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专事写作以来，连发几部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庙堂》出版后，一路畅销，名声大噪，顾怀远何许人也？各路媒体像马蜂一样嗡嗡地盯住他不放，终于发现，他曾经给大贪官贾朝轩当过秘书，于是舆论再一次哗然，贪官秘书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平静的生活由于几部长篇小说而被打破了，不仅如此，他还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被评论界称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
人们从喧哗和躁动的现实中，是无法看见月亮的另一面的，更何况月亮那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一个孤独的身影，借着微暗之火奋笔疾书，他知道，那就是自己，只是从未觉得那个影像华丽过，倒是寂寞中透着孤独，凄凉中有些孤傲。在他心目中，文学就是太阳，如今的些许华丽，都是从文学这颗太阳那儿偷来的，正如太阳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一样。他感激这些许的华丽，因为这里面不仅有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有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有他异于常人的执着与勤奋，更有上天只垂青那些有准备头脑的运气，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运气，因为这运气中凝结着日月精华、炼狱灵魂。
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停笔，他觉得自己一停下笔，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以作家的身份来说，他不想成为那个公正无私的堂吉柯德，更不想像简·奥斯丁笔下的诺里斯太太那样，“喜欢靠破费别人来自充大方”，因为他从拿笔写第一部作品起，破费的就是自己炼狱般的内省。为此，他赞赏纳博科夫的说法：“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 纳博科夫一再强调，“小孩子听你读故事的时候会问，这故事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他会缠着要你讲一个真故事。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执拗的态度。”“读书时幼稚地把自己同书中人物混为一体，把他们当作生活中的真人，是最坏的读书方法。”“对于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请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实。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遗憾的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喜欢自欺欺人，更渴望做福楼拜笔下的“布尔乔亚”。以至于他自己都产生了“他是个成功的庸人”的错觉。
在《庙堂》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处心积虑地塑造了一位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驻京办主任，叫“丁则成”，意思是不盯则不成，一盯则成。这位丁则成曾经是市长秘书，毫无疑问，这位丁则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应该说丁则成在这部小说中笔墨并不多，但是这位驻京办主任既左右逢源，又内有坚守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遭遇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苦苦纠缠这部小说中是否是“真人真事”时，他执拗地对媒体说，《庙堂》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乘除。然而无济于事。
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驻京办资不抵债而低调宣布撤销机构，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会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各大媒体更是争相发表评论，一时间驻京办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成为专家学者探讨的焦点。他作为深谙官场潜规则的知名作家，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一连接受了京城几大媒体的专访，接受专访之后，他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驻京办，何不以驻京办为题材写一部反映驻京办生活的长篇小说呢？要知道京城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六万多家，可是驻京办的一举一动在人们心目中却是扑朔迷离，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驻京办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驻京机构，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在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么戏，只有驻京办主任最清楚。对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驻京办主任》，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
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一个是贾朝轩的秘书，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梯的终南捷径，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贾朝轩纷纷落马。案子一查就是两年，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尽管受到一些牵连，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不倒翁”。
然而在他看来，丁能通更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什么是不应该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当市长秘书时，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亦官亦商之驻京办，更是天下最奉迎、最诡道之所在。丁能通浸身其中，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还断章取义地套用《鹿鼎记》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这就叫‘身作红云常傍日，天生才士定多癖’。”
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官不官、商不商的，好好的局长、区长、县长不当，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当“太监”，脑袋不是被门挤了，就是进水了。他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最微不足道、最没意思的角色，再平庸不过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
但是自从贾朝轩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之后，他东州北京两头飞，一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整天和丁能通混在一起，他终于发现，原来驻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世外桃源”。特别是丁能通兼任北京花园董事长之后，他更是艳羡不已。他暗中发现，尽管丁能通只长自己一两岁，却比自己有城府。丁能通本来是肖鸿林的秘书，按理说应该是肖鸿林的心腹，但却深得贾朝轩的赏识，丁能通游走于两个政治对手之间，拿捏得十分有分寸，让他暗中十分钦佩。按理说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失之毫厘缪之千里，丁能通竟然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自如。
