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善恶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评判。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也是引起误解比较多的方面。
马基雅维里从人本史观出发，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辩证地看待时代与世事变化，显露出明显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到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把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一、人性，这个万恶之源
马基雅维里认为，每个人不是流氓就是傻瓜，不是骗人者就是被骗者。他们的卑鄙和愚蠢的本性被一层修养和学问的华丽外衣所掩盖了。
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当危险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做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
马基雅维里这些被广为称引的名言揭示了人类本性中卑劣的一面。人，不管打出什么样的旗号，总是血肉之躯，总会潜在着人所具有的自私、性占有之类的冲动及欲望。社会文明的实质，就是设计科学有效的制度，允许合理的冲动欲望的实现，而遏制有害于他人的冲动欲望。否则，仅靠人性的自觉，社会就有可能乱作一团。
在中国的古圣先贤中，虽也出现过韩非等这样较早意识到“人性恶”的思想家，并提出过“不务德而务法”的治国主张，但因更受推崇的还是强调“人性善”的儒家文化，法制文化也就未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代封建帝王中，虽也不乏实施“严刑峻法”者，但因他们将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善的化身，常常滥施淫威，这自然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法制”。
在这方面，西方人倒是比中国人要实际一些，相信人是有“原罪”的。在西方文化中，“原罪”意识其实早已超出了神话的宗教的含义，而成为人性恶的隐喻。故而在西方，不仅以救度人性为目的的宗教昌盛不衰，以遏制“人性恶”为主旨的法制建设，也比我们要发达健全得多。
1. 人与虫、人与兽
法国科学家法布尔通过精细的观察，揭开了鲜为人知的昆虫世界的秘密。在这个世界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你争我夺、阴险野蛮的惨剧：一只蜣螂会横空飞来，挥起前肢，从背后击倒另一只正在运送粪球的同类，于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那被许多诗人赞美过的萤火虫，其实是麻醉技巧异常熟练的谋杀者，它会用一把像毛发一样尖利细小的钩子，在蜗牛的皮肤上轻轻揉搓，悄悄注入毒汁，令蜗牛顷刻间失去知觉，继而分泌出一种消化素，使蜗牛的肉体化为流质的肉粥，然后慢慢地吸食之，直至剩下一只空壳；在凶狠与自私方面，螳螂们更为令人惊恐，它们尽干一些残忍、恶毒至极的事情，尤其是雌螳螂，不仅会吃掉自己的兄弟姐妹，常常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放过，会将其生吞活剥到只剩下两片薄薄的翅膀。
由法布尔笔下的昆虫世界，极易叫人想到：人其实仍不过是虫，有时甚至确乎不如虫。虫类无所谓文化，也不懂什么信仰，故而不论恶善，都是那样的本色与自然。而在有了文化的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作恶者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甚至找到了诸如“替天行道”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人类的某些善举，本也并没有超出虫类多少，却往往被炫耀为道德良心、思想觉悟之类。此外，人类还创造了自以为崇高的信仰，而某些信仰，其实是更为可怕的，它常常促成了人类作恶的盲目冲动，如西方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迫害，不都是在某种信仰的支配下进行的吗？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屠杀镇压，不也是在“效忠党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吗？正是由于信仰，杀人者才会杀得振振有词，杀得理直气壮，杀得心安理得。
有了文化，有了信仰的人类，究竟比虫类进化了多少？文明了多少呢？
人类曾将自己想象得十分美好。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有着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外表，文雅的举动，行为上像天使，智慧上像天神，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实在不过是花言巧语的自我粉饰，妄自尊大的自吹自擂。
