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的思想家们看来，建立追求纯经济利益的科学，是有悖于人性的，就像为好斗以及性本能之类的自然冲动，寻找获得无限满足的哲学依据一样，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道德的。正如圣安东尼所说，财富为人而存在，而非人为财富而存在。因此，在中世纪，人们的经济行为处处受到限制、约束和警告，经济利益更不能干预诸如宗教活动等严肃的事情。人为了生计而追求财富是正当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再是所谓的冒险了，而是贪得无厌，在那时这是不可饶恕的死罪。人们之间的贸易是合法的，不同国家的资源不同表明此乃天佑，不过它也是一项令人冒险的事务，人们必须确信自己是出于公共利益，而为之所获利润也不过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否则出于私利的活动是要受到严惩的。
弗洛姆尖锐地指出，相对于资本主义这个堕落腐化的世界，中世纪的财产私有制是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没有资本主义狼对狼一样的竞争以及尔虞我诈。如果能像中世纪的人一样，财产私有时人们的劳动少，反过来财产公有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却大大增加。要是真能达到这一境界的话，那么共产主义仍是我们人类的最高理想。
3.财富——我的太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仅门外汉，就连许多科学家也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是根据生理需要来让自身这架机器运转起来的，人有七情六欲，饥而食，渴而饮，需要性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的需求。如果这些生理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人就会产生精神疾病甚至肉体的死亡。而需求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完好如初，一切正常。
然而这种观点根本上错了，即使所有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一个人仍旧可能不满足，不能求得内心的平静，甚至出现不健全的疾病。
现代社会不仅造出了物，也造出了对物的无限需求。弗洛姆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商品的欲望永不满足，总是在追求吃喝玩乐以及更舒适的豪华住宅，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广告和装潢对于需求起着越来越大的引诱作用，这种需求已经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以外的原因了。
当广告对某种时尚产品大肆宣传时，即使一个本来过得不错的人，也会感觉自己现在过得太寒酸。追求无止境的利益，是现代人尤其是商人的头等目标，只要有了机遇，现代工业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创造需求，然后再编织美妙的谎言诱惑人们来消费。本来意志就不坚强的人们，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很快地束手就擒，乖乖地去享受时尚物品。
时代完全改变了，19世纪以前的那种占有和消费观念几乎完全消失了。从前，人们总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一切细心地保存起来，尽可能长久地使用这些物品，购买一件物品的目的是为了保留它。那时人们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旧越好！”今天，人们买来物品是为了扔掉它，今天的口号是：消费，别留着。
以前我们的祖父辈们还是立足于尽可能的节省，认为购买自己无力偿付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而在今天这种做法已不可能成为一种美德了。相反，如果有谁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是不欠债的，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正常。
现代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即购买最时尚最能显示身份的东西。不管是一辆漂亮的小汽车，一件名牌衣服还是一台电脑，刚开始买来的时候爱不释手，是他的命根子，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真是小心备至。然而不久新鲜感过后，他厌烦了，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于是他又急切地想用一种新的品牌和款式来取代旧的。购买——暂时地占有和使用——扔掉或尽可能地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以旧换新，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如此循环往复。因而今天的人们的座右铭是：“东西越新越好”。
能反映今天这种消费特点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小汽车的占有关系。当小汽车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时候，在商人的力量的操纵下，广告宣传铺天盖地而来，报纸上、电视上、杂志上全是溢美之词，连小汽车的招贴画都成了收藏之宝。小汽车上市后，购买的人群蜂拥而来，于是乎大街上尽是炫耀身份的身影。
