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我们以藏、蒙古、哈萨克、裕固等游牧民族为例，就部落制度对我国游牧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并从中找出了各自的民族特点。本章试图通过对藏族与蒙古族部落制度的比较研究，分析其异同，来进一步阐述部落制度是各民族特点形成的重要环节。
）第一节藏族与蒙古族部落制度的特点
藏族和蒙古族是我国畜牧业生产的两支重要力量，部落制度在漫长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虽然一个地处青藏高原，一个地处蒙古高原，但都从事游牧经济和实行部落制度使两个民族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创立了各自的文字，部落建制中都实行千户制度，亦兵亦牧，全民皆兵等。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藏族以宗教为依托，藏传佛教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政教合一的部落体制下，构成了农奴制的经济特点，宗教色彩极为浓厚。表现形式为封闭、落后、思想保守。而蒙古族的部落制度是建立在长期的兼并战争和征服战争中，部落的设置是为军事服务的，军事色彩浓厚，形成了军事封建领主制经济，再加上蒙古族曾统一了全国，接受先进文化程度较高，虽然与藏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接受了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建立起了多座藏传佛教寺院，政教合一的统治一度在蒙古族中盛行，但最终由于吸收外来文化能力较强，宗教色彩与藏族相比较为淡薄，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民族。
藏族与蒙古族部落制度相比，特点各异，藏族的部落制度中宗教色彩浓厚，而蒙古族的部落制度中军事色彩浓厚。下面我们就对各自的特点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一、藏族部落的特点
藏族部落的特点是宗教特色，而部落制度则是推行政教合一统治。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政教合一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何为政教合一？恩格斯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文中指出：“在新教国家里，国王就是summus episcopus（总主教），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教合一。”从恩格斯论述德国政教合一制度中可以看出，只有把政治和宗教的领袖集于一人的时候，才能叫做政教合一。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政权与教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
藏族是一个受宗教影响很深的民族，在藏族先民的氏族部落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原始宗教已初步形成，其中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精灵崇拜和鬼神崇拜等。在聂赤赞普时期，他利用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心理，使用从天而降来确立自己在部落中的统治地位，使原始本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聂赤赞普自己就“教奉本教，并建造了雍仲拉孜寺”。可见原始宗教从一开始就进入到藏族部落管理的上层建筑领域，成为约束部落成员的精神工具。在支贡赞普统治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引用外来本教与土生原始本教相抗衡。在布德贡时期，由于部落问兼并战争的频繁发生，此时外来本教与原始本教合二为一，出现了以“卐”字为教符（吉祥多福之意）的新兴本教。这种新兴本教的教义中已孕育着祈福乞药、兴旺人才、保家卫国、指示善恶和决定是非等有关宗教、政治、道德和司法等几个方面的规范。可见宗教在藏族部落的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到了拉托托日年赞时期，佛教传人此地，首先在西藏地区广为传播之后，深得各赞普的推崇，为以后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本教与佛教相结合，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并在广大藏区传播开来，逐渐变成了藏族全民信仰的宗教。清朝前期，五世达赖喇嘛在位时期，终于建立起了集政权、教权于一身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受此影响，藏区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也纷纷仿效西藏，扩充地盘，建立属于自己的寺院，广泛招纳信徒为属民，建立起由各大寺院直接管辖的、小范围的政教合一统治。
在甘南藏区，政教合一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坐落在夏河县的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建于公元1709年，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兴盛时期僧侣人数多达4千余人，领属寺院100多座，遍布于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广大藏区。随着拉卜楞寺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寺院教权来统辖部落势力的政教合一制度逐渐形成，成为安多藏区藏传佛教的宗教、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之一。
政治上的权力往往是依赖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实力来实现的。拉卜楞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布施。布施是一种涉及社会各阶层、包罗物质财富各个方面的特殊的经济手段。对于全民信教的藏族同胞来讲，无论是贵族头人，还是平民百姓，对于寺院和神的信仰几乎是一样的。由于对佛有所求，要得到来世的幸福，因而对寺院和佛的布施就不拘一格，布施物品除金银珠宝外，还有大量土地牲畜、森林草场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往往与经济上的渗透是不可分割的。在拉卜楞寺，以嘉木样活佛为首的寺主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占有巨额财富和属民百姓。寺内有的活佛也“拥有‘神民’千余户，牛羊马数以万计”。而且活佛威信越高，品位越大，学问越深，就越受到教民群众的拥戴，继而经济实力自然也就越雄厚，政教组织机构也就越庞大。在拉卜楞寺对所辖寺院和部落的统治中，多采用政教两权直接管理的方法，也用只用教权间接管理的办法。
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管理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拉卜楞寺派官员“更擦布”（行政官员）和“吉哇”、“赤畦”（宗教官员）对该寺及所属部落进行一切政教事务的管理。所管寺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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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名称 ┃寺院所在地 ┃ 派出官员名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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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木去乎寺 ┃夏河县 ┃吉哇1人、赤哇3人、副 ┃ ┃
┃ ┃ ┃法台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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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拉寺 ┃同上 ┃更擦布、赤哇、僧官、经师 ┃ ┃
┃ ┃ ┃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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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曼玛旧寺 ┃同上 ┃更擦布、赤哇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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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油寺 ┃同上 ┃更擦布、赤哇、僧官各1 ┃ ┃
┃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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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巴沟寺 ┃同上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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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噶寺 ┃同上 ┃更擦布、吉哇、赤哇各1 ┃ ┃
┃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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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藏寺 ┃同上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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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名称 ┃寺院所在地 ┃ 派出官员名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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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仓新寺 ┃碌曲县 ┃ ┃ ┃
┃ ┃ ┃更擦布、赤哇、僧官、经师 ┃ ┃