事实上，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指出的，人类在其完满时，是最优良的动物。但是如果违背法律和正义，他就是一切动物中最恶劣的；因为武装是比较危险的，人天生具有武装，这就是运用智慧和德性，他可以把它们用于最坏的目的。所以，如果他无德，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成为最肮脏、最残暴的动物。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更为一针见血：“对人类社会来说，自从文明发祥以来，除细菌和病毒以外，屠杀人类的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126页）英国现代作家劳伦斯也曾这样自我反思：“我有一个陌生、鬼鬼祟祟的自我，他像一头被关在理想之窗外的狼在嚎叫。你看到黑暗中那双红赤赤的眼睛了吗？这就是将要成形的自我。”马克思也曾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也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0页）人本源于动物，因此，动物性的自私本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凶狠、残忍、疯狂之类，或许才是人类更为真实的本性。
人性中的凶狠与残忍，是很有普遍性的，是不分什么国度、民族或阶级的，甚至是不分男人还是女人、有权的官吏还是无权的百姓、是在战争环境还是在和平岁月。
如果说，希特勒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日本侵略者的南京大屠杀，曾经表现了“非我族类”的日耳曼人与大和民族的凶残，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战胜赵国之后，一下子“坑赵卒”40万人的秦将白起，破秦后立杀降卒20万人的项羽，几乎杀绝了四川人的张献忠，可都是炎黄子孙啊！另如常见于史书的剖心、割足、剥皮、凌迟、五马分尸、户灭九族之类，有不少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啊！
在通常情况下，男人要比女人更为凶残，但实际上，女人一旦凶残起来，至少是一点也不亚于男人的。将戚姬砍掉手足，挖耳烧眼，灌上哑药，丢进厕所，称为“人彘”的吕后；以心狠手辣著称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有“东方魔女”之称的川岛芳子等，本该都是柔情如水的女人啊！
人性的残忍，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在中国人的餐桌上，不是有某些地方发明的惨无人道的“生食猴脑”、“活切驴肉”之类吗？
与动物不同，人类学会了信仰，但在许多时候，有信仰比没有信仰更为可怕。信仰本是为了遏制人性的凶残，但信仰有时反倒会加剧人性的凶残。
2. 人性恶：立法者必须设定的前提
人性的善恶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评判。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也是引起误解比较多的方面。在这里必须要说明，人性有恶的因素，是立法者必须设定的前提。但不能将“人性之恶”、“恶的人性”等同于“人性本恶”。
王赞源（台湾著名学者，哲学家、墨学研究专家）曾说：“马基雅维里之人性论，多类于韩非之说。尤有甚者，马基雅维里直谓人性本恶；其善者，乃被迫使然，且不能持久。”王赞源将马基雅维里在《史论》第一部第三章的话翻译如下：“人若欲创建国家，并为之立法，首须认定人性本恶，一有机可乘，人们便立即暴露为恶之本性。为恶之本性若一时未露，必由于某种未知之原因，或因为未得发泄机会；但时间为一切真相之母，总会使人为恶之本性暴露。”
显然，马基雅维里这里所谈之人性，是特别针对立法前提所作的设定。也就是说，所有的立法者都必须假定人的恶的一面，立法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防止坏事的发生。这一思想对以后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影响特别大。另外，马基雅维里在谈论人性之恶的问题时，多半是在特定场合所发的议论。忽视这种特定的场合就很难准确地把握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和其他思想内涵。所以，我们不能据上述言论而将马基雅维里当作“人性本恶论”者。就好比孟子曾讲过“民为本，君为轻，社稷次之”，我们也不能据此简单作出结论，说孟子是一个“民本主义”者。事实上，马基雅维里对人性的看法与“人性本恶”这样的评语差距甚远。
“人性是恶的”和“人性本恶”两者之间有特称判断和全称判断之分，不能简单地前后替代。对人性这个非集合概念的判断（如“人性是恶的”），总是就某些性质的断定，而不是全部。“人性本恶”则是对所有人性的断定，这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不符。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马基雅维里的人性论，我们必须对欧洲思想史上的人性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这种研究将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即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思想家在涉及本性这个概念时，多半是就“自然”、“本能”这种中性的角度而发的议论。所以本性无所谓善与恶。
人性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人性与不同的意识相结合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许多学者注意到，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体系里，没有所谓一般的人性。人性既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一种理论设定，也不是专供极少数人达到人格完善的内在驱动力。人性（如善、恶等）都是具体的。从现实的角度看问题，人性只是一种与自我有关的本能，或者说是每个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卫保自身存在的一种力量。