他发现丁能通很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态，因此应对起来十拿九稳。他记得韩非子曾经感慨地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以应付。为了请教丁能通的揣摩术，他曾经特意在东三环的顺峰海鲜酒店请丁能通喝酒，借着酒劲，丁能通还真吐出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真言。当时丁能通已经有七分醉意，喷着烟圈，醉眼迷离地说：“怀远，按理说肖市长和贾市长是一对冤家，你我之间各为其主，说不得心里话，但是在秘书圈子里，还就你顾怀远是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这两年在驻京办迎来送往、游走于人妖之间，我总结了几条在官场上自保的经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在官场上最要紧的就是要管住嘴巴，要知道到处都有领导的耳目和眼线，你说的每一句话，领导都可能知道，因此什么时候装傻都是安全的。我的毛病就是太聪明，这一点你比我做得好，你是大智若愚，我他妈的是大愚若智。从肖市长和贾市长的争斗中，可以看出同级的是天然敌人，高出半级最危险。怀远，你心里有个准备，就肖市长和贾市长这种斗法，早晚两败俱伤。对我们来说，一定要有靠山，但最重要的是不能一棵树上吊死，靠山固然很重要，但比靠山更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这就是我选择当驻京办主任，而不是当局长、区长、县长的根本原因。别看驻京办这地方三不管，却是个万花筒啊，这个万花筒比天文望远镜还厉害，可以发现最隐秘的秘密，掌握了这些秘密，我就可以像韦小宝一样将大大小小的‘小玄子’搞定，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有了这个价值，无论东州的天怎么变，我都岿然不动。”
他听到这儿，倒吸一口凉气，试探地问：“能通，像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人，再有价值也不可能不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像你我无论如何都是老板的人。”
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怀远，你我虽然都是老板的人，但是千万要记住，老板却不是你我的人，一定要有这份清醒，因此，我们都可以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但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这就像一些领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事情，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是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为此，千万不要寻求完美，一定要有缺点，有缺点的下属领导才放心。”
丁能通的一席酒话如醍醐灌顶，让他自叹不如。也正因为丁能通有这份诡谲，才躲过了“肖贾大案”。刚刚案发之时，不少东州机关干部私下里认为，丁能通死定了，但是他却不至于。尽管他和贾朝轩一起最先被中纪委双规，许多人却认为他一向谨慎，即使受牵连，也不至于毁了政治前程。案子结束以后，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他低调辞职，不仅牺牲了政治生命，而且丢了公务员的饭碗。倒是丁能通尽管被双规，却很快就放出来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最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免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在新任市长夏闻天的力保之下，又皇而堂之地回到驻京办当主任去了。
命运喜欢作弄人，官场上的事不是谁都有本事看懂看透的，他每当看到媒体称他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作家时，就免不了哭笑不得。他经常自嘲地对老婆说：“别看我的政治抱负在官场上没有实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实现了。在我的小说里，我想是谁就是谁，想当多大官就当多大官。”妻子便打趣地说：“别看你写的《市长秘书》火了，我要是写一本小说保准也能火。”他颇感兴趣地问：“什么小说？”妻子诡谲地一笑说：“就叫《嫁给市长秘书》。”他哈哈大笑，望着妻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想起“肖贾大案”发生后，她与自己风雨同舟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
想起丁能通与衣雪之间的悲欢离合，他除了庆幸自己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好妻子以外，也为自己当秘书期间顶住诸多诱惑，特别是美女的诱惑而自豪。他曾经非常羡慕丁能通那个能让女孩子爱上他的缺点的长处，当丁能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他又私下里庆幸自己没有这个长处。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太阳诱惑过我，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安全；月亮诱惑过我，我知道一旦接近并不洁白。”普鲁斯特笔下的喜欢纵欲偷欢的凡德伊小姐认为快乐之中存在某种邪魔，这种邪魔就是恶。“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生的品性”，然而，“恶是一片世上少有、不同寻常、异域情调的福地洞府，住在里面有多么逍遥自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闯进了一片纵欲的非人世界”。他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恶几乎如善一样强大。”其实哪儿有什么非人世界，正如贾雨村所云：“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尽管肖鸿林、贾朝轩腐败掉了，但在他看来，两个人既非大仁，也非大恶，不过是大仁大恶之外的余者而已。正如纳博科夫所言：“善恶之间是受诱惑的人。”关于这一点，在肖鸿林身上体现的尤为深刻，他对专案组反复强调：“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喜欢他。”他知道他在老百姓中有极好的口碑，因此他一再强调不管我贪还是没贪，人民喜欢我，我就是最好的市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到死他也没能接受“贪官”这个事实，即使他为此伏法了，死掉了。其实每个人都是红与黑的结合体，正如贾雨村所言：“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练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下。”他认为，贾雨村对冷子兴讲的这番“正邪两赋论”，恰恰是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之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无论是肖鸿林，还是贾朝轩走上领导岗位之时，骨子里都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想使东州人民为他们骄傲，然而，他们却于不知不觉之中由红滑向了黑，可笑的是在他们的“忏悔录”中，都将责任推向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给了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无产阶级思想，人性之善是相同的，人性之恶也是相同的。比如在婚外情上，肖鸿林和贾朝轩就是踏进了同一条河流。
毫无疑问，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爱是不道德的，但却是真感情。他曾经听丁能通跟他说过，丁能通在北京陪肖鸿林查出肺癌后，肖鸿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嘱咐丁能通不要告诉白丽娜。自从贾朝轩东窗事发之后，肖鸿林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万没想到，肉体生命率先宣告了他的死刑，原本肖鸿林是想策划和老婆关兰馨离婚，来个金蝉脱壳，然后娶白丽娜，然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娶白丽娜只能是个梦想了。当时主治医生要求肖鸿林住院，丁能通也苦苦相劝，然而花博会开幕在即，这或许就是肖鸿林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了，他要以最光鲜的形象向自己奋斗终生的政治理想谢幕，向八百万东州人民谢幕，因此肖鸿林断然拒绝住院。不过丁能通深知自己老板此时此刻的心情，肖鸿林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告诉白丽娜，实际上他最想见到的就是白丽娜。丁能通回到驻京办悄悄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白丽娜时，这个苦命的女人险些晕倒，丁能通一把扶住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