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形势大好，渐入佳境，可有一个理当最感欣慰的人却陷于郁闷之中。这人当然是山寨之主晁盖了。因为事无大小都是由副统帅宋江一手搞定的，无论梁山的制度、规划、出征，以及威名获得均出自宋江，与晁盖没有直接关系。宋江鞭梢一指，众弟兄蹈死不顾，山寨内外早已只知有宋，不知有晁。宋江才是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晁盖则差不多成了供在山上的一尊泥菩萨，仅仅享受一点香火供奉而已。
终于有那么一天，一直稀里糊涂的晁盖忽然“大怒”，他按捺不住，要亲自出马重建威名，夺回正在丧失的领袖地位。
事情的起因为曾头市夺走了段景住欲献上梁山的一匹千里马，更耐人寻味的是，那马是献给宋江而不是晁盖的，“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然而，这一回晁盖终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也醒悟到了他在梁山上的实际地位。出征前晁盖对宋江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晁盖终于明白了，他虽然拥有权力的标志和形式，宋江才占据了权力的实质，才是梁山实际上的真正领袖，所以晁盖说“我今替你走一遭”而不是说“我必得亲自走一遭”，正是对此中现实的猛醒和无奈认可；二是晁盖无心也不愿就此放弃，“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则暗示以后我俩得轮流出马才行，权力和荣耀不能全让你一个人独占了。
出兵曾头市的二十个晁盖亲点头领也有些意味。林冲、刘唐、三阮、白胜、杜迁、宋万都是梁山的旧部，呼延灼、徐宁归降不久，连同杨雄、石秀、孙立等也均尚非宋江嫡系，黄信、燕顺、邓飞、欧鹏虽是由宋江、花荣带上山的，但三打祝家庄以后就不很受重视了。大致上可以说，这二十个头领除张横可能只算是拉拢对象之外，其他都是晁盖心目中重建自己的威望势力，和宋江分庭抗礼，进行权力对峙的班底。只可惜吴用已被拉拢，公孙胜不关心政治，醒悟太迟的晁盖已经失去核心决策层的支持了。
攻打曾头市一役中，晁盖表现得极为急躁，多次“大怒”，这是由于他太急于重新扬名立威，急于重掌实际权力的心态使然，而这就让他适得其反，不仅立威不成，反中敌计，落得中箭败亡的下场。
从晁盖的个性看，他和宋江不同，当非热衷于权力的谋略者，亦不曾怀有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和宏图大志，只是一个守规则讲道义的草莽英雄或造反首领而已，并不具备领袖素质和政治家视野。权力意志淡泊的晁盖在不知不觉中大权旁落，威信流失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即使没有宋江出现，没准吴用也会窥觑其头把交椅的，一个领袖需要如宋江那样具有多重人格，“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马基雅维里语）。即使晁盖真的打下了曾头市，已落下风的他一样会在与宋江的权力争夺中败下阵来，还会败得很惨，因为他心不够狠，手不够毒。宋江可以为身后名而毒杀对自己最忠实的李逵，晁盖做得到为地位的动摇和潜在的威胁除去看起来忠心耿耿的宋江吗？
晁盖在弥留之际，终于没有把权力移交宋江。“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一句“莫怪我说”意味深长，意思是：“抱歉，我改主意了，权力不能交给你。”因为有本事“捉得射死我”的人无论是谁都肯定不会是宋江。其实山寨第一人的位置早就为宋江占据，在攻打曾头市之前晁盖就已经明白过来了，但他并不甘心，对权力的渴望往往是在即将或业已失去之际才会强烈眷恋，所以他欲用新的接班人来制约住宋江的权力，那也正是他原本想做的事。
这不是出于对宋江的怨恨，也不是担心宋江能力不济或把梁山带往另外的方向（晁盖本无政治上的志向），而是临终前的晁盖忽然想明白了一个名利场上的真理，再套句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来诠释，就是：“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晁盖的遗嘱是他权力意志和政治谋略的苏醒，可惜这来得有些迟了。
此外，还有“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因为人天生是邪恶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财产的得失比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这是一种“精彩”而刻薄的“性恶论”观点。《君主论》里有很多权术，正是基于这种“性恶论”而提出来的。君主必须比所有人都凶残邪恶，统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雾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塔列朗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三、以霸术救亡图存：《君主论》与《史论》
历来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评论，大多集中在他的《君主论》上，但是对于《史论》却很少提及；更有甚者，不少评论《君主论》的人其实从来就没有仔细读过《君主论》，而只是偏听偏信乃至以讹传讹而已——毕竟，《君主论》实在太有名了。然而当我们了解了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之后，不免发觉这么做可谓是完全的本末倒置：马基雅维里倾注全力的，其实是他的《史论》，而《君主论》不过是他生命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从内容上来说，《君主论》只是将《史论》中的一部分思想加以阐发。从思想的完备程度和严密性来看，《史论》也远在《君主论》之上。人们提到“马基雅维里主义”这个词，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反应就是《君主论》。这对马基雅维里而言，无疑是极为不公平的。
