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语言文字学
敦煌语言文学是研究敦煌文献中的文字、语言、声音、训诂、修辞以及标点符号的学科。它还为敦煌学其它分支学科如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经济、社会、文学及民俗研究等提供帮助，因而对敦煌学诸多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常常可以发现，敦煌学诸多学科的研究，由于所利用的文献未经过语文学和校勘学处理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敦煌语言文字学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具体语言学中的历史语言学范围。它只是通过敦煌古代遗书来探讨古代不同语种（汉语、吐蕃语、回鹘语、粟特语、于阗语、突厥语、西夏语、蒙古语等）书面语言及记录书写诸方面的状况与问题，而不是通过语种的口语调查来研究语言学诸问题，所以它同全方位的语言学比较起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我们使用“敦煌语言文字学”为这个学科命名，而不取“敦煌语言学”为名。
数十年来，敦煌语文字学主要是以敦煌音韵、训诂、新语法、俗体字和古民族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逐渐形成了相应的研究系列。
敦煌音韵学研究，最初是先从研究敦煌发现的古代韵书残卷开始的；接着扩展到敦煌发现的《尔雅》、《经典释文》文经籍注疏的研究；后来，进一步扩展到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敦煌方音和敦煌韵文格律及用韵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国音韵学，打开了一扇新窗。1910年，王国维发表《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及《书吴县蒋氏藏唐写本唐后》，这两篇短文，吹响了敦煌音韵研究的号角，召唤来一大批学者陆续加入这个研究行列。著名学者有丁山、魏建功、董作宾、蒋经邦、厉鼎煃、方国瑜、罗常培、万斯年、凌大廷、刘复、姜亮夫、潘重规、周祖谟等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基本上理出了我国古代韵书的体系、源流及韵部分合情况，为我国音学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930年罗常培先生对几件唐五代时期的汉藏对音写卷进行研究，撰成《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打开了中古西北方音和敦煌方音研究的大门。此后，邵荣汾、龙晦、周大璞、张金泉、罗宗涛、黄幼莲、洪艺芳、杨同军、黑维强，日本学者冈井慎吾、武内义雄、坂吉健一，高田时雄、砂冈和子（铃木和子）等又有不少新的收获。
在敦煌训诂学研究方面，主要是对敦煌俗词语和通假字、俗字进行研究。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是杰出的代表。此书收集了千余条敦煌俗语字词并进行了精辟的阐释，对敦煌古代俗语词和俗字，借字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敦煌遗书中不少语言文字障疑由此得到解决，对敦煌遗书的释读、校勘都具有指导作用。此书自本世纪五十年代面世后，多次再版，多次增订，既表明读者需求之不衰，也表明著者研究之不断前进。1994 年，蒋先生和他的弟子张涌泉、黄征等在此书的基础上浓缩改编为《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更方便使用。在敦煌词语训诂方面作出贡献的还有胡竹安、洪诚、潘重规、张永言、孙艺秋、孙其芳、陈文治、郭再贻、江兰生、袁宾、都宙兴，项楚、张涌泉、黄征等人。
敦煌俗、别体字、标点符号和新起语法，为我国语言学宝词库增加了一大批新鲜资料；这些方面的研究，为我国语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一页。潘重规先生一再告诫他的学生研究敦煌卷子一定要在文字学方面下功夫，他有两句名言：“文字是基础，目录是门径。”他亲率弟子对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中的俗字别字进行搜集整理，编成《敦煌俗字谱》一书，成为敦煌学一部著名的工具书。金荣华先生又为此书编成《敦煌俗字谱索引》，更方便了使用。后来，张涌泉先生又从英、法及北图藏卷中收集不少的资料撰成《敦煌俗字研究》（1995年）和《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两部集成性大著。此项研究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系列，不仅在敦煌学中具有重要意义，还对我国古代文献和碑铭的俗体、别体和异体字作了较多的增补，丰富了我国古代俗、别、异体字的字库。在敦煌俗、别、异体字以及假借字研究中作出贡献的还有金冈照光、入矢义高、潘重规、邵荣芬、正三庆、郑阿财、王锳、宁希元、郭再贻、张金泉等人。
敦煌文献中还保存了多种古代民族语言文字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新疆、蒙古和中亚地区也发现相应语种的文献。学者们把这些古民族文献结合进行研究，从而复活了好多种早已失传了的文字和语言，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关于佉卢文、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于阗文、回鹘文和西夏文，西方学者最早进行释读，对进一步研究使用各该语种的古代民族及其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门径。著名的学者有德维利亚、伯希和、沙畹、高梯奥、维尼斯特、戴密微、毛里斯、列维、哈密尔顿（以上法国），克拉普洛特、缪勒、泽格林、霍恩勒、洛伊曼（以上德国），贝利、厄麦里克、亨宁、德雷斯登（以上英国），柯诺（挪威）、温德金斯（比利时），彼德森（丹麦），劳弗尔、莱恩（以上美国）、列文、里夫斯茨、伊凤阁、力山、龙果夫（以上俄国）。
