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的成功，与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等重要成员的团结分不开的，他们继承了欧洲哲学传统的精华，同时又深深地关注着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他们跳出一般犹太人的狭隘观念，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承担着继续为资本主义挖掘坟墓的重任。他们毫不留情地揭露，犹太资产阶级反对“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为保护财产而已，为信仰而牺牲生命和财产的观念，早已遗落在物质欲望的追求中了。狭隘的犹太复国主义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为追求人类的自由而承担生命危险。
弗洛姆离开前，研究所的同仁们充满了革命的激情，非常敌视资本主义，而这一直是弗洛姆一生的准则。他们当时的革命激情，可以用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充分表达出来，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有两个诗人很穷，常常忍饥挨饿。一天，不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心血来潮，骄横跋扈的国王送给他们一笔钱，其中一个诗人深为金钱污染而惴惴不安，他忧心地说：“我们不能拿这些钱，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信仰。”另一个诗人干脆地回答：“如果你不要，你将继续挨饿，你不要我要，我再也不愿和贫穷为伍了。”于是第一个诗人拒绝了国王的施舍而继续挨饿受冻，另一个拿钱的诗人颇得国王的赏识，很快成为宫廷诗人。
这个故事的寓意很明显，弗洛姆和研究所的同仁们所做的与那个穷诗人相同：不与现有的制度相妥协，抗争到底。然而，不幸的是，弗洛姆离开后，研究所的同仁们最终没有坚守住自己的信仰，纷纷在资产界面前屈服，成为那个拿钱的诗人的同路人，只有弗洛姆还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继续做资本主义的敌对者。
弗洛姆离开研究所后，他以前的同事们根本不念当初的情分，猛烈的攻击他的思想，特别在20世纪40年代，他的作品犹如魔鬼一样被这些同事所诅咒。弗洛姆的离去是研究所的重大损失，霍克海默和他的研究所再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讨论心理分析问题了，他曾经说弗洛伊德优于狄尔泰，但他没有提出充分的理由来为他的偏爱辩护，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现。
弗洛姆在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心中是一颗地雷，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愿触及它，不过，他们可以躲避弗洛姆，但他们根本无法躲避弗洛姆对研究所的贡献。弗洛姆的心理分析研究成果被他们广泛地应用于他们的作品中，为他们增光添彩。由于弗洛姆这块心病，霍克海默和研究所一直不愿提及他们与心理分析理论的关系，这真是走向了爱屋及乌的对立面。
弗洛姆与原来的同事们的论争持续了很久，这一论争包括一系列的反诘和答辩。弗洛姆尤其对马尔库塞的批判给予了强有力的回击，他认为马尔库塞的“大拒绝”只是一种胆小鬼式的虚无主义，根本无法撼动资本主义，最终还是以灰溜溜的失败而告终。马尔库塞也只好承认自己的虚无主义态度，但他又辩解说，“大拒绝”的虚无主义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在强大的资本主义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就是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让资本主义的商品、文化都见鬼去吧。
弗洛姆认为这根本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大拒绝”的结果只能图一时的痛快而已，当虚假的轰轰烈烈的抗议过后，所谓革命的人们又和他的资本家老板一样，开着漂亮的小汽车，购买着乱七八糟的商品，整天沉浸于流行音乐、低俗的通俗小说的消费中。“大拒绝”的结果就是最大的顺从。弗洛姆清楚地说，精神分析的目的，不应该是帮助个人去顺从社会，最根本的是帮助个人重建自己的理性。
在原来同事们的攻击面前，弗洛姆既有理有利又有节地回击着，好像山崖上的劲松，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他仍然广博地进行着研究，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并不像以前的同事们所批评的那样，弗洛姆不是一个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他虽然和所谓的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上都很强调文化的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少弗洛姆是一个综合了弗洛伊德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
4.现代人批判——逃避自由
1941年对于弗洛姆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他的扛鼎之作《逃避自由》出版了。这本书使他名扬天下，它综合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被誉为社会文化领域心理分析研究的杰出典范，弗洛姆也一举成为美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心理学家。
现代人对自由的逃避，一直是弗洛姆关注的焦点，在这本书中，弗洛姆提出了一个全新而令人震惊的观点：中世纪的社会令人安全而不自由，现代社会自由而不安全，所以现代人宁愿逃避自由以寻求安全的庇护。
弗洛姆略显忧伤地说，随着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人们愈来愈与他赖以存在的土地、群体疏远了，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然而他的不安感和恐惧也越来越大。在激增的恐惧和不安的侵袭下，他无法承担自由的重负，最终倒向了诸如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幻想通过卖身投靠来获得安全与满足，这就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基础。