《史论》，正如它的全名所显示的那样，是对于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所作的评论。众所周知，李维是一位崇尚共和体制的史学家，因此对于《罗马史》的评论，自然要涉及对于共和政体的评论——其实，李维的《罗马史》，正是为马基雅维里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使他得以对于共和政体的利弊得失作出了深入而系统的思考。
这些思考被马基雅维里以一系列短小的随笔形式写作成文，整本《史论》就由这些随笔松散地组织而成，每篇随笔的标题都是从李维的书中取出的一句话。这种松散的结构和对于《罗马史》的大量引用给后世的读者和学者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理解《史论》，就必须精读《罗马史》。《史论》的篇幅已经很大，而《罗马史》更是卷帙浩繁，这自然让不熟悉《罗马史》的读者望而却步。另外，由于《史论》是马基雅维里在十多年的时间慢慢积累而成，因此全书固然周到而全面，却不免失之琐碎。《史论》的名声远远不如《君主论》响亮，其很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一旦深入地读下去，我们的思想就将受到极大的震撼，而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认识也将彻底改观。
正如《君主论》的初衷是为君之鉴一样，《史论》的目的是为国之鉴。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而完善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马基雅维里写下了他的一些看法：在所有的政体之中，民主制度是最优秀的；国家政权——不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最终都必须以符合公意作为其基础；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优良的领袖，可以极大地增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武装力量是一个国家得以安全和稳定的保障，并且这支武装力量必须以普通大众为基础；国家必须对信仰善加利用，允许信仰存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符合神意，而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加强凝聚力和维持政权的工具；即使是在民主国家内，如果必须使用严厉无情的手段才能解决问题，当政者就不该犹豫，而应该立刻使用这一非常手段；他还提出了一个带有神秘论色彩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会经历从小到大，由弱转强，而又由盛及衰的一个循环，而在原来国家的废墟上，又会产生一个新的政权，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当马基雅维里在论述罗马共和国内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阐述公民大会为何要提出在元老院、执政官之外另设保民官的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权力分立制衡这个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可以看作是对马基雅维里的一个注脚。
对照《君主论》和《史论》，似乎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印象：《君主论》里的马基雅维里尽心竭力地教育独裁者，一切手段都是为了维护独裁者的统治地位，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史论》里的马基雅维里，却处处不忘强调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大众，俨然一位民主人物。这两个，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马基雅维里？其实，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政治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利益，因此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都必然和利益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基雅维里的“独裁”和“民主”名虽相异，实则为一。当政的不论是“少数”还是“大多数”，在行使权力、追求利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独裁固然容易导致暴政，但是“多数人的暴政披着民主的外衣，其实更加可怕”。马基雅维里把两种体制解剖得细致入微，展示在我们面前，然后，以他一贯的冷酷口吻告诉我们：这无关道德，这就是政治的本来面目。民主的优越，不是因为它合乎理想，而是因为它为害的可能性最小，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