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于是让自己的大儿子穿上这件长衫，前后各有两个洋人抬衣摆，左右各有两个洋人抬袖子，以洋鼓洋号为前导，吹吹打打，由静安寺沿着南京路向东走去。路上，八个洋人果然每走数步就停下来跪拜一次。这出奇妙闹剧招来众人的围观，十分滑稽。特别是当有外国人从旁经过时，中国人便起哄，羞得那些外国人低头掩面，仓皇溜走。
事后，朱葆三按洋人所拜次数给足了赏钱，同时放出风来说，如果法国人不将复兴公园门口的牌子摘掉，他还将组织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出：雇用若干名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衣舞，舆论哗然！法国佬意识到中国人不好惹，只好悄悄地摘下那块挂了多年的辱华牌子……
“海上闻人”虞洽卿
《虞洽卿传》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虞洽卿25岁时在德商鲁麟洋行当买办，一天，他听朋友说，一位北京军界要员将来沪采购大宗白布，染色后做军装。虞洽卿马上意识到，这是松动甚至出清本行仓库中大量积压的白坯布的天赐良机。不料，这位官员不喜欢跟陌生人打交道，虞洽卿几次上门都遭严拒。某日，他发现那官员正坐着马车兜风，于是，急雇一辆高大马车，许以重金，追撞上去。结果，官员的车被撞得歪歪倒倒。官员大发雷霆，虞洽卿立即诚惶诚恐地“赔罪”，答应赔偿一应损失，送官员回家，再为他置酒压惊，又殷勤伴其游览邑庙名胜。几番来往，彼此终成知交，当然，虞出清库存白坯布兼带染料的大宗合同也就水到渠成了。
虞洽卿曾说：“盛世有盛世的商机，乱世有乱世的商机，这看你生意人如何去驾驭它。‘乱世出英雄’就是这个意思。”
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4年独创三北公司。1920年合伙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在上海这座十里洋场，虞洽卿不是宁波商人中财力最棒的，但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虞洽卿叱咤上海滩数十年，同外国势力有依附有矛盾，辛亥革命中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反对袁世凯。“五卅”反帝运动中摇摆不定，大革命前后支持北伐反对孙传芳，“四·一二事变”中却帮助蒋介石“清党”。一生跌宕起伏，复杂多变，颇多玩味……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殡舍的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虽与洋人相洽，但他们欺负宁波人却令他义愤填膺，于是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几经交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让步，四明公所的地产得以保全。1905年腊月，有一广东妇女黎黄氏携带婢女10余名途经上海，被英国巡捕诬为人口贩子而横遭逮捕。在会审公廨开庭审理时，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又颠倒黑白，胡判乱断，引起民愤。虞洽卿目睹此情，挺身而出，在公堂上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仗义执言，深为社会各界称道。“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遂使虞洽卿声名鹊起。
当时的上海有一个叫“万国商团”的组织，它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虞洽卿见“万国商团”中既称“万国”，却不准华人参加，处理纠纷时，往往袒护洋人，十分不满，在与英捕房交涉后，与朱葆三等人发起成立“万国商团中华队”。虞洽卿从1905年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中挑选了83名优秀青年参加，由虞洽卿亲自担任中华队公会会长，备有军装武器，这是第一支由中国人在上海租界组成的民众武装自卫队。不久成立的“上海商团联合会”，虞洽卿又被推为名誉会长，时年44岁，成为风云一时的“海上闻人”。
“上海商团联合会”倾向于进步，辛亥革命爆发时，成为协助上海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发起人虞洽卿早在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就在沪上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8000元，并与朱葆三等人在租界内设“宁商总会”，作为革命党人秘密集会之所。他还为起义军代办军械。起义军攻打南京前，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在纽永建陪同下，夜访虞洽卿筹饷，虞当场承诺“暂借10万元以充军需”。11月4日上海光复，当晚虞洽卿携巨款赶到苏州，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在民军等配合施压下，程宣告独立。其后他又去南京游说清守军张人骏等起义，遭拒绝。于是又将购集的军械弹药连夜亲自押送南京前线天堡城下，接济革命军，终于攻克南京。虞洽卿在前线见革命军条件艰苦，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起“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洽卿被委任为上海军政分府外交副部长、闸北民政长，又被任命为八位顾问之一。