我国学者对古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最先是从西夏文开始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回鹘文、吐蕃文、焉耆——兹文、蒙古文和传卢文。著名学者有罗福苌、罗福成、冯承钧、冯家升、于道泉、王静如、季羡林、耿世民、李经纬、马雍、黄振华、史金波、白滨、聂洪音、李范文、陈炳应、王尧、陈践、黄布凡、林梅村等人。
敦煌文献学
敦煌文献学，是对敦煌文献进行编目、鉴别真伪、校勘整理的学科。它的内容主要是：
1、研究敦煌文献的书志学特点，鉴别敦煌文书的真伪，剔除伪本；
2、编制敦煌文献目录（包括分类目录、敦煌简牍目录），为读者提供查找、检索方便；
3、辑佚。对敦煌文献中零星保存的古代佚书、佚文进行辑录，尽可能使之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对敦煌文献中分散保存的古代系统性资料加以汇辑，为读者提供有用资料；
4、对敦煌文献进行释录校勘，为人们提供可靠读本；
5、研究敦煌文献的性质、源流，揭示其内容及价值、意义。
从进展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敦煌文献概说，敦煌文献目录学，敦煌文献书志学，及敦煌文献校勘学，敦煌文献校录、汇编及遗典辑佚等五个序列。
敦煌文献（包括敦煌遗书、金石简牍等）概论，是研究敦煌文献的性质、源流、聚散、封藏以及真伪鉴定、学术识别等问题，有关敦煌文献概况和价值意义的评介，也属于此一学科任务之内。
敦煌文献书志学，是研究敦煌遗书的卷册形式、款式及年代学方面的问题。这是随着敦煌文献研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一个课题。早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罗振玉、王仁俊、王国维、刘师培、董康等人已经有所开头。此后，伯希和、李翊灼、陈垣、许国霖、向达、董作宾、王重民、刘铭恕、翟理斯、劳干、姜亮夫、潘重规、吴其昱、左景权、陈祚龙、隋丽玫，金冈照光、池田温、孟列夫，薄小莹、梅弘理等继有推进，增进了人们对敦煌文献形式、特征和定年断代的理解。台湾林聪明教授的专著《敦煌文书学》，可以说是对以往研究进行的总结性的概括，把此项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敦煌文献校勘学是从个别卷子的校勘实践起步的。我国罗振玉、王仁俊、刘师培、王国维和日本藤田丰八等人是最早对敦煌文献进行校勘的学者。此后，王重民、向达、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周绍良、任二北、蒋礼鸿、潘重规、饶宗颐、郭再贻、张锡厚、朱凤玉、王三庆、项楚等人进一步展开此项工作，累积了越来越多的成果，也同时取得了更多的经验。由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署名的《敦煌变文集、叙例》《载于《敦煌变文集》卷首》，对敦煌变文的标题、录文、底本、参校本、校例以及标点、分段等都作了简单扼要的说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指导原则，可以说是关于敦煌文献校勘学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献。稍后，潘重规先生撰《敦煌变文集新书》，对《敦煌变文集》释录、校勘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不少补正。再后，郭再贻、张涌泉、黄征著《敦煌变文集校议》，也在《敦煌变文集·叙例》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敦煌变文校勘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进行，时见有新的校勘文章出现，如潘重规先生1995年发表《敦煌变文集新书订补》一文（见台湾敦煌学会编《敦煌学》第二辑），既有对自己以往疏失的补正，也有对他人疏失的再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有一部兼融敦煌文献学、目录学、校勘学和勾沉辑佚四者融于一体的著作――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这是我学者奉献给国际敦煌学界的一部不朽的名著。此书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门径，树立了典范，因而赢得国际敦煌学界很高的赞誉。台湾黄永武先生特纂《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对王先生原著有所论列而未附图版者，一一补印了原卷照片，积至十八册之多，大大方便了读者的使用。
此外，敦煌壁画、雕塑、古器物及其他古遗址、古器物也需要进行编目、揭示其性质、源流、内容及价值、意义。上述事物由于超出了文献范畴，不属文献学研究对象。但从敦煌学的需要来看又必不可缺，而工作性质及工作方法则略同于文献学，所以作为敦煌文献学的一个附类暂附于敦煌文献学项下。
敦煌文物的大宗主流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遗画。数十年来争论颇大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莫高窟藏经洞遗书、遗画的性质，或谓寺院之藏宝，或谓寺院之废弃物；二是莫高窟藏经洞封闭的时间，或谓北宋明道、景祐间，或谓皇庆间、或谓治平末，更有以为南宋或元代者。诸说之代表人物有伯希和、陈垣、张维、夏鼐、关百益、阎文儒、殷晴、藤枝晃、马世长、方广锠、荣新江等人。
