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人们通常会根据你的朋友判断你的为人。千万不要同不分是非、昏庸无能的人交朋友，这些人会因为愚昧无知而干坏事，他们所造成的损失超过凶恶敌人的破坏。
没有朋友的人是可悲的，因为一辈子都会感到孤单。友谊使快乐加倍、使痛苦减半，是可以滋润心田的美酒。若想让友谊地久天长，不要总希望你的朋友升官发财，不要总想着利用朋友获得某种利益。朋友之间应该是无私的、相互帮助的，不要因小的利益而损害友谊。
当然，身处社会的我们需要的并非单纯的情趣相投的朋友，还可以是事业上有共同志向、工作中能互相帮助或者能够给自己指引方向的良师一般的朋友。总之，尽可能多地结交有益于自己发展的朋友，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
假如你一贫如洗，不要希望高攀权贵，因为没有多少人看得起穷汉。可以选择境况同你类似的人交朋友。但假若你很阔绰，不妨主动交些穷朋友。另外，同贪婪的朋友断绝来往，因为他同你的友谊，是出于钱财等，而不是出于真心。永远不要结交心怀恶意的人，他们很难改邪归正，你的情意不会烙印在他的心上。
能屈能伸才算是大丈夫
不愿做的事情更要去做。
——曾国藩格言
当好运连连的时候，我们会趁势施展自己的抱负，会雄心勃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事情并非全如人意。有时候，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或者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得委曲求全。一个人只有懂得在失意时能忍耐，在得志时大干一番，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曾国藩就是一个能屈能伸的人。在处于顺境时，他能够力挽狂澜，救政府于危难中；在境遇困顿的时候，为了实现目标，他也能忍耐，委曲求全。
曾国藩在与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就是“两虎相搏，胜者也哀”。所以，他主张“英雄握手”。但官场中还是有那么一些喜欢拆别人台的人，身在官场，他不可避免地要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鲍提督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击伤他好几个卫士，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他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他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就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流言四起，说是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芋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芋，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违心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文章，而这一次他所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视若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有违自己良心的事情呢？这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时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银，而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的军队无银可供，曾国藩专门派郭嵩焘回籍筹借军银，有赖衡州知府借给他10万两准备修城墙的白银。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后，10万两白银的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让曾国藩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武汉，却只字未提军饷之事。没有军饷怎么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但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一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皇帝，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名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皇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他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不仅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而且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2万两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5万两白银。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凑了10万余两白银。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10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渡过了劫难。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更多时候，人们还是像曾国藩这样，遇到了危机，在没有人帮助的时候，委曲求全，为了达到目的而暂且委屈一下自己。
表里如一是人们的一种理想化追求。对于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
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生活非常困难，他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就用你的配剑来刺我，敢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
