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基督山伯爵对巴黎社交界的阅历深，他就能充分看到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意义所在。
在位的国王不论是长子一系的还是次子一系的，当权的大臣不论是空论派(1814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派别，主张调和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权。)、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维尔福先生总是政界红人。一般在政治上左右逢源而百无一失的人都被看作是精明能干的人，所以维尔福是公认的精明能干者。许多人恨他，也有几个人热心保护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在司法界他官居高位，而且犹如阿尔莱法国法官(1536—1619)，曾任最高法院院长。和莫莱法国法官(1584—1656)，曾任最高法院院长，掌玺大臣。岿然独存。他的客厅虽然由他的年轻妻子和他前妻所生刚满18岁的女儿重新布置了一番，但在巴黎仍然是一个朴实无华的客厅，不但崇尚传统并且注重礼节上的规矩。雍容大雅而又落落寡合，对政府的准则忠守不渝，对理论和理论家一概嗤之以鼻，而对观念学派则深恶痛绝，凡此种种即为维尔福先生公私生活的要素。
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一位法官，而且也是一位外交家。凭着与前朝的关系，他赢得了当今王室的尊重，而每当讲起前朝，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风亮节而又穆穆肃肃的样子。他知道的事情又是这样多，别人不仅对他有所谦让，而且有时还得求教于他。如果人家能把维尔福先生甩掉，情况可能不至于这样，但他却像敢于同国君分庭抗礼的封建诸侯一样，有他自己的坚固不拔的城池。他的城池就是检察官这一职位，在位上所能捞取的好处，他都巧妙地捞到了，他也决不辞去这个职位，决不放着现有的中立不要而做反对派，再去竞选议员。
通常维尔福先生很少拜客或回客，而是由妻子替他出面访客，这已得到社交界的认可，大家总以法官职务繁重而予以开脱，实际上在他只是出于自矜的考虑，是贵族的本质所在。他奉行的信条是“自己先有骄矜，才有他人敬重，”在我们社会中，这句格言比希腊人说的“人应有自知之明”的格言强于千百倍。当今我们既不想那样费力，又要获取更多好处，那就以“窥探他人”取而代之了。对朋友，维尔福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对仇敌，这是一个绵里藏针而又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手，而对于既非朋友又非仇敌的人，他便是一尊法律的活雕像，神态倨傲，脸无表情，目光呆滞晦暗或又咄咄逼人，锐利而穷追不舍。就是这么一个人，巧妙地经历了接连而来的四次革命，为自己奠定了基础，并且不断加以巩固。维尔福先生以法国最不好奇和最不为低级趣味所动的人著称，他一年只举办一次舞会，自己只出现一刻钟，也就是说比国王在王室舞会上的出场时间还少45分钟。从未有人见过他去剧院，参加音乐会或任何公共娱乐的场所。偶而，但这种时候是极其少有的，他玩玩威斯特牌(一种扑克牌游戏。)，这时必须精心为他挑选与他身份相符的牌友，只是大使，大主教，王子，社团主席或者寡居的公爵夫人才够格。
驱车来到基督山寓所门前的正是这个人。仆人过来通报维尔福先生来访的时候，伯爵正俯身靠着一张大桌子，从地图上查看圣彼得堡至中国的路线。检察官宛如步入法庭一般，迈着庄重拘谨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就是我们以前见过，在马赛当代理检察官的那个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已步入后半生的那个人。大自然遵循其固有的法则，不因时光消逝而将其另塑，他只是由单薄变得清瘦，脸色由白皙变得萎黄，深陷的眼睛现在更是深深凹进，架在眼眶上的金边眼镜似乎成了脸庞的一部分。除了雪白的领结之外，他一身上下全是黑颜色，唯一与丧服有所区别的只是纽孔上有条细细的不易察觉的红滚条，像是画笔勾出的一缕血丝。接待他的基督山显得很好奇，乘着鞠躬还礼的时候，仔细望了他一眼。而这位法官生性好猜疑，不轻易相信社会上说得天花乱坠的奇事，现在他更是想看看这位高尚的外国人——已经有人这样称呼基督山了，究竟是来重新一显身手的江湖骗子，违反放逐令偷偷潜回的不法之陡，还是圣殿的王子，《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
“先生，”维尔福说道，口吻同法官演说时一样地尖锐，平常谈话时，他们这些人也不能或不愿改变这种腔调，“先生，得知昨日上一章说维尔福于出事当天晚上拜会基督山。您为我妻子和儿子驱驰，自感有义务向您当面致谢，鉴此特来履行这一义务，谨向您致以不胜感激之意。”法官说这话的时候，他那严厉的目光依然像往常一样地狂妄傲慢。而且，这几句话他是用检察官的口气说得铿然有声，脖子和肩膀都是绷得一动不动，所以，我们不妨再说一遍，恭维他的人把他说成是法律的活雕像。
“先生，”伯爵冷冰冰地回答道，“我能为一位母亲保全她的儿子而甚感欣慰，众所周知，母爱是最神圣的感情。我适逢好运，先生，能为您履行了一项义务，当然，我亦藉此为荣。我知道，维尔福先生对我的厚爱决不慷慨与人，然而，这份厚爱不论何其珍贵，仍不抵我内心的满足。”