在《 逃避自由 》中，弗洛姆深刻地表达了他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现代人在走向自由的途中，摆脱了前个人主义的束缚，却未能获得个人自我实现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他的理性、感觉、激情和潜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由给寻求人带来独立和理性，同时却又使人变得孤立而无所依靠，导致了深深的焦虑和无能为力感。就像一个贪心的人，他怀抱着西瓜又想拣地上的芝麻，结果拣到了芝麻丢了西瓜，什么都没有得到，却又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人们无法忍受这种无依无靠的孤独感，不得不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从自由的重负中逃走，进入一种新的依赖并屈从于它；要么追求一种积极的自由，即那种建立在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特征基础上的自由。
如果说，当初该书的发表目的是对法西斯极权主义如何能够产生的心理基础进行探讨，那么，弗洛姆对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进行的哲学和心理学的思考，戳破了人们心理的虚假保护层，让赤条条的心灵无遮无拦地呈现在世界的面前，无处可逃。弗洛姆的研究有着广泛的人学意义，给我们对人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弗洛姆没有空泛地赞美自由是个好东西，在他看来，自由的含义是暧昧不明的；摆脱束缚的人不要高兴太早，这种方式得来的自由是片面的，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真正积极的自由，存在于人的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整天把自由挂在嘴边的人其实就是最大的不自由，跟着感觉走的人在感觉自我良好中更是找不到北了。
然而如上所指，不管是哪一种自由，都必然让追求它渴望它的人陷入孤独、焦虑和恐惧之中。这就是自由的悖论，就像人坐在椅子上不能把自己再搬起来。更进一步说，人的这种自由后的恐惧、焦虑源于他与自然庇护的分家，与母亲的子宫的分离，与生俱来的分离感让他暴露于世界的威胁面前；他那分辨一切的自我意识，更让他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套用一句歌词，可以说都是自我意识惹的祸。
弗洛姆继续指出，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同于他人的活生生的“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会趁机侵入，并为未来作一个顺从的、温柔的小绵羊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若不能正确地解决自我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那么，他就会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随大流让别人为自己做主，在自我感觉良好中，做出了虚假的认同和价值取向，从而屈从于那有人格的和无人格的非理性的权威。
在这里，有人格的非理性的权威，可以指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如希特勒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在纳粹党徒的眼里，他就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来解救世界众生；而非理性的无人格的权威，可以以现代社会中的“无名大众”为代表。
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某一天大街上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纷纷，“李大哥，你听说×××被炸死了吗？”“真的吗？你听谁说的？”“我刚听王二说的，据说那个BBC还报道了呢。”“喂，王二哥，是真的吗？”“是真的，还是张三今天早晨特地跑来告诉我的。”“张三过来了，你问问他。”“张三，×××真的报销了吗？”“是真的，我的朋友李四特地打电话告诉我的，英国《 太阳报 》还报道了呢。”就在“我”说是“你”说的，“你”说是“他”说的打探消息来源中，谣言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可就是找不到是谁说的，查无其人。其实制造这个谣言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没有人格的“无名大众”，结果人们在人云亦云中被这个无名的权威牵着鼻子走了。
弗洛姆经典地指出，顺从源于人的天性，逃避自由的倾向深深根植于人的生存处境中。面对这种情况，个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自由，这就是人的命定，无法逃避，个人仅仅能够做的就是在两个互相冲突的答案中选取一个，而且不能放弃，因为放弃就是一种投降主义，也就是一种选择。
个人必须决定是把自己的命运要么交给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权威，这种权威在当代社会可以表现为消费时尚和大众趋同趣味，要么把自己交给理性，为自己规定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这个选择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个人要么放弃自我以及自己的独立性，让权威们为自己做主，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跟屁虫，要么自己听从理性的安排，追求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充分发展自己的潜能，让自己和自然、他人和谐相处，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你将会像神一样
当弗洛姆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政治充满热情。他还清楚地记得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到父亲开的店铺里，去听人们谈论时局和政治。他尤其对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言行感兴趣，每天都听他谈论社会主义思想。当时那个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只把当他作一个孩子，更多的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听众。在他那里弗洛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旧约先知们的救世主义思想的碰撞。
弗洛姆说，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改变对自己能力的看法，而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被动地置身于一个似乎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世界。另外，他又补充说，“还有比责任更重要的原因，”理性的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世界变得越不健全和非人化”，在这个危急关头，所有人需要团结起来，共同肩负人类的使命。
1.为政治而战就是为自由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