┃ ┃ ┃各1人。嘉木样三世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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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楞寺 ┃舟曲县 ┃赤哇、更擦布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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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峪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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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大新寺 ┃迭部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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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坪寺 ┃舟曲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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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寺 ┃临夏县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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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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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买寺 ┃青海共和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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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尔寺 ┃青海湟源县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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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尔寺 ┃青海循化县 ┃同上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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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强寺 ┃同上 ┃同上 ┃系嘉木样驻西 ┃
┃ ┃ ┃ ┃宁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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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觉寺 ┃青海西宁市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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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莽寺 ┃四川阿坝 ┃更擦布、赤哇、经师各1 ┃ ┃
┃ ┃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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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仓寺 ┃四川茶科 ┃更擦布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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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杂寺 ┃夏河县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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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喜昂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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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道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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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名称 ┃寺院所在地 ┃ 派出官员名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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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玛当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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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西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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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仓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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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才寺 ┃同上 ┃赤哇、僧官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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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加白石崖寺 ┃同上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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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隆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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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仁岗岔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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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教寺 ┃同上 ┃赤哇、更擦布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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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曼玛新寺 ┃同上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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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乃旦、经师各1人。乃旦 ┃ ┃
┃日楚贡玛 ┃同上 ┃负赤哇、僧官2人之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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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甲日楚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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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瓦寺日楚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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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多麻寺 ┃同上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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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门关寺 ┃同上 ┃赤哇、僧官、经师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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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秀安果寺 ┃同上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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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仁关寺 ┃碌曲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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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拉寺 ┃玛曲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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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院名称 ┃寺院所在地 ┃ 派出官员名称 ┃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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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尼玛寺 ┃同上 ┃赤哇、经师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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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哈玛寺 ┃玛曲县 ┃赤哇、经师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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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科参智合寺 ┃同上 ┃赤畦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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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秀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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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赛寺 ┃舟曲县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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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哦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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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序寺 ┃同上 ┃同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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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巴寺 ┃卓尼县 ┃赤哇、僧官、经师各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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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隆寺 ┃青海河南蒙 ┃赤哇1人 ┃ ┃
┃ ┃旗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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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萨尔寺 ┃青海果洛州 ┃经师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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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列卡寺 ┃青海同仁县 ┃赤哇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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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参寺 ┃青海河南蒙 ┃赤哇、经师各1人 ┃ ┃
┃ ┃旗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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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系二世嘉木样 ┃
┃毛尔盏寺 ┃四川省 ┃赤哇、经师各1人 ┃的伯父东科活 ┃
┃ ┃ ┃ ┃佛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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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格均摘自洲塔：《论拉卜楞寺的创建及其六大学院的形成》一书的相关内容）
拉卜楞寺所属部落，按类型可分为“拉德”（神民）、“穆德”（属民）、“曲德”（教民）和“栓头”（与寺院有往来关系）4种。其中“郭哇”是寺主嘉木样派驻所统治部落的全权头人，主持部落的政教事务，任期一般为3年。“郭哇”之下设“各儿岗务”或“干生木”组织，是由该部落老民组成。“郭哇”通过这一组织行使自己的权力。具体情况如下表：（图略）
通过上述列表我们可以看出，拉卜楞寺所属各部落内，其社会组织结构和等级状况明显地受到了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统治制度的影响。部落头人由寺院委派，采用任期制，期满另派。部落内部在牧区下设有帐圈组织，由有一定血缘关系的若干家庭组成，其下再划分便是家庭；在农业区，各部落之下又分为若干个小部落，小部落内由若干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或家庭构成。这些所属部落的政教权力是由拉卜楞寺设在该地区的属寺掌握，完全由拉卜楞寺来控制。非拉卜楞寺所属部落与所属部落相比，组织结构完全相同，只是部落的大小头人不是委任制，而是世袭制。各部落头人有权处理部落内部的日常行政事务，但在重大问题面前，一般都与拉卜楞寺意见一致，受拉卜楞寺指挥和调遣。这足以说明政教合一制度在藏区的影响力是极大的。
总之，在甘南藏区，宗教权威要大于政治权威，社会等级森严，尤以寺院中的等级差别最为典型。寺院的属民，按照其对拉卜楞寺的依附程度不同，被严密地束缚在各自的土地上，人身控制比较强，在社会总财富中，寺院本身和寺院的上层集团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广大属民则要负担名目繁多的摊派和各种募捐，生活贫困。正是由于藏区社会处在这样一种长期的政教合一统治的封闭环境中，使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缓慢，民间文化落后、单一，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传统观念很强，商业发展不起来，人民生活水平与内地相比显得较为落后，因而部落制度得以在此地区长期推行。
二、蒙古族部落的特点
蒙古部落的特点是军事封建领主制，军事色彩浓厚。这与蒙古族从狩猎经济转化为游牧经济有很大关系。就当时蒙古高原各部落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大自然斗争的能力而言，追逐水草的游牧方式很不稳定，遇上天灾或部落间的战争破坏，游牧民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因而还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游牧经济，狩猎仍是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由于狩猎是蒙古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当狩猎业被游牧业所取代时，集体围猎就成为蒙古部落战争中进行军事演习和训练的一种形式，增强军队组织纪律及作战能力的一种手段。这种亦牧亦兵的部落组织，为以后蒙古铁骑征服世界奠定了基础。
由于蒙古部落是在长期的部落兼并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的，随着各部落之间冲突和掠夺战争的加剧，为了保卫牧畜和牧地，加强战斗力，增加兵源，游牧经济组织也逐渐军事化了。例如，早期的集体游牧组织“古列延”到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已失去往日单一的经济组织的功能，而是作为一种军事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一种重要的防御和进攻形式。在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就是凭借这种“古列延”打天下的。“古列延”是在部落基础上建立的，部落酋长既是行政首领，又是军事首领。为了便于对各部落军队的调遣，往往按人们习惯的十进位制将他们编成千户、百户、十户等基层组织，层层统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样千户制的军政合一组织在蒙古部落中形成了。如在13翼之战中，成吉思汗就是把自己的1万3千军人按照万、千、百人点数，组成13个“古列延”迎击札木合的13翼大军。在统一蒙古高原后，成吉思汗全面实行千户制。分封3个万户，95个千户，把全蒙古“编组千户，让共同从事建国事的人们作千户那颜”。这种层层隶属的军事组织系统就成为蒙古族统治阶级对广大牧民进行统治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其在政治上加强了大汗和那颜贵族对广大蒙古牧民的统治；在军事上更有利于迅速动员后备兵源；在经济上为封建领主经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作为主宰蒙古高原的最高统治者成吉思汗来说，长期的征战造就他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则使他又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全体将士中广为推行的奖惩机制，并且在建军兴国和安民治国方面的运用，则是其称雄世界的关键所在。军政合一的千户部落制度造就了一大批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它的成功“并非靠其优势兵力，而是靠其独特之战略”。而这种独特的战略就是成吉思汗兴建精兵的奖惩机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奖励忠心的那可儿，形成最初的核心军。成吉思汗父亲死后，部众尽失，他在孤儿寡母的情况下开始建军，最初是接纳一批忠于他的那可儿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初步形成雏形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与那可儿朝夕相处，他对那可儿在生活方面也十分照顾，他不仅把掠夺的畜群、女人、孩子和百姓赏给那可儿，而且将自己的马匹和衣服赠给战士。看来，这是铁木真统一蒙古时期的一贯做法。可以说，将那可儿组成核心军是成吉思汗处于艰难时期，为了从小到大发展自己力量的一种创造。到后来，那可儿这支核心力量是成吉思汗南征北战的依靠。其中多是他破格提拔的一批赤胆忠心、屡立战功的伴当。也由于他的激励机制，他的那可儿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并造就了大量精兵强将。
成吉思汗在封授一些人为千户后说：“这驸马并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赏赐他。”这些指的“功大的官人”，大都是战功卓著的那可儿出身的军事统帅。他们就是忽必来、者勒蔑、哲别、速别额台“四狗”（同汉语四龙之意）和蒙力克、孛斡儿出、木华黎、豁儿赤“四杰”，以及主儿扯歹、[忽]亦勒答儿两个先锋。这都是其激励机制下产生的后来世居显赫地位的所谓“十千夫长”、“十功臣”或“十投下”。
（2）后来在那可儿基础上扩充并巩固了怯薛（护卫军）制度。在1204年成吉思汗组织宿卫军、散班、弓箭手共550人。这就是成吉思汗最早的怯薛军。
怯薛军也用激励机制组建，享受千户以上的高待遇。这种职务是世袭的，享有各种特权，比之枢密各卫诸军，“为亲信者也”。札奇斯钦认为，这种怯薛军“也是全国的最高训练中心和可汗发掘新人才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