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心理生活中的那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会预知我们将来在现实中的隐藏的东西。但是，我相信，我们心理活动的偶然表现，会揭示一些隐藏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也属于心理方面的（不属于外在现实）。我相信外在的偶然性，但是不相信内心的（心理的）偶然性。而迷信的人看法则相反，他们对这种偶然和失误行为的动机一无所知，相信这种心理的偶然事件；另一方面，他们赋予外在的偶然事件以特定的意义，一种对将来现实的预兆，认为这种偶然事件的发生是表达外在现实中隐藏东西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我和迷信的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首先，他寻找外在的动机，而我则寻找内在的动机；其次，他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事件，而我将这种偶然解释为一种思想。但是，隐藏于他的东西和隐藏于我的东西相对应，而且，都不想将这个偶然解释为偶然事件，而宁肯对它做其他的解释，这是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认为，意识的疏忽和潜意识中对这种偶然的心理事件动机的认识，是迷信产生的心理根源。因为，迷信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偶然行为的动机，但是又要求能够认识到这个动机，这样他就不得不在外界寻找其替代根源。如果这样的联系确实存在，它就不可能局限于这个单一的情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世界上迷信的大部分观点——经过漫长的演化，形成了现代的宗教——只不过是心理向外在世界的投射，这种心理因素以及在潜意识中联系的模糊认识——对此很难表达，用偏执狂患者做类比有助于我们的理解——都反映在超自然现实的构成上。这些超自然的现实最终会被潜意识心理学这门科学所取代。人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解释天堂和地狱的神话，去解释上帝和不朽的灵魂，去解释善良与丑恶，将这种形而上学转化为心理玄学。初看起来，偏执狂患者的替代和迷信人的替代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人类开始思考的时候，众所周知，他们被迫以人神同形的方式去对此加以解释，或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众多人格的力量来对此予以解释。他们将这些偶然的事件神秘地解释为是那些有神秘力量的人们所为，其所作所为有时像偏执狂患者，从他人的细小的行为得出重要的结论，有时又像很多正常人，他们根据这些偶然的和不存心的行为来判断邻居的性格。在现代的科学中，这种迷信的世界观将失去存在的根基，但在前科学时期的世界观里，人们坚信他们解释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罗马人看到门口飞过一只小鸟，便认为这不是好的兆头，他们就会放弃去做一些不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用这种洞察力来判断自己的活动，这样的行为与他的前提便达到了一致。但是，如果他放弃去做这件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他在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他们的这种洞察力比我们这些无宗教信仰的人还要优越，他们比我们这些心理学家更像心理学家。因为这一跤向他们表明，他们还有疑虑，还有反面的力量在对他们发生作用，这种力量在做涣散意识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心理力量联合起来去达到这个共同的目标，肯定会取得成功的。这正如席勒笔下的泰尔，在让他用箭去射他儿子头上的苹果时，官员问他为什么抽出两根弓箭？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用第二根箭射穿你，如果我伤了我亲爱的儿子的话，这根箭就是你的，我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任何人只要有机会用精神分析的方式研究一下人类隐藏的心理冲动，他们都会发现，在迷信里，这种潜意识动机的特点得到了表现，我们可以在那些患有强迫性思考或其他状态的神经症患者那里得到证明。这些人的智力一般都很高，清楚地看到：迷信来源于压抑的敌对冲动，迷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灾难的期望。如果一个人经常有邪恶欲望，但他又想变好，他就不得不将这个欲望压抑在潜意识之中，并期待着通过灾难的方式来惩罚这种潜意识的邪恶。
尽管这几句话不能完全阐明迷信心理学，但是我们至少触及到了这样的问题：迷信到底有没有现实根源，或者说，诸如真实的预感、梦的预见、心灵感应以及超自然力量的表现等等，这些说法是否完全是假的。我的意思并非是对这些说法一概否定，因为，很多哲人明士对此都有详细的观察，并确认其存在，当然对此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希望的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够通过人们对潜意识过程的认识而得到解释，从而使我们今天的观点更加巩固。如果像招魂术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用对这现象的新发现来进一步限定我们的“定律”，而不使我们动摇关于世界上事物之间的一致性的信念。