在西方思想史上，真正一般抽象的东西总是就精神的层面而言，如“伟大与崇高的精神”等等。所以就现实社会的层面讲，人性不能被归结为某种单一的特征。人性有恶，也有善，甚至是多样的。马基雅维里经常谈到人性的多样性。就人性与人的意识关系而言，两者之间虽然不存在谁控制谁、谁决定谁的关系，但人性与人的意识发生关系后会产生种种变化，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例如马基雅维里就认为，贪求金钱的欲望使人性呈现出卑劣的形态，“崇高”精神则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善和友谊。在他看来，当人性在没有法的规范和意识指引的情况下，无所谓善和恶、对和错。所谓善恶只是现实社会通过法的形式对人性的一种认定。
另外，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体系里，善恶总是相伴而行，或者说，人性在现实中表现其自身时往往多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马基雅维里在诗作《美妙的愚蠢》中有言：“这曾经是并将永远是如此：恶尾随着善，善也跟着恶。”又认为，人在追求善的时候，恶总是相伴而行，往往很难排除掉恶的因素，除非有命运在暗中助你将恶排除掉。也就是说，恶的力量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基于上述人性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恶的巨大力量等情况，马基雅维里主张人需要理性和立法者的指引，必须以法治国。政治家为了社会的稳定，不能简单地顺从人性，还应当引导和驾驭人性去实现实践理性的要求和现实政治的要求。
人性不是决定人的行为和社会和谐的最终力量。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人性论观点与中国传统思想上的“人性本恶”、“善端”等理论有一定的区别。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喜欢在人性的深处找到立身处世的根本因素即“端”。而西方的思想传统多半将自然感性和理性思辨作严格的区别。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思想家在评论人性时一般都主张，人性是一种自然的东西，所谓善恶都是社会评判的标准，与人性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性与理性世界是分离的。人们永远不可能在人性的深处找到社会伦理的最终保证。社会中存在并发生制约作用的某种抽象准则，都是根据理性、根据社会需求而制定的。由此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去设定人性之“本恶”、“本善”、“恶端”、“善端”等。当一个人在表现其自然本能时违背了社会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就必须用外在的法制进行规约。或者说，社会的和谐只是一种理性指导下的约定——一种从生存考虑的不得已的约定，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契约。所以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一些学者如施维策尔等仍一心想在中国的文化中找到根本为善的因素，以弥补西方在人性和理性之间的沟壑。马基雅维里的《史论》对法制和理性的指导作了充分的论述。
同时应注意到马基雅维里人性理论的某种不确定性。正如布特费尔德所提醒的那样，马基雅维里对人性及其相关政治理论的真正看法也许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马基雅维里往往在叙述某一问题时持这种看法，而在另一场合又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这完全取决于马基雅维里论述一个具体问题时所涉及的性质。所以马基雅维里对人性、对博几亚等的评论都取决于论述时的具体情景。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基雅维里人性论重新进行评价时仍要十分注意的问题。但笔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可以出于不同的考虑去评价人性和人物，但其著作中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则是十分明确的。
二、破解人类历史兴衰法则
文艺复兴时代是欧洲文化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史学——这朵文艺复兴学术园地里的奇葩，在抖落了满身神学尘垢和重压后，也迎着科学到来的春天绽开了新蕾。在西欧意、德、法、英等几个主要国度里，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史学代表人物，马基雅维里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1. 《佛罗伦萨史》——不朽的杰作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奉马基雅维里为近代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之所以把马基雅维里认定为史学家，这些声誉的获得，主要来自他的《佛罗伦萨史》。因此，我们在探讨马基雅维里的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以及论证他是杰出的人文主义史学家时，很有必要对《佛罗伦萨史》这部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史学著作之写作背景及方法作一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