学术识别和卷子辩伪是敦煌文献研究中的头道工序。学术识别，主要指对具体文献学术价值的鉴识。要求做到各得其所，巨细不遗；既不使明珠暗投又不致过分抬高。这需要具有广博而又深厚的学识涵养和真知灼见。辩伪是对文献进行去伪存真的检选，以免研究工作被伪品误导。
敦煌文献中的伪品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今人蓄意而造的伪品。近人制作伪品，多是为牟利骗钱。这类伪品，大致有五种情况：一是纸张及书写全盘伪造；二是割截敦煌写卷古纸余白，仿古摹写；三是真本有残缺，今人补写为完本，致使真本中部分属伪造；四是在真本之末假造题记，以加增其价值品位。以上，前两种既属伪品，自应予以剔除；后三种部分有伪者，不可全盘否定，剔除其伪造部分、肯定其真本部分可矣。
另一类是古人无意而造的伪品。古人节约，常将废弃写卷剪裁粘连，以利用纸背二次书写。所粘连之旧卷，偶有文可缀接者，今人读作一文。此古人虽无意作伪而竟成伪品也。如如英藏S.289号所谓《李存惠墓志铭》者，实为《李存惠墓志》与阴某人墓志铭两残纸粘贴而成，《李存惠墓志铭》仅存开头部分，至“曾祖墨釐军事、守瓜州刺史、金紫光祿”以下残失：阴某人墓志铭残失开头部分，起自“……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讳□□”，二纸粘连，偶然巧合成文。二纸粘接处宛然可见（插图63 S.289号《李存惠墓铭》与《阴某人墓铭》两残纸谬接之粘缝）。盖宋太平兴国之后，某人为利用纸背进行抄写，乃将二残纸拼接粘连，在背面抄写了《十恩德赞》。今人反将《《十恩德赞》》误断为正面，将《李存惠墓邈真赞》及所谓《李存惠墓志铭》误断为背面，于是出现了所谓《李存惠墓志铭》。此《李存惠墓志铭》开头谓“府君讳存惠，字察远。其先著姓，殷王武丁之派，陇西伯阳之苗（《列仙传》（托名刘向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而乃指树命氏（引者按：《列仙传》：“老子之母，适到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语，指李树曰：‘此以为姓。’”），射虎留芳（引者按：《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白马东来，青牛西去（引者按：皇甫谧《髙士传》“…后，周德衰，（老子）乃乗青牛车，去入于秦。”），因化胡国（引者按：《列仙传》“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见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著书授之。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以留子孙，至今为敦煌人也。”以上皆叙敦煌李氏由来；但其下却说：“亡男内亲从都头、知左右两厢马步都教练使、检校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阴住延”，“亡男内亲从都头、银青光盧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阴住千。”李存惠之亡男何得皆姓阴氏？于是有学者推测“李存惠当入赘阴氏，故二子住延、住千皆姓阴。”（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辑释》556页），又有人惑疑此墓志的志主或许并非姓李（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9页）。笔者细察照片，实为李、阴两人的墓志残纸意外拼接而成，二纸接缝处清晰可见。所谓《李存惠墓志铭》者，恰是“古人无意而作的伪品”，今人却信为“真品”。
这件所谓的《李存惠墓志铭》，为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及古籍辨伪等都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辩别真伪的方法很多，例如纸张规格、书法特点、避讳用字，墨色真假、内容与时代之相应与否，同传世本关系如何等等，诸方面可参互兼用，不可执一而断。诸法中最可靠的一法是辨别字迹、墨色及书法之时代风格。作伪者必会露出马脚。
根据经验，敦煌遗书之英法藏品中没有近人的伪造品，我国及台、港地区、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公私藏品中见有伪品。但有学者以为伪品满目，亦未免疑之过甚。
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后面另有专章介绍，此处从略。
敦煌文献中系统性资料汇编、敦煌文献校录整理及敦煌文献佚典辑佚，从1909年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辑印敦煌卷子已经开始。此后，有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李俨《敦煌石室算书》（1926年），张凤《汉晋面陲木简汇编（初编、二编）》（1931年），许国霖出版《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史岩《敦煌石窟画像题识》（1945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敦煌资料》第一辑（1961年），饶宗颐《敦煌舞谱校记》（1962年），巴宙《敦煌韵文集》（1965年），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1972），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校录》（1979年）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概观）》（1979年）等，可以说是继罗振玉等人之后敦煌文献系统资料汇辑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