韩信面对着那道阴森森的小门——屠夫胯下，是过还是不过？摆在韩信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他从胯下钻过，虽身受其辱，但能保全性命；二是拔剑刺去，让那恶徒顷刻溅血，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会被那班恶少杀掉，从此也没有了韩信。自知形单影只，靠硬拼肯定吃亏的韩信权衡再三，毅然弯身，匍匐爬过那市井之徒的胯下，引得周围一片哄笑。
但这不是他的终点，他最终持斧铖，号令汉兵，“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一月下齐七十二城，成为驰骋疆场的“万人敌”。当初之屈，昔日之辱，早已随着赫赫战功灰飞烟灭了。
韩信真正做到了以屈求伸，成为一代之人杰、千载之英烈。这等气概，又岂是乌江畔的项羽所能拥有的？
三国时期的魏国官吏王昶曾经训诫他的子孙：“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若能以暂时的委屈来换取以后的大展抱负，以暂时的退让来换取以后的有所得，以暂时的懦弱来换取日后的强大，能做到这样，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屈是为了求伸，在人生的书法中，有拱笔也有扬笔，能伸能屈才能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
处于低潮、逆境时，若运用“屈”的智慧，懂得“穷则变，变则通”，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若该屈时不屈，却去伸，必然遭到沉重打击。比如，当你应该低头屈身，对人表示尊敬时，如果你只知道昂首阔步，这样是不会受人欢迎的。当然，只知道屈而不知道伸，也同样是不正常的。只知一味卑躬屈膝，不能自持自重，必定会被别人轻视。所以，一个人当直则直、当屈则屈，能够屈伸自如，这才是理想的处世之道。
要求同存异不轻易树敌
求同存异，收众人之力以成大事。
——曾国藩格言
“求同存异”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以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只有懂得这种处世态度，才能牢牢建立自己的利益体。
曾国藩与左宗棠有着不同的性格，曾国藩迂缓，左宗棠激切；曾国藩端谨，左宗棠狂放；曾国藩深于心术而短于兵略，左宗棠善于军事而疏于人情。他们各有千秋、各放异彩，但同时又各有所短、各有所私。这两种风格迥异的人共事一方，在心理上便难于融洽无间。他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就闹不合，但曾国藩赏识左宗棠的才略，并大加赞赏，还常常举荐他。左宗棠虽然依靠曾国藩的举荐得以入朝为官，并建立了一定的功业，但他爱闹意气和喜欢骂人的脾气一点没有改。不过，他们在涉及爱国、卖国、妥协和投降等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则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们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共同开创了督抚乡镇、湘系鼎盛的政治格局，双双成为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曾国藩爱才，也懂得为人处世的奥秘。当他和左宗棠的矛盾表面化的时候，曾国藩采用两种方法来解决。一种方法是，他表扬和鼓励那些不参与左宗棠纷争的部属。为此他赞美过李鸿章，说他不与左宗棠争意气，值得钦佩，并且还说这是圣人才有的表现。另一种方法是，当左宗棠指名道姓骂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采取不理会的方法来处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宗棠咒骂我的这件事情，我有所耳闻。但是，要像他那样早晚用诟骂来反驳他，则拙于出口。所以，干脆就用不骂、不见、不闻的方法处理。”除此之外，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左宗棠以怨报德，我心中的确有芥蒂，但人老了畏惧天命，只求安安心心，去除愤怒之心。你们年少气盛，特别容易生意气。对于左宗棠，你们只需不闻不问就可以，不要发表任何意见，千万要记住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处世之老道与胸襟之宽广。正是曾国藩能够用海纳百川的胸襟容忍左宗棠的一些不礼貌言行，不让两者之间的关系敌对化，他们之间才有合作的可能。之后，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保持住了大体上较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创造了辉煌业绩，而两个人的强强联合也实现了双赢。
优势互补、和谐相处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王蒙先生虽然写了很多书，对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不会就此用自己的思维去评判他人的作品。他在评价小说《无字》时说：“即使你再挑上一车两车毛病，你无法否认这部书的不凡与独特，这部书的力量，这部书的值得一读的价值。它像火一样的灼烫，像冰一样的冷麻，像刀一样的尖刻，像蛇一样的纠缠。它孤注一掷，落地有声……它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通体透明、惊世骇俗、傻气四溢的书。是一部按也按不住，补也补不齐，捂也捂不严，磨也磨不圆的精灵。置放在那里，它又蹦又闹又哭又叫，你拿它没有办法。”读这些文字，使人感到纸上的文字仿佛有了生命，它们跳跃着、舞动着、歌唱着，处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王蒙就是这样不吝赞美其他作家的作品的。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炙手可热、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还默默无闻、后来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索尔尼伦琴曾写信给他，寻求帮助。但大作家肖洛霍夫对这位与自己写作风格不同的后学者置之不理。后来有传言说肖氏《静静的顿河》为抄袭之作，索尔尼伦琴就是抄袭说的坚决支持者。
肖洛霍夫之所以给自己树立了敌人，就是因为他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宽广胸襟和宽宏大量的气度。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
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
在谈话中找到相同观点，这将有利于彼此关系的融洽。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彼此畅谈，增进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