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话题与歧义”。我主要是谈一些热点，人们喜欢议论的一些事，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也比较有趣的，他是被人们所关心的一些话题，另外我尽量做到，在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面多次写过的，多次发表过的我就不说了，我在这儿说一些我原来没有得到机会写文章的一些东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话，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这儿讲完了以后也许会引起一些批评，有很大的歧义这是肯定的，我只是希望网络报道的时候不要太夸张，不能相反。
关于五四与传统文化。
第一个问题，谈一下五四新文学运动和传统文化。五四不多说了，因为北京大学是五四的发源地，我现在谈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很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刺激，可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又确实面临着一个挖掘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度，我想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然五四到现在不止30年了，快90年了，是更多的年头了。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的一种选择，在五四时期中国正在迎接一场风暴，迎接一场大的变动，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较简单，它的特质在于维护社会的相对稳定乃至于和谐，而不是在推动社会的大的变革。所以对于五四时期的那些呼唤暴风，呼唤改革，呼唤革命，呼唤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惰性的因素，甚至是反对的因素，所以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胡适还是鲁迅、陈独秀，也不管是胡之辉还是李大钊，他们都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在当时令国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从传统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现代化，通向富国强兵，发展科学技术的契机。如果说那时候的一些言论比较激烈，态度也比较情绪化，那么恰恰是因为现在经过五四的洗礼，我们已经吸收了，已经接受了大量的推动民主、科学、社会进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包括一个有争议的词，五四价值等等，是在你接受的许许多多东西以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有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面临着不是一个风暴接着一个风暴，一个颠覆接着一个颠覆，一场大的斗争接着一场大的斗争，而是更倾向于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发展生产，发展文化的这样一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原来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有些有利于就是合情合理的给社会的各个方面一个规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赞成一种看法，就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继承五四的精神对立起来，甚至一讲传统文化就得骂一顿五四，或者一讲五四就一定不能够要讲传统文化，我觉得那样就错了。文化的问题很多时候它不是一个临河的模式，不是说吸收这个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个文化，前不久我参加过一个讨论中国民族的节庆或者节日活动的一个研讨会，我就不接受那种说法，说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中国民族的节庆，因为现在西方的节庆已经侵入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是情人节，又是圣诞节，不一定要对立起来。你如果说是情人节、圣诞节是舶来品的话，那五一也是舶来品，三八也是舶来品，六一也是舶来品，不一定是对立的。
关于国学热。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新的名词更敏感一些，就是国学热，国学热是媒体起的作用特别的大，这个东西的出现也符合了社会的上上下下的许多方面人们的心愿，就是被我们撂下的太久了，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老庄之道一直到易经，现在到新华书店一看，什么风水，这个风水连韩国都要申请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更加紧张，我们得赶紧弄这个风水，不弄风水的话就变成韩国的了，当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来，觉得孔子说得多好啊，是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而不同了…，越说越好，说得很好听，很美好，国学热就出来了，一直发展到什么呢？今年9月，暑期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小学都穿上古代服装以念三字经来参加开学典礼，新华社发了有紫阳小学，还有南京的夫子庙小学，紫阳小学接近清朝，夫子庙小学我没弄清楚，这整个有一点像天主教（笑），还有成都有的小学，因为成都很热，9月1号开学，非常热，有的小学在大太阳底下学生们都穿上古代服装，热得一身汗，好多家长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点糊涂，中国出什么事儿了？大清复辟了？（鼓掌）
对不起，三字经我也发表一个看法，三字经的好处很普及，很容易记忆，容易背诵，有些话语也都挺好，教不严师之过…，有些说法挺好，但是三字经用今天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内容相当的单一、片面，就是它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听话，训练成这样一个孩子，里面不讲身体健康，里面不讲精神活泼，不讲儿童天然的一个游玩的权利，他不讲发挥你的想像，你的个性，他不讲创造性，他很少有积极的，就是让你的精神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东西，而相反呢都规范起来，规范当然是必要，我们学校也是有规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有规范的，但是只有这些东西它是不够的。我一想起我们的小学生穿着清朝的服装在那儿大太阳底下晒着，在那儿念三字经，咱们的五四就这么白搞了吗？至于吗？
关于国学，词源上只解释是国家办的学，这是古代的解释，辞海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国家办的学，一个是中国的固有文化。这个中国的固有文化的说法能不能跟这个国学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怀疑。就现在一般讲国学都讲先秦诸子的，研究《红楼梦》的人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明清小说的有没有我不知道，研究唐诗的人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没有人说他是国学家，冯志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写杜甫传的，从来没有人当他是国学家，当然年纪大了他就是国学家了，我也快成国学家了（笑），因为我还讲老子呢，固有文化这种说法我也不太喜欢，什么叫固有的文化？文化能固有吗？文化都是在不断地接触、开创、交流、碰撞、消化、融汇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们固有的，黄瓜不是我们固有的，所以黄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洋白菜肯定不是我们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呢？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为带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宾的，这个固有以哪一年算起呢？皇帝元年？还是炎帝元年？和那个时候没有关系，哪个都不是固有的，没有办法，许多科学家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对这个定义我也不大喜欢，我个人不大愿意用这个定义。但是很多大学有国学院，这个我没意见，我赞成，大学里面的事好办，为什么呢？大学里面学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个学院，有20多个吗？
（台下说）30多个。