这个时代的人们好像着了魔似的，生活都是围着小汽车转，没有车的人暗下决心努力争取，有了车的人春风满面，洋洋得意。汽车成了生活的支柱，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作“汽车时代”。对那些已经占有了一辆小汽车的人来说，这种占有是生活不能缺少的，没有车就不能活。对于那些正孜孜以求的人来说，小汽车成了幸福的化身，特别是在经济刚起步的欠发达的国家，人们的心里更焦急。
但是，现在的喜新厌旧的人们，早已失去了祖父辈们珍惜自己的物品的感情了，对自己的小汽车的喜爱从来不是持久强烈的，往往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因为人们总是抗拒不了来自生产商和广告商的诱惑：做一个前卫的人，领导时尚新潮流。于是不停地更换自己的汽车。一两年厌倦了，再想换一辆新的，而且尽可能做成一笔好买卖，让买不起新车的人过车瘾，让自己从旧车的厌倦中摆脱出来，重新享受新车的乐趣。整个活动就像一场游戏，许多不正派的手腕往往也参杂其中，从这种“好买卖”中，人们同样也获得了享受，而且这种享受比买卖的结果——一辆新款小轿车所带来的更多些。
一方面小汽车作为占有的对象而被占有，另一方面，对每一种车型和款式的兴趣又那么短暂，这二者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讲到这儿，读者们该迷惑了，这二者不矛盾，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求新弃旧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喜新厌旧”生活哪有动力？
比如说，王二很喜欢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既漂亮又聪明，而且有很多的追求者。这个女同事有一个条件，想成为她的老公的男人必须要有车有房。于是王二努力工作，在3年之内他挣得了一套房子和一辆小轿车，很快他和那位女同事结为了夫妻，王二实现了他的愿望。这根本没有什么矛盾呀，读者们这时该质疑我了。大家不用着急，我的解释是要想解开这个谜，且听弗洛姆是怎样解释的。
弗洛姆明确地指出，要想解开此迷，有许多因素必须加以考虑。
首先要考虑的是，人与小汽车的关系非人化了。小汽车现在不再是我们所迷恋的一个具体对象了，而是成为自我和我们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贪心的我们的权力的扩展。通过购买一辆小轿车，我们实际上也就购得了部分新的自我。
其次，与通过这种交易而获得的好处联系在一起的获利兴趣也成倍增加，我不是六年而是每两年更换一次小汽车。这种据为己有的行为用文雅的话说，其实就是一种掠美行为，它增强了自己能支配某物的统治感，这种体验次数越多，那我的征服感就越强。
再次，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更换小汽车，在某一方面可以使人从中获利。今天获利的欲望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里。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不停地寻求着新的刺激，因为现有的刺激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平淡无味。第四个因素也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囤积”为特征的社会性格，逐渐地让步于市场型性格。重占有的趋向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了一张皮。到这里读者朋友们该明白了吧。
那么，现代人是怎样来满足他们想要积累、保持和增值自己的财产的欲望的呢？弗洛姆的回答是，人们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实现的，他不断扩大占有的范围，朋友、情人、健康、旅行和艺术品都变成了可占有物，就连上帝和自我都没有逃脱被占有的命运。自我被占有包括许多东西，诸如我们的躯体、名字、地位、知识等各方面的东西。自我是实现时的特质与围绕着某一现实的东西而形成的某些假象的混合体，对于现代的人来说，别的一切都无所谓，只要占有自我，我就是自由的。
如今，人的占有欲不断扩大，人们甚至对牙科大夫、律师、自己的老板、下属等都有一种占有感。我们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人们常说，我的牙科大夫、我的律师、我的老板等等。除了人和物以外，甚至情感体验都可以被作为一种占有物，比如说健康和疾病。当人们谈到他们的健康状况时，往往带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他们常说我的病、我的手术、我的治疗、我的节食和我的药。
显而易见的是，健康和疾病成为了体验中的占有物。不良的健康状况就像部分亏损的股票，是现实的不能丢弃的一部分。甚至连生活习惯也被体验为一种财产，比如说一个人每天早晨定时吃同样的东西，这一惯例稍加变更他就觉得受不了，因为习惯已经成为它占有的财产的一部分，失去它就意味着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对这样的人来说，天堂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应有尽有的超级市场，并且他有足够的钱去买下不仅是他想要的，而且最好比他的邻居多得多。
4.“爱”让我怎么说
如果来一个现代形式的爱情问卷调查，大多数人的答案可能是：爱情并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可能比自由还重要。
