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早晨，我出生在四川省简阳县石桥镇外的一间磨坊里。我显然来得不是时候，爷爷病势垂危，年仅二十岁的父亲正在准备老人的后事而四出借贷，仅仅为的是凑足一笔足以购买棺材的钱。贫穷愁苦使全家陷入悲痛和麻木之中。只有我的母亲私下里暗自有一丝快乐。她那时很年轻，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年轻的母亲对未来、对孩子总是充满着希望的。她的身体极好，奶水很足，使我在那样的不幸的日月里活了下来。
据说，我们的祖籍不在蜀中，往上数第几代祖先——一位年仅三十岁的女子，后人尊她为华太婆的——肩挑一担行囊，领着三个儿子，行囊里有丈夫的骨灰，从广东出发，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四川“跑马占地”，因为来得迟了，地都叫先来的人们占光了，只好给人做了帮工。这个传说，当然无从查考。而我的祖母硬说“族簿”上是这么记载着的。到了我的祖母这一代，说起话来，仍是满口“广东腔”，当地使用这种语言对话的老年人不多，人们以此为铁证，凡是能讲这种“客家”话的家族，都是从广东迁来。为什么从那么老远的南方、那么富饶的地方迁来呢？我上小学以后知道“广东”在中国地图上的位置，就常提出一些质疑，祖母告诉我，说是当年“张献忠剿四川”之后，凡他的队伍所过之处，沿途多年荒无人烟，空着大片大片的田地没人耕种，湖广一带人烟稠密，没地种的农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纷纷地赶来了。又有一说，说是人们并不是自愿跑来的，是清朝的官兵把我们的祖先用绳子捆了，押送到四川来开垦荒地。持这个说法的人的理由是：我们的手腕都有一圈被绳子捆过之后留下的痕迹，这就是祖先传给我们用以证明“客家”身份的记号。我上初中以后知道，这些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传说。而这种传说是怎样产生的，并使得人们代代相传、坚信不疑的呢？我至今不知道其中奥秘。以至于有时候，我真想去弄清楚它。
这并非我有那种“考证癖”，而是所有那些关于先祖们艰辛生活的故事，以及那种开拓性、创业性的筚路蓝缕的经历，长久地占据着我精神世界的一角，尤其是从祖母口中娓娓道来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活过来的那荒凉的、寂寞而漫长的童年岁月里，给过我不少的鼓舞和后来经事实证明是不无益处的熏陶。
祖母是挺能干的，也是很不幸的。与一般农村妇女不同的是，她除了全力支撑着一个贫穷的家庭外，还能识字、看书。她生了四个儿子，每一个都送进学堂读过几年书的。她对经营商业有浓厚兴趣和本领，鄙弃农业耕耘，老年以后还笃信佛教。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这样的。她的身世的一部分对我也是一个谜，我只知她是改嫁到周家的，至于改嫁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父亲也所知无几。我祖父是个性格软弱，身体不好，缺乏生活能力的人，又偷偷抽上了大烟。祖母并不因此嫌弃他，她独自担当起养育儿女、撑持家务的责任。她一辈子都在努力挣扎着离开田地，脱离破败的农村。她曾领着我的父亲和二叔在石桥镇当小贩，摆红甘蔗摊子，后又“顶”下一座破产的磨坊，经营粮食买卖和加工。祖父去世时欠了债，磨坊倒闭，才又不得不去租种土地。她让我父亲和二叔留在镇上别人的商店里当学徒，把年幼的三叔和幺叔送去上学念书，租下的几亩薄田，就由她本人和我母亲耕种，暂时苦熬下来，而“重振旗鼓”，再度闯入商业圈子之心不死。果然，在我六岁那年，父亲“满师”以后当上管账先生，成了镇上经营蔗糖生意的行家里手，好些商号争相雇请他，当他的工资勉强可以维持家计的时候，我祖母立即退掉了那几亩薄田，统领全家重返镇上赁房而居。
我们租下人家的后院。前边铺面上，是一家纸钱铺子，老板姓蔡，他每天坐在柜台里，满脸秋色，怪吓人的，铺子里沿墙安放着几个很大的木头墩子，五六个工人右手拿着短柄木锤，敲打着左手的铁钻，往一叠又一叠的草纸上钻孔。钻了孔的草纸就叫做“纸钱”，据说，这是阴间通用的货币，根据人的贫富等级，死的时候都要带上一些，作为在阴间的生活费和一路上向阴间的每一个关卡行贿的费用。除此以外，人们进香还愿、朝山拜佛，逢年过节祭祀祖先，初一十五问候天神，以及生期满月、红白喜事，甚至包括赌咒发誓等等都得烧上几斤纸钱。因此，蔡老板的生意是十分兴旺的，工人们从早到晚为制造这种“货币”，汗流浃背。但那种操作是极简单的，重复而单一的动作，颇有节奏而又异常单调的打击声，吸引着不少的孩子。我曾那样聚精会神地欣赏过这样的场景，可是不久就厌烦了。
