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型性格的人往往对现实采取回避的态度，知道事情真相，也不敢承认，而是有意欺骗自己，他们对待不如意，会表现得很敏感，想方设法抹去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不完美的印象。他们性格过于强烈，使自己缺乏现实的宽广胸怀，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脆弱和无奈的一面。第三十一章虚荣型性格与命运
1.虚荣的大仲马
大仲马是一位丰产的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虚荣奢侈成性的人。他拼命写作，拼命赚钱，也在拼命挥霍。然而大仲马的金钱许多是耗费在女人身上的。私生活十分荒唐的大仲马，对他的接二连三的情妇们一直奉行着在经济上“负责到底”的“骑士信条”。如果某一位情妇家境贫寒，那么，不仅她本人，连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都要大仲马负担。与大仲马过从甚密的达施伯爵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大仲马的书中说得很形象：“他的笔要养活一个部落。”
在19世纪的40年代，大仲马开始在连载小说领域大显神威，口袋里日渐增多的金币使他的享乐欲望极速地膨胀，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在巴黎市内公寓里租一套房子。
1843年，他在历来王公贵族聚居的巴黎西面偏北方向的圣日耳曼小城租下了著名的卡特琳娜·德·梅第奇在16世纪兴建的别墅，把生活的中心转到了这里。不仅如此，大仲马还买下了圣日耳曼小城的剧场。他把整个法兰西剧院的演员都邀请来了，供给他们饭食和住所，确保他们的收入，他在这些人身上耗去了大量的金钱。因此，不论是在他的庭院内、卧室里以及动物园中，人们总是熙熙攘攘，围在他屁股后面转。这样一来，从巴黎通往圣日耳曼的铁路收入也迅猛增加。
大仲马在别墅里放焰火，该是古老的圣日耳曼最引为骄傲的时刻到了，礼花在高高的夜空爆烈，五彩缤纷，声若雷鸣，远在巴黎市内都可以望得见，听得着。在复兴的圣日耳曼的夺目的光彩之下，国王长住的巴黎西南郊的凡尔赛宫也显得黯然失色了。
大仲马把金钱挥霍在不断的搬迁旅游和久居国外这些破费极大的爱好上。不用说，每一次乔迁，都意味着家庭生活排场的升级。他在布勒街的奥尔良公园附近的那套住宅，挂着蓝呢绒的窗帘，摆设着全套柠檬木的家俱，铺着一色毛皮的地毯，他在卧室张挂着淡黄色丝绸帷幔，天花板是块整张的玻璃镜。迁到里活街以后，他的住处陈设之豪华，就更不难想象了。大仲马是个极度爱慕虚荣的人，他处处要摆阔，1834年去一趟意大利花了6000法郎。1840年重游意大利开支达1.5万法郎。就拿他在佛罗伦萨居住期间来说吧，租一套包括卧室、内室、小客厅、浴室和盥洗室的住房，每月租金200法郎；享受高明的厨师烹制精美的膳食，每月300法郎；从中午到子夜连续租用八小时华丽的马车，每月260法郎；零碎开销，每月300法郎。总计每月1260法郎。当代法国研究大仲马的学者昂利·克鲁阿计算了一下，这笔钱若按1955年的法国货币的价值，折合30万法郎，真是好一笔巨款！人们常说大仲马是一只漏水的竹篮子。
大仲马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在赛纳河边建造了一座雄伟的宫殿，称为：基督山。
大仲马这块领地的整体，是一个十分宽广而又优美的园林，垂柳依依，花木扶疏。进园首先要经过大门两侧的两座小阁楼。用生铁铸成的高大栅门上标着业历山大·仲马的缩写“A·D”的镀金花字。一条宽阔的林荫路从栅门直通向一大片圆形的空场。空场的后面就是基督山城堡。那是一座三层的建筑，虽然总的给人以文艺复兴时代建筑风格的印象，但是细看却是荟集了许多地方和时代风格的综合体。登台阶，只见正门上方铭刻着大仲马祖辈的贵族纹章和大仲马的处世格言：
“凡爱我者我皆爱之。”
在亨利第二风格的正面建筑之上，突现出一个东方清真寺似的尖塔。屋顶布置着很多风向标。底层临园的窗户上端都有一幅椭圆形浮雕，雕刻着弗郎索瓦一世国王赐给大仲马故乡维莱尔·科特莱的各种纹章以及上自荷马下至雨果的一系列文豪的姓名和半身像。
“为什么唯独缺少你的雕像呢？”第一次观光的来宾都不免为大仲马的自谦而惊奇。
“不，我的雕像在里面。”原来大仲马给自己保留着更尊贵的位置。
城堡里面，楼下的主客厅是路易十五时代式样的。其他每层分为好多格调各异的小套间，每套五个房间。其中有一套阿拉伯风格的，由一位特聘来的土耳其宫廷艺术家负责装饰，墙壁布满了带古兰经格言的阿拉伯图案。
离基督山城堡约200米，有一座哥特式的建筑，形同一个小型战列舰的指挥塔，矗立在一个四面由“护城河”环绕的小岛上。这里“伊夫岛”，不过它不是监禁水手“邓蒂斯”和“法里亚长老”的监狱，而是大仲马避开尘世的干扰，幽居写作的地方。马厩在大路的另一面，是由一座古老的教室改造而成的。
在马厩的三个分栏的门楣上写着心爱的三匹阿拉伯跑马的名字。
除了养马以外，大仲马的园中还养着其它许多动物，按照大仲马日后写的《我的动物的故事》一书所述，当时园中一共养过五只狗、一只兀鹰、两只雄猴、一只雌猴、两只鹦鹉、一只猫、一只锦鸡、一对孔雀、两只珠鸡、十几只母鸡和一只公鸡，俨然是一个动物园了。更有趣的是，大仲马为其中大部分动物起了真人的名字，许多作家、报馆主笔和演员都可以在这个动物园里找到自己的替身。
这儿的餐厅几乎是开放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受到款待。更有甚者，作家和艺术家几是经济稍有困难的，就长期寄居在“基督山”。光这些人，每年要耗费大仲马几十万法郎。这巨大的花费使大仲马负了债。
奢侈的行为终于使大仲马一贫如洗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不再属于他了，然而那些债主们仍徒然地追着他。一个鞋匠，大仲马欠他250法郎，找到圣日耳曼来，想逼着大仲马还债。“城堡”主人正在吃午饭，一见到他，立刻满脸堆笑，无比亲切：
“啊，是你，我的朋友，你来得正好，我正需要一双漆皮鞋和一双打猎穿的靴子。”
“仲马先生，我给你带来了一张数目不算大的账单。”
“没说的，没说的，……我们吃完饭再来算它们……你先在我这儿吃午饭……”
吃完这顿丰盛的午餐之后，那位怯生生的鞋匠又提到账单的事。
“现在不是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先好好消消食……我吩咐人去备一辆马车，你坐它去火车站……拿着，这是20法郎的戏票钱。”
这种仿佛在莫里哀喜剧中出现过的场面每个星期都要重复一次。到头来，这个鞋匠为这笔账花了仲马近600法郎，吃了将近30顿午饭。
很快，法院执行吏就来执行裁决。那些家具、油画、马车、书籍甚至那些动物都全部从他的“城堡”中运走了。大仲马自己也不得不告别了他的“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