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醒来，打开手机，里面跳出一条信息：我于明日上午10点20分抵伶南，陈彪。发出日期是昨晚10点，因他忙着谈情说爱未留意到，连忙给陈彪打回电话，说派人去机场接他。又召来刘梦龙，让他接到人后直接去江下村，要做得隐秘一些，不要走漏风声。梦龙问：“要不要捞仔也去？”秦雄道：“不用，就由你全程陪同好了，你去老张那里告一天假，找个其他的理由，并与我保持联系。”他考虑到捞仔嘴不稳，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
十点半，梦龙来电说他们正在直接去江下村的路上，秦雄打电话把广告部邬伟叫来 ，处理一下前些天遗留下的烦心事。
邬伟还是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秦雄一见他就说：“你老毛病又犯了。”
老早就听胡冬反映，这个曾是小学生的记者兼业务员又在外面雇请枪手搞钱，这次还不是一个，是一个三人班子，频频在外面为房地产商写些软消息，每条按一千元至两千元不等地索取报酬，全部以“本报记者邬伟”的名字登在地产周刊上。秦雄相信这并非造他的谣，但一直记着他曾经为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之对胡冬有看法，就没有去追究这事，可前几天有个地产商把电话打到秦雄手机上把他告了，这就不得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了。
邬伟却嘻皮笑脸的，跟没事一样地说：“老板，你又听胡冬胡说，他这人总是踩我，你知道的，他是武大郎开店。”秦雄拿出一叠胡冬整理出来的剪辑报章，全是邬伟最近两月采写的房地产消息，说：“你还是个大笔手嘛，两个月就发了这么多篇文章，比新闻部的记者还要敬业，拿了人家多少稿费？”邬伟说：“老板你也真会开玩笑，我这也是为了搞活版面嘛，难道写稿多了是过，那些不做事的人反而有功？”秦雄说：“还狡辩，人家客户都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你这是公然索贿!”
邬伟仍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嘻笑说：“给人家写篇本报，收人家个红包算啥嘛，做记者的，哪个没有收过红包？”秦雄说：“可人家客户告你公然索贿，再说你也不是记者，你是广告业务员。”
邬伟说：“新闻宣传和广告说起来就一回事，政府花钱请我们搞宣传，其实就是政府在做广告嘛，我们不都是说政府这个产品如何如何好？”
秦雄一下被问住了，此话也是中国的实情，没想这个小学生还能说出如此深刻的话来，也算是秦雄的职业生涯中又一个重大发现。在大部分官员的眼里，搞新闻宣传和做广告就是一回事。
邬伟以为起了效果，反倒循循善诱起他来了，说：“问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收红包也不算索贿。你说的那个老板我知道是谁，他是胡冬的铁哥们，肯定是联合起来算计我。”秦雄说：“可你毕竟收了人家钱嘛，还有什么说的？”邬伟说：“唉呀老板，那我就不瞒你说，哪个记者写这些稿件不是这样？文章都是由编辑把关嘛，谁都可以写。”秦雄说：“可你就最能写，说说，你是怎么把编辑买通的？”
任凭秦雄怎么声色俱厉，可邬伟仍是笑嘻嘻的，脸皮算是厚到家了，这下他又给秦雄的茶杯里加了水，捧上前像侍候老客户一样地说：“你老人家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来，喝水消消气，我答应下次改就行了嘛。”秦雄真拿这样的人没办法，摇摇头说：“是该改改了，我们的制度还是不完善，从此以后业务员不能打记者的名义写新闻稿。”
邬伟回头看了一下门口，又贼一样地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面，顺手抓起一张报纸盖上，说：“这个辛苦钱谁去赚还不都一样？你老人家就高抬贵手吧，我今后也少不了孝敬你的。”秦雄起身，毫不留情地说：“拿走，不然我把这事交钟义去处理!你应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
邬伟狼狈地收回信封溜出去，秦雄算是又放了他一马，但心下想，这样的人留在报社，迟早是个害群之马。
他坐在那里，久久地思量着，是该重点整顿一下新闻广告从业人员的不正之风了。这些年业界形成“一流记者搞外交，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本报”的歪风，同样在伶南报社大行其道，很多老记者越来越没有心思写稿了，同一部门内记者们为跑线的问题时有争执，那些有油水的战线谁都想争着去，甚至出现了一个企业庆典上出现一桌本报记者不约而同赴宴的情况，虽然各条战线部门内早有分工，可谁都有自己的关系，都苍蝇逐臭般地往有搞头的地方钻。秦雄记得做记者时为了采写一篇食品厂的批评报道，竟遭对方这样羞辱：“你们记者算什么，我一个请柬飞出去，马上从北京都会赶来一大帮，不就为了个红包吗？”这话也是实情，说起来也真是掉记者的格。他无言以对，因为自己这些年也没少收过红包，日子一久，还收得心安理得了。
伶南这个地方企业数以万计，真有不少记者靠收红包先富起来，最早开起私家来上班，而那些跑穷线的记者心里自然不平衡，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更不用说了，常把怨气发到部门主任身上，秦雄做部主任时为了搞平衡，就让大家轮着跑线，但问题和争执还是没有断过。其实也难怪大家，谁都爱钱，在这个经济社会没有钱就挺不起腰杆来。另一方面，报社广告部人员收入历来偏高，动笔杆子的赶不上磨嘴皮子的，连文盲和妓女都可以在广告部混出个样儿来，从事新闻采编的精英们相比之下倒成了弱势群体，于是有些本来有很好潜力的人也钻进了广告部做业务，从此不写稿了，一些没钻进去的记者也变着法子为广告商写稿捞点好处。这样的现实恐怕在全国的媒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他也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去改变它，有关职业道德的会开过不少，规章制度也不能说不健全，但是却不太凑效，邬伟这事的出现，使秦雄觉得有必要专门召开班子会研究个解决办法来。
在下午的班子会上，莜青也提出今后应禁止业务员发稿，可老张又指出如果业务员跟记者狼狈为奸怎么办呢？老张提出今后干脆禁止广告客户的软性新闻稿，可钟义又指出客户有付费的要求怎么办呢？再说谁是广告客户也不好界定。钟义提出今后干脆对那一类软性新闻稿制定标准收费，可大家又指出这不是犯了有偿新闻之大忌吗？钟义又提出那就专门针对房地产和汽车两大块内容，制定特殊政策……
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有好办法，只勉强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决议：第一，今后禁止广告业务员打记者的名头采写新闻稿；第二，如发现记者与广告业务员串通采写有偿新闻稿，严惩不贷；第三，凡在本报年投放广告额超50万以上的广告客户，每年可按广告量大小刊发相应数量的软性新闻稿。
快下班的时候，宋佳发来信息约他今晚一起吃饭，秦雄回信推辞，因为他已约好晚八点宴请陈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