他们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关键是：我会被人爱吗？我如何才能值得被人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利和权力，而女子则是通过保持身段和服饰打扮，使自己富有魅力；而男女都喜欢采用的方式，则是使自己具有文雅的举止和风趣的谈吐。
对于现代人来说，假若你对他说爱需要学习，他会怀疑你在开玩笑，人们普遍认为，爱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如何追求爱慕对象的问题，而不是爱的能力问题。
弗洛姆通过大量的临床心理分析指出，产生这一看法有多种原因，这些原因的根源基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在选择“爱的对象”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19世纪在许多传统的文化中，爱情往往不是自发的、最后导致婚姻的个人经历。婚姻多半是通过男女双方的家庭、介绍人或者在没有撮合者的情况下，以条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并进行的。婚姻要门当户对。至于爱情，人们认为婚后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但最近几十年来，浪漫式的爱情这一概念在西方世界已被普遍承认。尽管传统的形式在现代社会依然可见，但人们更多的是寻求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式的浪漫爱情，这种自由恋爱的新方式，必定会大大提高爱的对象的重要性，而不是爱情本身的意义。
同这一因素紧密相关的，是当代文化的特点。在这里，弗洛姆认为，我们的全部文化是以购买欲以及互利互换的观念为基础的。因此毫无疑问，身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当代人，早已不只一次地目击了这种“扩张”，我们自然也不再会对这份“扩张”怦然心动，因为我们深知这份“扩张”的背后有着商业集团的种种有关利润的企图，这企图关涉的是人的贪欲和粗野的性泛滥，而不是所谓的人的爱美天性。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另外一些勾引人性欲的东西所吸引，例如那充满性挑逗的“另类内衣”。它们既让你为之震惊，又让你热血沸腾，肉体不断地被原始的性欲望冲击着。这一震惊首先来自于它们的原材料：皮革、草绳、吸管、松紧带、泡棉等等，这些让寻常人匪夷所思的材质，激发起现代人早已没有的原始的活力，视觉的迷惑和生理的盲目、恣意的放肆，加上野性的浪漫，像浪潮一样冲击着我们。“另类内衣”就这样对我们今天的时尚作了一次富于挑战性的掠夺，它还掠夺了城市人那双在过多的色彩、过多的线条、过多的造作中已变得极其麻木的眼睛。当商业集团变得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时候，性爱就成了肆无忌惮的展示品。
弗洛姆不愧是一个医生，他冷静地指出，现代人的幸福就是欣赏橱窗，用现金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他力所能及的物品。反之亦是如此。“有魅力”一般就是指这个人有许多令人喜爱、目前又是人口市场上被人问津的特点。什么东西能使一个人有魅力则取决于一时的时髦，这不仅指一个人的生理条件，也包括他的精神气质。
他举例说：“在20年代，一个抽烟、喝酒、难以捉摸、性感的女子被看作是富有魅力。”而今天，谁要能在女子身上找到能操持家务，为人谨慎的美德，那可能是大海里捞针，白费力气，因为这些如同恐龙一样，已经灭绝了。她们的时尚和魅力在于完全打开了自己上半部分的身体，她的玉臂、肚脐和乳房边纹着的蝴蝶在阳光中浮现，勾引来无数欲望的眼睛。她们在展现自己婀娜多姿的身段的时候，内心深处渴望的却是诱惑身外的世界，或者被身外的世界所诱惑，换言之，她们明白自己堪称是一个城市性感尤物，她们也希望任何一个人将她们当成是一个城市尤物，那样可满足她们的心理，也即裸露之后的放纵和放纵同时的裸露。
一个世纪前，富有刺激性和雄心勃勃的男子具有魅力，如今却是钞票多多、花言巧语的男子更受欢迎。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术语，归根结蒂爱情的产生往往是以权衡对方及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如果我想做一笔划算的爱情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基于我一目了然的实力以及潜在的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这样当男女双方感觉到在考虑到他们本身交换价值的情况下，已经找到市场上所提供的最合适的对象，他们就开始相爱。在这笔交易中，如同购买一块地皮一样，对方有发展前途的潜力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一个商业化占统治地位，以及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原则。
在弗洛姆看来，人们不了解“堕入情网”同“持久的爱”这两者的区别。如果我们用falling in love（堕入情网）和being in love（持久的爱）这两个英文搭配，也许就能更清楚地区分这两个概念。两个相互陌生的人，当他们突然决定拆除使他俩分隔的那堵高墙，相许对方时，他俩相结合的一刹那就成为最幸福、最激动人心的经历。
这一经历对那些迄今为止没有享受过爱情的孤独者来说，就更显美好和不可思议。这种男女之间突如其发的奇迹般的亲密之所以容易发生，往往和性结合密切相关，或者恰恰是由此而引起的。但这种类型的爱情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持久。这两个人虽然互相熟悉，但他俩之间的信任会随着相互了解而不断下降，爱的幻想越来越失去了它奇迹般的特点，一直到隔漠、失望和无聊把一息尚存的魅力都抹掉为止。当然一开始双方都不会想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