30多个学院有一个国学院，有国学院的同时还有文学院，还有法学院，还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让社会上，把这个国学变成一个最重大的口号，我就有一点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说不对，我也没有这个胆，但是我搞不清楚了。和这有关的，现在和五四联系起来的，很多问题现在都出来了，一个是白话文和文言文，越来越多，这本来有道理的，五四时期是不是对文言文批评得太过了？我想这个检讨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给我讲，他说白话文不仅仅是一个工具的问题，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审美的意向，比如说你把老传全部翻译成白话文，包括《论语》和《孟子》都翻译成白话文，基本上翻译出来以后，很多内容都没有了。我想这些都说的是对的，但是反过来说白话文是从洋文那儿制造出来的，这在20年前《文艺报》上就曾经有朋友这样写，说我们民族文化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丢掉了，五四以后呢，是根据英语创造的白话文，这就跟活在梦里一样了，白话文首先是我们嘴上说的文，就是我们口语，这个口语的存在是我们固有的，从来没有消失过的，即使是在几百年以前，人们见面首先说话不可能全部都是纯的文言，里面夹杂一些半文的话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纯文言。
关于文白之争与繁简之争。
前不久我又听到一种，也是让我大惑不解的说法，说白话文有两种，一种是老的白话文，原来在中国有生长的，源远流长的白话文，说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个人会老白话文，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张爱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响而写自己的白话文，这纯粹是梦话。说中国原来有白话文，难道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吗？四大才子基本上都是白话文，《镜花缘》是白话文，《镜花缘》里面夹杂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话文小说尤其是北京话小说是《儿女英雄传》，虽然它的思想水准相当的陈旧，相当的老气，但是它说的话都很通顺，《儒林外史》，《三拍》也是白话文，过去很多话本，解放以后也还出版过，解放以后江苏省有一个《扬州评化》的一个专家叫杨少堂，他讲武松，这个武松，我看过他的半部武松，是45万字，全部都是以口语白话记录下来的，把武松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的详细、周密，加了很多的创造，这都是白话文。那么老舍的白话文更不用说，鲁迅的白话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话文里面，所以对于这个白话文的说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
还有海外闹得非常厉害，说中国的白话文不好，因为受了毛文体的影响，毛文体，开玩笑啊，谁受了毛文体的影响？在座的，你们哪位你们写的文章像毛泽东，你们举个手，我把我今天的讲演费我全部乘五送给你，如果你的文章确实写得像毛泽东，请举手，开玩笑啊，学毛泽东写文章，你没地位，没名气，没有那个自信，没有那个居高临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尖锐，还带几分孙悟空齐天大圣的劲。至于说在政治运动的时代，有些比如说写文章讲道理不够，这里头是不是也受某个领导人文风的影响，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然后这个越演越烈，一直发展到简体字，连台湾的都跟着闹，说简体字，简体字始作俑者是国民政府，并不是共产党开始搞的简体字，现在传出去说简体字是共产党根据苏联专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无稽之谈从哪儿来，我们的简体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条，我们拒绝苏联专家的建议。比如妈妈，我们写MAMA，这个M在斯拉夫文字里面发的是TA的音，他是TATA，这个我们没有接受。
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是两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三个兄弟，三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聂帮顶，一个叫聂帮记，一个叫聂帮楚（音），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朵，复杂，简化以后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的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请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旧诗新诗，喜欢写这些诗的都很可爱，都很好，尤其像钱钟书的诗，徐志摩的诗、艾青的诗、舒婷的诗、聂绀弩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现在让我有时候略感担忧的就是我们把这种文体上的一些区别，把这个题材上甚至于风格上的不一样把它对立化，变成互不相容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相通，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尽管它有各种针对性，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提出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也许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就是邓小平给景山学校上的字，他提出了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主张，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钻研“国学”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们的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现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关于文学与革命。
然后我谈一个很大的问题，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革命前的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的关系，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学，或者后革命的文学的关系，世界历史上我们发现一点，就是在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会有一个文学的高潮，譬如俄罗斯，俄罗斯它所出现的文学的灿烂，到现在是没有先例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契科夫、果戈里…太多太多了，我是讲不全的。有时候我产生一个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说俄罗斯的发展常常走弯路，它非常不顺利，而且尤其是它的经济发展不是太让人舒心，中国的农村包产到户立刻粮食问题就解决了，对很多问题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俄罗斯把集体一解散，粮食生产量还下去了，有时候都无法想像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国家文学太发达了？一个国家文学要太发达了，还有人好好种粮食吗？（笑），还有人好好的弄酱油弄醋做电池做手电弄小衣服吗？文学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点儿伏特加，朗诵一首俄文诗，再唱个俄罗斯民歌，游览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这个时候还再去计算什么经济效益，多么煞风景。
中国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到1949，也是非常的活跃的，郁达夫、巴金一直到胡适、梁实秋，这也非常的多，不多说，非常的活跃。有时候文学的高潮是和社会的机遇，和历史风暴的前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不见得都从政治或者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早就发现了，穷愁之诗易工，而欢悦之词难写。我们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文学，越古我们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讲过一个理论，这是他的原话，说你们老觉得中国有古典文学了不起，因为你们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话，你看一看英法的那个古代文学，比你中国的古典文学要丰厚得多，就拿最辉煌的唐诗来说，它的题材就运用了几种，思乡、送别、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国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后来夏志清的话我见人就问，见北大的我问，别的学校我也问，香港我问、澳门我也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赞成夏志清的话，所以夏志清的话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这么说，但是他毕竟是夏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