维尔福想不到会听到这样的回答，不禁为之一怔，像是一个士兵感到自己身上的甲胄被人猛击一般，倨傲的嘴唇微微一撇，看来一开始他就不认为基督山伯爵是一位谦恭有礼的绅士。他环顾四周，想找一样东西作为话题，因为现在的话题，似乎话音刚落就已七零八碎再也捡不起来了。他看到进来的时候基督山正在看着的地图。“您研究地理?先生?这是一门很有意义的学问，特别是您，听人家说，凡在这地图册上标明的地方您都去过了。”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说道，“我想从总体上研究与人类有关的问题，这也正是您每天通过种种具体案子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人的生理。我觉得从整体到局部易，而从局部到整体难。这是一条代数公理，即由已知数求未知数，而不是由未知数求已知数……呵，请坐吧，先生。”基督山伸手朝一张椅子指了一下，于是检察官只得自己过去，而基督山身后能坐的只有一张椅子，也就是检察官进来的时候，他正曲腿跪在上面看地图的那一张。这样，伯爵侧面向着客人，背向着窗，手肘撑在正成为话题的地图上，因而谈话的姿势，虽然不一定在情景上，但至少从人物上看，同他在莫瑟夫家和在唐格拉家时的谈话完全一样。
“啊，您是在研究哲学。”维尔福沉默片刻后接着说，他乘沉默不语的时候，像遇到可怕对手的运动员一样为自己积蓄力量，“呵，先生，假如我像您这样无所事事，我要找来做的事一定不会如此枯燥。”
“是的，先生，”基督山说道，“人在日光显微镜下只是一条丑陋的毛虫。我想，您刚才说我无所事事，那么请问，您认为您有事可做吗?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您是否认为您正在做的能称得上事吗?”
这位奇异的外国人打出的第二拳如此猛烈，维尔福更是惊诧不已，很久以来这位法官没有听到奇谈怪论竟然说得这样铿锵有力，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检察官于是开始全力以赴起来。“先生，”他说道，“您是外国人，而且我相信您自己也曾说过，您的部分年华是在东方国家度过的，因此您不可能知道，人类的法律虽然在这些野蛮的国家多么草草了事，但在我们这里却是极为慎重而周密。”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古代讲pede claudo(拉丁文：咎由自取。)。这一切我都知道。我特别研究了各国的法律，而且把各国的刑事诉讼同自然法进行比较，最后我应该说，先生，我发现最符合上帝旨意的还是原始民族奉行的法律，即同等报复法。”
“假如此种法律被采纳，先生，”检察官说道，“那么我们的法典将被大大简化，从而，正如您刚才所言，我们法官也就没有多大事可做了。”
“可能会有这类事，”基督山说，“您知道，人类的发明由复合趋向单一，而单一的总是完美的。”
“而现在，先生，”法官说道，“我国现行法典包含种种相互抵触的条款，因为有的源自高卢法国古代民族。习惯法，有的出自罗马法，有的则援引法兰克法国古代民族。惯例。因而，掌握这各种各样的法，想必您也会同意，非长期努力不可，必须长期钻研才能获得这门知识，而知识一旦掌握，还必须有极强的记忆能力才不会遗忘。”
“我同意这一看法，先生，但是有关法国法典您所掌握的，我都知晓，而其他各国法典，如英国法，土耳其法，日本法，印度法，我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法国法。所以，我刚才说得很对，相对而言——您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先生，与我业已完成的事业相比，您要做的事寥若晨星，而与我掌握的知识相比，您应该学习的知识仍是浩如烟海。”
“但是您研究这一切的目的何在?”维尔福惊讶地问道。
基督山微微一笑。“啊，先生，”他说道，“我认为，虽然大家美誉您为高等人士，但您观察事依然本着社会上那种平庸的观点，始于人而终于人，也就是说，是人类智慧中最束缚人，最狭隘的观点。”
“请作解释，先生”，越来越惊诧的维尔福说，“您的意思我听得……不很明白。”
“我是说，先生，您眼睛所注视的是各国的社会结构，所以您只看到机器的动力，而看不到开动机器的崇高的工人。我是说，您在您前后左右的人中，只认得身居不同职位的人，因为他们持有大臣或国王签发的委任状。在这些有职有位的人之上，在大臣和国王之上，上帝还委派了别的人，上帝赋于他们使命，而不是派他们去充位，然而您由于短视而看不到。这种弱点是器官低下和不完整的人类所固有的。多比亚斯基督教传说人物。把过来使其复明的天使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各国把将要毁灭它们的阿提拉古匈奴国王(434—453)，曾于441年攻占东罗马帝国等地。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征服者，只有在他们显露自己的使命之后，人们才会认识他们的真相，也只有在其中一个说：‘我是主派来的天使’，另一个说：‘我是上帝的铁锤’之后，他们的神性才会大白于天下。”
“那么，”维尔福说，他越来越感到诧异，不禁觉得同他说话的不是有宗教幻象的人，就是疯子，“您是否认为您本人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种非凡的灵性?”
“为什么不是呢?”基督山淡淡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