1920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创立的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开张，虞洽卿担任理事长。他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还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尤其是与蒋介石的相识，改变了其之后的人生走向。
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蒋介石集团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洽卿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0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埋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美其名曰“革命善款”。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正是因为那次“交易”，以虞洽卿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与蒋介石集团结成了利益同盟，帮组蒋介石取得了政权，并以血腥的手段清洗了他们视之为对立面的共产党和工人阶层。
由于帮助蒋介石“有功”，虞洽卿先后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中央银行监事。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愈益看重，1926年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执委会主席。1928年2月，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25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赠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还赠他勋章一枚。1930年，虞洽卿又当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五华董之一。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0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当时《申报》对这一典礼活动的盛况曾有详细报道：
“10月1日上午在跑马厅举行阅兵式，由万国商团中华队接受虞氏检阅。随后游行开始，队伍沿虞洽卿路向北行进，有马巡队、军乐队、护旗队、商团队以及来宾车队，沿途观众夹道欢呼，鞭炮声声，围观群众不下30万人。另外，还由明星影片公司在现场拍摄有声电影，记录游行及庆祝大会实况……”
这一时期的虞洽卿可谓是春风得意。
更为优厚的“礼遇”是在商业方面：1930年，国民政府特许他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对外发行债券，同时将很多军需的运输业务交由他经营，三北公司业务得以迅速做大，到抗战前夕已有轮船30余艘，总吨位近10万吨，占到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7，为当时民营公司之最。
虞洽卿一生虽然在政治上多有瑕疵甚至是污点，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却是可圈可点，尤其表现在抗战上面。
1931年7月2日，日本军方在朝鲜煽起排华反华浪潮，虞洽卿率先在上海组织反日援侨委员会，并公开发表演说，痛斥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同月14日，还宣布与日本经济断交，表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爱国立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多达70万难民涌入弹丸之地的租界。虞洽卿以70岁高龄奔走呼号，发起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自任会长，英商麦克诺为副会长，在全市设立30多处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8万余人，遣返回籍10多万人，发放81期给养，共计970余万元。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航线西进侵略，他跟武汉卢作孚一样，将自己公司的船交给中国军队，3万吨级轮船被炸沉在江阴一带水面。
日据时期的上海由于日军的封锁曾陷入米荒，虞洽卿出面召集各行业公会开会，倡导成立上海平粜委员会，他恳请各公会先行垫款，以便购买南洋大米，以求平稳物价。为避免运米船被日军击沉，他与意大利商人合开中意轮船公司，船挂意大利和挪威、巴拿马国旗。所运大米均按市价七折出手，差额部分由各公会捐款补贴，平粜米共办了30多期，为解决租界内平民和难民缺粮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日军策划组织汉奸政权，多次拉拢虞洽卿，并许以伪上海市政府市长一职，均为他拒绝，为此他还收到了夹有子弹的恐吓信。1941春，虞洽卿不得已辞去荷兰银行买办职务，悄然于深夜离沪，经香港抵达抗战大后方重庆。在西南，虞洽卿又与与王晓籁等创办三民运输公司，集资在香港购买三吨道奇牌汽车300辆，从缅甸、仰光等地运来五金配件，以供军需之用。