石桥镇是成渝线上、沱江之畔的一个大镇。商业很发达。其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北方和南方大片领土，四川成了“内地”。这样一个地处交通线上的商业集镇曾一度出现过畸形的繁荣。由于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镇上的人们，大多过着紧张的朝不保夕的日子，人们在茶馆酒店里谈论着战事和物价。但是，战争对于内地小镇上的人们，却又是十分遥远的，小镇的生活节奏仍然缓慢、单调，而且死气沉沉。
七岁那年，我被送进一家私塾念书了。私塾设在纸钱铺斜对面的一家酱园的后院。上学时从许多的酱油和麸醋缸子中间穿过。淘气的学生们爱偷偷地向那些大瓦缸里吐唾沫，并认为谁吐得多而又未被店主人发现，谁就显得英勇机智。私塾老师是个患着肺气肿、又抽大烟的老头，穿着肮脏的蓝布长袍。我们每天跨进门槛，就得向他作揖，还要向他方桌上方的“至圣先师孔”作揖，那几个字是竖着写在一张红纸上的，红纸贴在墙上。在这私塾里，我大约读了半年，从《人之初》读到《大学》，下面该读《庄子》的时候，老师死了，学堂也就垮了。
镇上有一所官立的小学，设在禹王宫，吸引着小镇上所有的上私馆念“子曰”的孩子们。但是许多家长却不愿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我也没有那个福分。这时候在我的后面又来了三个弟妹，以后还不停地来。母亲因生育过多而变得憔悴体弱，父亲为全家的衣食而奔命，他们不大照管我的教育问题。我经常充当他们的“出气筒”，挨打(用竹片打屁股或用手掌随便打什么地方)，罚跪，是常有的。小镇上许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孩子，“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这似乎成了家长们的信条。可惜在那样的情形下，许多孩子并没有变得和家长们希望的那样美好。有的小小年纪变得愚钝而又残忍，有的则变得孤僻，敏感而又胆怯了。我属于后一种情形。我不敢向人家酱缸里吐唾沫，反而老是担心着人家怀疑是我吐的，整日提心吊胆，埋头走路。我更不敢参与街上的孩子们的争吵或相互攻打，我经常胆战心惊地想到会把我也卷进他们的斗争中去。而事实上，他们总是欺负我，以损伤我的自尊心为乐事。我十分羡慕那些得到父母或兄长保护的、被娇惯的孩子。
过多的寂寞，使我参与了另外一种生活的领域——我成了镇上那个可怜的说书人的热心听众。那时候，有一种说书人被称为“讲圣谕的”。每当夜幕四合，小镇街头的行人都手握灯笼或篾条火把。街灯是没有的。黑暗里能够表示小镇存在的唯一信号是上牌坊与复兴街交接处竖着一根“灯竿”，每天天色将晚的时候，由打更匠负责把一盏罩子灯灌满菜油，点燃，就像小学校里早晨升旗一样，把点燃的灯拉将上去，很远的地方都看得见它。每当我站在那儿观看打更匠“升灯”，总感到心里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在涌动，那盏高挂着的灯，使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美丽的梦，当然也是空幻的梦……“讲圣谕的”也是在升灯的时候就在街边搭起了他的讲台，两条高板凳上铺一块门板，板上放一张小桌和一把坐椅。“讲圣谕的”就坐在上面，小桌上亮起一星灯火，一闪一闪地照着他蓬长的头发和瘦脸。
听众里没有像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这种文艺生活不是小孩子可以享受的。他的听众是成年的姑娘、婶子和老太婆们。他讲的，多半是英雄烈女创建功勋业绩，或柔弱女子惨遭不幸的故事，情节曲折，委婉动人，讲到凄厉之处，妇女们会哭出声来……我从八岁到十二岁，五年间的“课余文艺生活”就是这样过的。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接受了那些封建主义的宣传。牵挂着我内心的思想不是那些，而是人物的命运。听得多了，小小脑袋里满是那些或悲壮、或凄婉的故事，满是那些勤劳善良、刚烈忠贞的女子们的形象。(许多年以后，我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里写下过这样一段回忆：“我是个性情孤僻的孩子，没有什么同龄的小友，大人们都嫌我太阴沉、不活泼，不讨人喜欢。我逐渐养成了爱沉思的习惯，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生活中不公平的事是很多的，别人家的孩子常常欺负我，遇上这种时候，多么盼望有人能够理解我、帮助我呵！然而没有。我坐在小河边上常看弟弟妹妹玩耍，心里开始编织起故事来了，编一个又一个，都是讲一个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的柔弱女子备受欺凌，只身出走，四处飘零，终于找到善良人家。故事的主人公常常就是我自己，我为自己编织的故事，往往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时的情形大致如此。我在不知不觉中，在没有任何指导和教育下锻炼着自己的“艺术感受能力”)