对此问题的讨论，我只能提供一个主观性的答案——据我个人经验的答案。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我出现的时候，神灵停止活动，超自然的力量也隐身而去，因此，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使我相信这种奇迹的存在。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预感，并经历了一些烦恼，但是二者总是联系不起来，预言的事件总不出现；而一些不幸的事件经常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孤居其他城市的日子里——当时我还年轻——我经常误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备感亲切，然后仔细地记下这个时刻，并追查在这个时候我的家人是否真的叫过我的名字，或有无什么事件发生，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与此相应，有一次，在我忙于为一个患者看病的时候，我的一个孩子突然患病，几乎因此死去，当时我仍没有烦恼的预感。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的患者中，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自己的预感应验。我也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我的一些经历也可以用心灵感应的假设对此予以解释。
很多人都坚信梦有预见性，因为人们可以用很多事实对此予以论证：在梦中出现的愿望，在以后的生活中得到了满足。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通常在梦和愿望的满足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被做梦的人给忽略了。一个聪明、诚实的女患者，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关于梦的预见性例子。事情是这样：她曾经梦见自己在某条街道的某家商店遇见了她以前的一个朋友——她的家庭医生。第二天早上，当她来到市中心梦里梦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确实遇到了他。
在仔细地询问了她一些问题后，我发现，在她做梦的那个早上，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个梦——直到她出去散步并遇到这个人时才回忆起晚上的梦。她对这样的解释并不反对：这种事件的发生并非神秘，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心理问题。那天她走在街道上，遇到了她的家庭医生，见过以后，她感觉到前天晚上自己在梦里梦到过在这个地方遇到了他。对她做具体的分析后，就会发现她的这个确定的感觉是如何出现的，一般而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否定其真实性。一个期待已久的在某个特殊的地方相遇，实际上等同于一种约会。这个老家庭医生唤起了她对以前的回忆，她通过这个医生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她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从此以后，她继续和这个绅士有密切的联系，就在做梦的那天晚上，她还在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他并没有来看她。如果对这种情况做进一步分析的话，便会很容易地发现，当她见到她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的时候，她表现出的做过这个预见性的梦的幻想等于在说：“啊！医生，你使我陷入过去的回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安排一个约会，我会很高兴的。”
这种“明显偶合”——说到某人时，他确实出现了——也是有的。我也记起自己一次这样的小小经历，这或许代表了很多类似的经历。在我获得了教授头衔后的几天——在当时的专制时期，教授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当我走到市中心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童年的幻想，即想去报复一下那对夫妇。几个月前，这对夫妇请我去给他们的小女儿看病，这个女孩在做了一个梦后，出现了有趣的强迫症状。我对这个病例很感兴趣，对其病因我是知道的。但是，这对夫妇反对我给他们的女儿提供治疗，而让她转到了一个外国权威那里，这个权威以有效的催眠疗法著称。我的这个报复性的幻想是：在这个权威的治疗彻底失败后，他们会再来求我进行治疗，并且向我表示，他们对我的治疗很有信心，如此等等。然而我就会这样回答：“是的，现在你们对我有信心了，因为现在我也是教授了。这个头衔并没有改变我的能力，我当大学讲师的时候，你们没有用我，那么我现在做了教授，也可以不用我。”这时，我的幻想被一个声音打断，“教授，你好！”我一看，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正在想着要报复的那对夫妇。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并非奇迹，我在这个宽阔、笔直、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街道上走，迎面而来的正是这对夫妇。在我们相距二十码的时候，我可能偶然的一瞥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并认出了他们，但是我却将这个感觉放到了一边，或被消极地忽略了。很明显是情绪的因素在这个幻想中发挥了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巧合。