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享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嘱赠黄金千两，“用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虞死后获得国民政府赠匾一块，上书“输财报国”四字。此匾至今仍悬挂于浙江慈溪市东郊伏龙山下的虞洽卿故居。
“强门脑袋”黄楚九
大多数人知晓黄楚九，很大程度是因为“上海大世界”。在他的经营之下，这个“远东第一游乐场”不仅成为当时上海都市娱乐文化的标志，也成了一个城市的象征。很多年后，外地人到上海滩，还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大世界，枉来上海滩。”这个在上海滩伫立了87个春秋的“大世界”的创办人，便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黄楚九。
黄楚九（1872—1931），浙江余姚人，名承乾，字楚九。出生于中医世家，少时随父行医，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15岁那年，其父去世，他随母亲迁居上海，每天到城隍庙内设摊，出售他自制的一些药丸散丹，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滩的创业生涯。
但黄楚九的发迹、起家，与一般企业家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迥异，是凭借几款“野狐禅”般的所谓滋补品，转眼间就大获其利，在上海开起了大药房。
黄楚九本是眼科医生，他揣摩国人重视大脑的心理，认为脑主宰全身，于是千方百计炮制所谓补脑的“妙法”。他请人设计了一张药方，其中有磷质加上甜味的果汁，且又迎合国人崇洋心理，以一张犹太人的照片起名艾罗，放在商标上算是发明人。于是“艾罗补脑汁”大张旗鼓上市了。“艾罗”是外文Yellow，拆穿了就是黄的意思，也就是黄楚九的专利。他笃信“一分本钱，配上九分广告”的道理，在《申报》和《新闻报》等报上大做广告。“艾罗补脑汁”大批上市，钞票也就滚滚而来。继“艾罗补脑汁”后，又有龙虎人丹、百龄机等几种新药相继问世，同样使得财源茂盛。
在当时的上海商界，黄楚九有“强门脑袋”之誉，形容他头脑活络，善于趋新。他就是从一款“艾罗补脑汁”开始，逐步创办五洲药房，开设龙虎公司，筹组中西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拥有21家医药企业，终成药业托拉斯，被选为上海新药业公会首任理事长。
但黄楚九远不满足于在药业方面的成功，很快便涉足娱乐业和其他新型服务业。在上海滩，首开大众化游乐场先河的就是黄楚九。
1917年7月14日，鼎鼎大名的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幕，这是黄楚九亲自挑选的日子，这一天是他跟随母亲来到上海30周年的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他是一个穷小子，30年后他是一代巨富。那天“大世界”门前鼓乐喧天，霓虹闪耀，鞭炮齐鸣，游客和财富如潮水般向他涌来。开设大世界娱乐场使其名声大噪，但据说创办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黄楚九选中永安公司的屋顶开设“楼外楼茶座”。逐日一档评弹一档申曲，茶客边饮茶边听戏，又能远眺外滩景色，加上装了电梯，收洋仅一角，这就近悦远来，趋之若鹜。接着黄楚九又与人合伙在跑马厅一角开设“新世界”，游艺节目更多，分处南北的两部，有地道相通，收洋也只二角。
岂料“新世界”正兴旺时，合伙人把黄楚九一脚踢开。黄楚九可非等闲之辈，一气之下，便找到法国领事协助，在跑马厅另一角开了“大世界”，面积超过“新世界”两倍，上下五层，地方剧、弹词、说书、清唱、文明戏、马戏等等应有尽有，收洋两角。那一时期，凡游上海的外地人，都要到大世界来一饱眼福。同时“大世界”也成了上海滩赌风日盛、狂狎正劲之地。
当时上海滩赌风很盛。赌徒们赌红了眼，便是火里的钱都敢抓来赌，自然不计利息之高低，黄楚九就在“大世界”旁边开设世界日夜银行，一天24小时营业，方便赌客，也收存款。
之后黄楚九又陆续开办三星舞厅，组建中华电影公司，还搞起房地产，筹建上海夜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等等，一生从事的新兴产业颇多。
上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上海各业经营急剧萎缩，黄楚九亦未能幸免，他的日夜银行在他人操纵下惨遭挤兑。1931年1月19日，黄楚九病逝于自己的寓所内，他去世不久，日夜银行支撑不住而倒闭。为了偿债，黄楚九生前所穿上百件长袍均拍卖。黄楚九死后，“大世界”也落入了觊觎它已久的大亨黄金荣之手。送葬时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楚楚大志，十年雄心争天下；
九九归原，一双空手赴黄泉。
尽管最后的结局苍凉可悲，但黄楚九还是多受关注和热评。
这位一生创业不辍，时人称为“百家经理”的时代精英，曾以他的胆识和智慧创下多项“第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企业——龙虎公司、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楼外楼、中国第一家综合娱乐场——新世界、远东第一大游乐场——大世界、中国第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企业报——《大世界报》、中国第一个医药“托拉斯”——拥有21个医药工商企业的黄氏医药“集团”……他运用的新颖多样的广告手段，是中国广告史中颇为精彩的一页；他表现出的超前的品牌意识，是中国企业经营史上具有前瞻意义的理念；他历经的多次维护企业权益的官司，给中国司法史上留下了有价值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