在半年私塾里已经背诵如流的几本书，对我没有一点影响。因为我不懂，老师只叫背诵，从不讲解的。私塾散伙对我来说应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以后我进入了一所与官立小学遥遥相对的私立小学校。这所只有两位教师和三十来个学生的学校应该算是我的正式学业的开始，我的启蒙教师是田栋材老师和田师母(很遗憾，我们同学们不知道她的姓名，一直是这样称呼这位令人尊敬的身材胖胖的女老师)。他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从前也在外县的官立小学任教，因为与那里的校方以及社司发生矛盾，而弃职出走，迁来石桥小镇，借福音堂的地盘设立小学，招收学生。田老师严厉正直，田师母温和宽厚，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开的课程，官立小学有的这里全有，官立小学没有的，如英语，我们这里也有。另外还有课余的“故事”活动，由田老师讲故事，或指导阅读课外书籍。培养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这以后，我开始陆续阅读《绣像石头记》(一种石印线装本)、《三国演义》《水浒全传》《东周列国志》以及什么《卧虎藏龙》等一类的长篇小说。那时候，剑仙侠客一类的，在同学中流传甚广，我也读过不少。所有小说，读了之后，并不大懂，多半是被情节吸引着去读的。田老师常说，语言文学的功夫好，能提高理解能力，学习其他课程也容易得多。果然是的，我和好几位同学在田老师和田师母门下只读了三年半，他们用“跳班”的办法对学生进行分别教授，三年半时间学完六年的课程，我们去投考初中，就考上了，真是皆大欢喜。
时年为一九四八年秋。学校名“诚明中学”，是一所由当地地方绅士及富商等头面人物集资兴办的初级中学，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远在当时的县中之上，每年春秋二季招生各一次，每次只招收一个班。我所在的班次为第十二班，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历史还不长，六年。它的毕业生，成绩优秀者去投考成都高中，如家境贫困，在成都读高中的学杂费用和伙食费均由“诚明”提供。我的启蒙教师田栋材老师和田师母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第二班毕业生，去成都考取了石室中学后，就是由母校资助他读完了高中，而后又考入四川大学的。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石桥小镇的子弟在省城读大学的，屈指可数，自然是我们崇拜的，而且心向往之，我读书也就格外的努力了。班上的同学数我年纪最小，年龄大的多在二十岁左右，有的是做父亲的人了，他们是乡下大地主的子弟，懒而且笨。我自信可以超过他们。
可是，我只读了两个学期就不得不停学了。这个学校条件好，而收费也很高。刚进学校时，按照规定家里必须为我做两套“童子军服”，父亲就面呈难色了。我预感到我的学业前景不妙，果然是不妙，父亲帮办的商号自一九四五年“放火炮”以后，生意每况愈下，他自己的小小股份也随之失去原来的价值，家庭的日子难以为继，不得不又一次退回到农村租种土地，由我的外公帮忙，在他租种的土地中转租了大约七亩田土。全家老小就靠这几亩土地过活。我自然是不能再继续留在镇上读书了。
当时再度还乡，除经济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听信谣言。临近解放的前夕，小镇上的谣言可多了，谣传中对我父亲影响最大的，就是“共产党重农轻商”，说是共产党恨商人，不允许做生意。我祖母却不相信这一套。她一直未下乡。解放后她就搬到成都我叔叔家住。她从年轻时代就有的“轻农思想”真是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