在某种时刻，或某个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么熟悉，好像以前我们到过这里，但是经过努力回忆，发现自己以前确实没有来过这里。人们在言语的表达上，将此习惯上称之为“感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判断，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知觉判断。这些情况有其本身的特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他无法回忆起来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似曾相识”的现象是否可以证明有前世的存在呢？当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后，便企图用特殊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提出的解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人能够通过这个现象的表面而看到其深层的东西。据我观察，这些心理过程可以对这种“似曾相识”——即潜意识幻想的现象做出解释，但当代的心理学家仍然忽略这一点。
我认为将这种似曾相识的经验看成幻觉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情景确实触及到了他以前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只是无法将这种经历回忆起来，因为它还没有被意识到。简单地说，似曾相识的感觉与一种潜意识幻想的再现相对应。这里存在着的潜意识幻想，就像我们意识中产生的同种创造一样，对后者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了解到。我想对此问题应该给予认真对待，但这里我能做的只不过是对一个具体的、“似曾相识”的例子进行分析。在这个例子中，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和持久。一个三十七岁的女士对我说，她对她在十二岁半时的一次记忆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是到乡村去看她的几个同学，当进了大院，她马上感觉自己以前来过这里；来到客厅时，她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她感到自己原来就知道这座房子的结构以及这座房子的隔壁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并且知道从这里会看到些什么。当时她想，之所以会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到过这里。但是，询问了父母后，这个看法却被否定了。这个女士并没有从心理学方面对此予以深究，但是她认为这种感觉的出现是她的重要的情绪生活的预见，因为这些同学对她以后的生活意义重大。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她当时的处境，就会对这一现象有另外的解释。在她去看望同学的时候，她知道，她的一个女同学只有一个哥哥，当时他病得很重，她来到他们家后，也瞟了他一眼，他已经病入膏肓，她对自己说，他将不久于人世。现在，她自己唯一的哥哥也患有重病几个月了，在他生病期间，她不得不和她的父母分开几星期，而和她的一个亲戚待在一起。她相信，她的哥哥和她一起去了乡下，而且她认为这是他病愈后的第一次旅行。但是，奇怪的是，她对其他的很多细节都很不确定，唯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还记得自己那一天穿着一件很特别的裙子。了解到这些讯息后，任何一个人都不难从这些暗示中得出结论：她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期望她的哥哥死去。这一点对这个女孩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她对这个愿望意识不到，而且，在她的哥哥恢复后，她又将这个思想更强烈地压抑了起来。但是，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她的哥哥没有恢复，那么她就要穿孝服了。她在自己同学的家里发现了一个很类似的情景，她的哥哥也濒临死亡，事实上他不久就死了。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几个月前，她本人也有同样的经历，但是，她并没有回忆起来这件事。相反，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个地方的似曾相识感，如这个环境，这座房子，这座花园等，自己又成为这个“虚假探索”的受害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对哥哥死的期望还没有从她的幻想欲望中消除，她希望自己成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后来，她患有严重的恐怖性神经症，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这种症状的潜意识根源也是同一个内容。
我的一次类似的、似曾相识的短暂经历，也可以追溯到当时的这种情绪的聚集。“在这种情况下，也唤起了我原来形成的改良自己处境的幻想欲望。”关于这种似曾相识的现象，我们认为费伦茨博士的解释是值得考虑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写道：“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和其他人一样，我自己深信，有无数的似曾相识的经历，都可以追溯到潜意识的幻想，在当时的情景中，人们又潜意识地联想到了这种幻想。我的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于其他人，但是，实际上也是其他人的翻版。这种感觉经常出现，后来发现，这种感觉来源于以前做的一个梦，而这个梦的内容他早就忘掉了。由此可见，似曾相识不仅可以源于白日梦，同样也可源于夜间梦。”
后来，我发现格拉靳特也对这个现象做出过解释，他的解释和我的观点极为相似。
