呢？答案是：通过嗜欲。嗜欲有时尽管是不高尚的，却可是比较高尚的。’你觉得呢？”冉冉一时无语。
星期五。大雨。大雨下了一宿，早晨也没停。清晨我刚进办公室，杨善水就跟了进来，我知道老伙计要不是有急事，不会冒着雨一大早来见我。自从他分管“截访维稳”工作以来，就成了我的救火队长。我估计他急匆匆找我，一定是遇上了难缠之事。果然，他告诉我，昨晚从公安局领回一位上访老人，口口声声要告东州市委书记洪文山，而且上访了北京十几个部门，不仅没有人接待，连大门也没进去，情急之下见到奥迪车进出机关大门就拦车喊冤，结果被110请进了公安局，老人不依不饶地喊冤，大声质问谁是百姓的父母官？我一听就知道这位老人肯定有冤屈，连忙随杨善水去了他的办公室，边走边想，欧利根认为，太阳也能犯罪，洪文山在我心目中虽然一直是个好书记，但自从他上任以来发展观倍受质疑，大搞什么楼宇经济、深耕政策，妄想将东州的大街小巷都变成金街银带，恨不得一夜之间，东州变成曼哈顿，成千上万的高楼大厦像长庄家一样长出来，为此市长夏闻天与洪文山没少在常委会上拍桌子，可是洪文山一意孤行，只要是开发商看中了地段，不管老百姓的房子是住了二十年的，还是住了不到十年的，一律拆迁，补偿又不到位，搞得市民怨声载道。毫无疑问，发展观不科学，必然导致人心向背。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向上帝忏悔说：“我热爱自己的过错，我并不爱导致过错的原因，而是爱我这过错本身。”洪文山显然是个爱过错的人，当然他是执迷于过错，身在错中不知错。殊不知发展观不科学，表面上看是过错，导致的后果却是罪。奥古斯丁认为，公义是最高的美，但我们的百姓不通过苦难就很难得到它，甚至苦难过了也未必得到，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将善当成了施舍。走进杨善水的办公室，椅子上坐着一位须发灰白，犹如干蒿，眼窝深陷，形销骨立的老人，脸上的皱纹没有弯的，而是直的，犹如道道裂痕。一进门，杨善水就介绍说：“胡大爷，你不是要见我们驻京办的一把手吗？这位就是我们驻京办的一把手丁主任，有什么冤屈你老就说吧。”老人表情僵硬地看了看杨善水，又看了看我，用沙哑的声音问：“你没骗我？”我连忙自我介绍道：“大爷，我叫丁能通，是驻京办主任。”老人这才叹了口气说：“我来之前就打听过了，进京上访也是无济于事，官僚机构，罔顾民情，官官相护，古来如此。最后那些上访者都是要驻京办给截回去的。好在咱们东州市驻京办是个关注民生的驻京办，我进来时发现，你们还有民生处，东州药王庙社区居民进京上访，就是你丁主任接待的，最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你丁主任是个好官，能不能也为东州市一千七百户靠报刊亭活着的下岗职工谋一条生路，如今市委要搞楼宇经济、深耕东州，可这城市楼房不是农田里的庄稼，可以割了一茬再种一茬，眼下不光拆房子，连合理合法的报刊亭也成了违章建筑，说拆就拆，那可是王元章书记在时，为解决下岗职工就业，经过拍卖竞标和市政府签了合同的，怎么好端端的就成了违章建筑了，连最起码的补偿都不给，这还讲不讲理。我一家老小就指望这个报刊亭吃饭了，再说，东州市几百万市民到哪儿去买报纸去？这哪儿是发展，简直是发昏了。丁主任，我可是代表一千七百户报刊亭业主进京的，既然你们从公安局把我请到了驻京办，你丁主任就给拿个主意吧。”我没承想是这么棘手的问题，怪不得杨善水急匆匆地找到我，连夏市长都左右不了洪书记，我这个小小的驻京办主任又能怎样？可是望一眼这位可怜巴巴翘首以盼的老人，恻隐之心绞得我心神不安，转念一想，能管这事的只有省委书记林白了，都是省委常委，恐怕洪文山连省长赵长征也未必放在眼里，索性我问老人有没有状子，老人用颤抖的双手从怀里拿出状子递给我，我郑重其事地向老人保证，一定将这份状子递给省委林书记，老人听罢，感激地流下了眼泪。我握着老人的手，情不自禁地想起圣皇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话：“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道去吧，让阿那克丽美尼和空气一道去吧，斯多葛学派和火一道去吧，伊壁鸠鲁和他的原子一道去吧。”我心想，就让丁能通和他的良知一道去吧。
四
星期三。零星小雨。为了东汽集团资产重组和海外上市，陪吴东明市长“跑部钱进”，忙了一整天，但收获不大。在晚宴上，吴市长说我脑袋灵光，让我动脑筋想一想，有没有“跑部钱进”的捷径，我略加思索说，当然是吹枕边风最有效。吴市长深受启发，他颇感兴趣地问：“你的意思是走夫人路线？”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吴市长眼睛一亮，大为慨叹道：“你还别说，京城大员们的夫人们可是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源，要是将这些夫人们拢在一起，为东州所用，那我们‘跑部钱进’可就如虎添翼了。能通，你小子好好动动脑筋，用什么办法才能将这些夫人们拢在一起呢？”我沉思片刻，计上心来，出了一个让吴东明大家赞赏的主意，“吴市长，其实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一个名副其实的夫人俱乐部。”吴市长听了为之一振，追问道：“怎么个夫人俱乐部？”我得意地说：“要想将京城大员们的夫人们拢在一起，搞一个夫人俱乐部，只有通过‘做慈善’的名义，我提议市财政提供启动资金在京城搞一个东州慈善基金会，牌子就挂在北京花园，然后利用我们掌握的人脉联系京城的夫人们，让她们担任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副理事长等职，一方面做慈善是积德的事，夫人们不好拒绝，另一方面，以夫人们的号召力，大款们会纷纷慷慨解囊。我们既可以通过这些夫人们吸引京城甚至全国的商人向东州投资，又可以通过这些夫人们掌控她们丈夫的信息，一举两得。”吴市长听罢一拍大腿，兴奋地站起身，来回踱步，他大手一挥说：“能通，你小子这个主意出的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另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定要精挑细选，多选些既精明能干又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为了博这些夫人们的欢心，咱们也要施点美人计。别看这些夫人们表面上风风光光的，其实哪个不是春闺寂寞，内心孤独，即使老公在身边，夫妻生活也大多是力不从心，有其名无其实，我们就是要从她们的薄弱处下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愁这个夫人俱乐部不为东州创造奇迹呀！”望着兴奋的吴市长，我忽然想起鲍依休斯在他的《哲学的慰藉》中的两句话，“人因获得神性而享幸福”，“凡获得神性的人就变成神。因而每一位幸福的人都是一位神。”毫无疑问，今天应对吴市长我似乎获得了某种神性，我一直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最幸福的职位，因为能胜任驻京办主任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神性。罗素认为，历史并不像哲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是循环的，但是我敢肯定，只要官本位的体制“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驻京办的历史一定是循环的。罗素认为，教皇格雷高里在某种准确意义上来说，是最后一个罗马人了。我却认为，只要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不变，永远不会有最后一个驻京办主任。即使驻京办是一种有朽的机构，驻京办“跑部钱进”的精神是不朽的，对于这一点，我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