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当安徽大学首任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
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飙，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与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年5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由埃及的马哈福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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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之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著名古代文学教授钱基博。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英文更获得满分）。1933年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1941年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194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治学特点是广博开阔，贯通中西，古今互见，探幽入微，钩玄提要。著有《谈艺录》、《管锥编》及长篇小说《围城》等。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
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3人当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不就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之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和黄昆，两人经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有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大楼再多、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4、1938～1946年：山城书声
1937年抗战开始，福州地处沿海，深受日寇威胁，福建协和大学就在次年5月迁到美丽的闽北山城邵武。在邵武除借用汉美及乐德两中学旧址的楼房数十余座外，又新建才伟楼和高智楼，作为男生宿舍和图书馆。当时群山环抱中的邵武，便成为战时的文化城。两个中学的旧址，校舍矗立，绿树如盖，环境幽静、宽敞，于战时可称首屈一指。最难得的是，该校重要的图书几已全部运到邵武。在战时能够储备这样完整、丰足的图书，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邵武校舍分为东、北门两部，相距约2华里，文学院、农科及总办公厅设在东门，理学院设在北门。当时校舍有楼房30余座，大半是借用原有房屋，一部分系新建。林场占地1000余亩，遍植马尾松。农场150亩，附设仓库加工场、水碓及制茶试验所。园艺场135亩，蕃殖各种果树苗木，达20余万株，花卉2000余盆。校内并自备电厂及印刷所。
1940年，教育部令该校农学系扩充为农艺学系及园艺学系；加上原有的农业经济学系，成立农科。同时，将文史系分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数理系改为物理系。
1942年4月，教育部批准将私立福建协和学院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文、理、农3科改称文、理、农3学院。并颁发新校印，于同年10月16日启用。
在此前后，该校设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后改医预科）、教育学院（后并入文学院教育学系）。文学院设中文、历史、外语、教育4学系；理学院设物理、化学、生物3学系；农学院设农艺、园艺、农业经济、农业教育4学系。在理学院生物系和化学系中，设有医学预科（简称生物医预和化学医预），专为北京协和医院和山东齐鲁医学院培训医大前4年基础课。学士学位要修满136学分。
协和大学3个学院的成就各有所殊。文学院中的文史系，出版《福建文化》、《协大艺文》等定期刊物。福建的国学，自晚清以来素具渊源。西洋哲学系后来改为外语系，教授几乎都属于外国籍，某一时期阵容之强为他校所不及。历届毕业生，或在东南亚一带奠下事业，或在全国各地工作，都不乏杰出人才。教育系在福建是师资储备之所，全省执掌学校行政者不少出于此系。学校又附设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深入农村，为农民辅导教育。该系毕业的，有一批无名英雄，视教育为终身事业，尽瘁于桑梓以终老。
理学院设备最称完善。如生物学系，实验室中每人便有显微镜一架。该系著作较多，其中若干著作已刊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其他如单行本，或定期刊物，都不乏出版。化学系的药品与实验器材之丰为东南诸大学屈指可数者，无论哪一种实验，该系都可应付裕如。物理系则自备发电厂和修理厂，包括锯木及一切机械的修理。化物两系平时也有刊物出版。
农学院曾在邵武附设高级农校，训练农业人才。农经、农艺、园艺与农教4学系的研究风气也不在文理学院之后，东南各报副刊时常为该院各系专辟旬刊或半月刊，刊载各种专题文章，作者中不少是各系学生，也不乏教授的作品。除农艺系附设农业试验场外，园艺系也设有园艺试验场，并有加工的产品外售。此外，每个系都办有一种或数种不同名称、不同内容的定期刊物。
协大在邵武8年，办学达到极盛，书声传遍小山城，培养了许多人才。
5、1940～1946年：乱世也红火
抗战期间，国立同济大学被迫迁往内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四川南溪李庄（今四川宜宾翠屏区辖）坚持办学6年。战争期间，同济继续发展，达到最鼎盛时期。
在李庄时期的国立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禹王宫。
工学院在东岳庙。该院原有机械、电机、土木、测量四系和一个造船组。1945年造船组改为造船系，从此工学院就有了5个系。各系学制不一，测量系为4年；土木系为5年，1942年起改为4年；机械、电机、造船三系均为5年。工学院迁到李庄时，只剩下20多部机器。以后逐步设立了测量馆、实习工厂、电工试验馆、材料实验馆、机械试验馆等，使各项实习一般均能进行。
在李庄时期，担任工学院院长的，先后为倪超、薛祉、江鸿。1945年工学院学生有632人，教师有83人（其中教授27人，副教授10人），师资力量比较雄厚。
这一时期，工学院各系教学的特点是：第一，仍然坚持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各系一年级学生坚持在工厂进行机、锻、铸、钳、木、泥等方面实习；第二，继续注重学生基本技能训练，要求工科学生工程制图必须上墨，线条不符必须重画，习题计算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并要求学生都能使用计算尺和应用工程手册；第三，考试严格，补考后仍有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一年。
工学院各系一、二、三年级的一些基础课如高等教学、应用力学、物理、投影几何、机械制图等，均采用几个系合班上课。这一时期，该院各系也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实习工厂适应当地生产、生活需要，试制各种机器。电机实验室一度用直流电机发电为李庄全镇照明供电，受到群众欢迎。
1932年，同济大学工学院高等测量系正式成立时，是当时国立大学中唯一的测量系，也是中国民用测绘的发源地。1935年1月，该系更名为工学院测量系。抗战在李庄时期，叶雪安、夏坚白、王之卓、陈永龄、方俊、曾广梁等测量界精英人物来到同济，在艰苦和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中国的测量人才。时称“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医学院在祖师殿。在李庄期间，担任医学院长的先是黄榕增，此后是梁之彦、丁文渊（兼）、阮尚丞、徐诵明（兼）、杜公振。这一时期，该院前期在李庄建立起生理馆、解剖馆；后期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
医学院在李庄5年，毕业生共计189人。1945年时，该院学生有304人，教师45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人）。除史图博一人是德国教授外，其他都是中国教师，多数是同济自身培养出来的。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奔走于宜宾、李庄之间进行教学，坚持严谨求学的同济教学传统。
医学院前期主要教授基础理论课，这些课程有些是由理学院教师担任；后期大部分课程必须结合临床实习，所以教师均在宜宾上课，并带领学生在附属医院住院部和门诊部实习。
理学院在南华宫。学院有化学、生物、数理3系。1945年数理系分为数学系和物理系。各系学制均为4年。在李庄期间，该院院长先后为谢苍璃、顾葆常。1945年全院有学生111人，教师44人（其中教授16人，副教授3人）。
生物学家童第周在理学院任教授期间，还邀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到学校讲学，一时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国立同济大学于1945年在李庄增设法学院。办法学院的缘由，一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急需培养法律人才；二是自19世纪以后，德国在法律（如法理和立法）方面比较发达。当时中国各有关大学一般是介绍英、美、法及日本的法学，缺乏专门介绍德国法学的学校。教育部曾命令校长徐诵明于1945年秋创办文法学院，但因当时办文法学院的条件不具备，于是先筹办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