1922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来论述另一种很类似于似曾相识的现象，这便是“似曾谈及”，即在自己前来治疗时，幻想着自己已经报告过那些很感兴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患者主观上坚信，他在很久以前就说过这些记忆材料，医生则很确定地说他并没有讲过，并肯定地告诉患者他一定是记错了。对这种有趣的失误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这个患者在说明这个材料上有压力，因此他便试图将这些材料说出来，但是，并没有真的说出。在治疗的时候，他将原来的这种记忆当成了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这样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种类似的情况，其机制可能是一样的，费伦茨将此称之为“信以为真的”失误。我们相信，我们会遗忘、误置或丢失一些事情、事物，但是有时我们却坚信自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并认为事情本来就如此。例如，一个女患者又返回到医生的家里，说她是回来取伞的，因为她将伞丢在了这里，但是这个医生发现，伞就在她的手里。这个失误的发生显然与一个冲动有关，这个冲动便是，她想将这个伞放到这里。由此可见，“信以为真的”失误与真正的动作相对应。这正如人们所言：这太便宜了，因此便想回报一下。
最近，我将名字遗忘例子的一个分析报告给一个学哲学的同事看，他马上反驳说：“这很有意思，但是，我对名字的遗忘则不是如此。”对我的观点，当然不能用如此简单的方式予以拒驳，我不认为这个同事以前曾对名字的遗忘这种现象进行过分析，也不能说他对名字的遗忘现象的解释完全不同。然而，他的这个说法涉及到了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即关于这些失误、偶然行为的解释是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还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如果仅适用于个别情况，那么其条件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的解释呢？对此问题的回答很困难，或使我进退维谷。但是，我要声明一点，我们所报告的这种联系绝非少数，每次对自己或患者做实验的时候，在这些例子中都会明显地看出这些联系，或者说我们的看法是有基础的，是站得住脚的。当然，如果你没有发现这种隐藏的思想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你设法找到这些思想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抗拒。同理，我们也不可能对自己或患者的梦都做出解释，为了证明这个理论具有普遍性，只要你用这样的方法去寻找这些隐藏的联系就足够了。对前一天做的一个梦进行解释的时候，你可能感觉非常曲折，难以理解，但往往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你会揭示其秘密。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反面的力量减少了，这样你的解释就容易了。这也适用于对失误和症状行为的解释，在前面举的那个读误例子中，我有机会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最初我对这种失误无法解释，但是当我对这种压抑思想的兴趣消失后，情况却明朗开来。只要这种痛苦——我的弟弟比我获得教授的头衔的时间早，那么，对这个读误的分析就需要我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当我发现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比我优越时，我便突然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认为：这种持续时间的分析都是由于这个机制，而非所揭示出的心理机制导致。如果对这种假设并没有得到反面材料，人们就准备相信对失误和症状行为，这些可能是发生在正常人身上的行为的其他解释，便使这种假设失去了现实价值。也正是同一种心理力量使人们产生了一些秘密，并促使自己去探究这个秘密，最后对此做出解释。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事实：仅仅通过其本身的力量，压抑的思想和冲动尚无法通过失误和症状行为获得表现。因为，在此情况下，这种一边倒的可能性，就其神经机制而言，必然是孤立的。而这一点正好被压抑的思想利用，据此使人们的意识有所感觉，即仅仅是想让人们有所意识。在言语失误的情况下，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企图确定的是，造成这种失误产生的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失误和症状行为产生的原因，区分为潜意识的动机和心理—物理联系，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公开的问题：在正常人的范围内，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像潜意识这样的因素，并取代潜意识——能够说明这些失误的产生。但对此问题的回答并非我的任务。
尽管在精神分析相关于失误的一般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也不想夸大这种差异，我宁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那些差异不明显的例子上。对于那些简单的、不引人注意的口误和笔误而言，仅仅是一种压缩，或少了一个词，缺少一个字母——这是不会有什么复杂的解释的。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必须坚信：对意识的某种干扰仅仅是表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说不清楚这种干扰来自哪里，其目的是什么。事实上，这除了说明它的存在外，并没有其他的意义。在这种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语音的相似相接近的心理联想对失误的作用，对这个事实我们从来没有争辩过。一个合理的科学要求是，对那些尚未解释的口误和笔误的解释，应该依据那些有明确分析的例子，依据那些通过分析得出相应结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