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途中，我们不得不穿越一片满目疮痍的战场：到处尸肉横飞，被卸下的炮弹随处可见，炮架被炸得粉碎或被打翻在地，弹药箱四处散落，将死和已死的战马依然套着马具，各种军用装备被狂风卷得到处都是。这些死人般的恐怖景象，在这个昏暗的夜晚，对于脆弱的神经而言并不是件好事。我们行军至小镇上，在萨姆纳将军首先占领的地方，在石板路上宿营。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天亮之前才勉强睡了一会儿。各种部队挤在小镇的街道上，既没有接到任何军事指令也没有进行适当的军事部署。结果邦联军队开始向他们自己的小镇发动炮击。深夜时分，从战俘口中传出消息说绰号为“石墙”的杰克逊将军（General StonewallJackson）正率部从右面下来，向我们这群挤作一团的部队逼近，想要将我们就地击垮，或者把我们赶进拉帕汉诺克河。毫无疑问，这位“石墙”将军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们后来了解到李将军并不赞成这个建议。他对这个进攻计划并不十分坚定。李将军认为我们可能还将会像昨天一样，由石墙前的开阔地带向山顶的石墙发起进攻。我们这边还收到消息说伯恩赛德将军准备孤注一掷，他下令再次向昨天给我们带来毁灭性伤亡的石墙发起冲锋。传说他将亲自率领他的第九军冲在最前头。但我们后来了解到林肯总统发电报制止了这个疯狂行动。
这个悲惨不幸的午夜刚刚过去，我们旅的三个团就被召集起来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尽管我们不知道任务是什么，到哪里执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务非常特殊。从各种部队军官和士兵的坚定神情与动作来看，我们意识到军队高层正在筹划一些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部署。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我们将开赴战场的最前线，并在那里设置一条哨兵警戒线，以掩护我们的中央阵地，协助他们发起重要军事行动。埃姆斯上校指挥我们这条线，命令由我负责该团，坚守这条警戒线。埃姆斯上校在离开前用他低沉的声音发出了最后的命令：“不管困难有多大都要死守住这片阵地，直到最后。”一个奇怪的疑问从脑海闪过，这最后是什么的最后？没有任何词典可以提供这个“最后”的定义和解释。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个最后就是指无穷尽的以后。
于是我们开始了行动，默默地、坚定地、专注地。我们在后面的地上摸到一些在薄暮时分被匆忙丢弃的铁锹和铲子。兵士们接到命令就地挖坑作为藏身之所，每两人一组或单独作业，建造一个肘形的土方工事。在第二天清晨的战斗中，这样的工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坚守一段时间。我们距离敌人的散兵坑非常近，以至于能够听到对方的一些谈话。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发现他们也同我们一样焦急忧虑。我们自己的交流只能是低声耳语。夜色如同沥青般漆黑，伸手难辨五指。为了弄清楚我们的阵线是否处于适当方位，我不得不靠直觉和谨慎来辨别方位。当听到砾石碰撞发出的清脆声音表明似乎略微偏离了修筑标准时，我顺着声音走过去，用一种隐秘的口吻对着看不见的挖坑者说，“把土往那边甩，兄弟，那边才是危险的地方。”
“天啊！”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回答到，“你难道认为我还不知道敌人在哪边吗？他们就在正对着我们的方向。”
我被他指责并教育了一番，但是我必须维持作为上级的尊严，我回答他说：“那就按照你的方式继续挖吧！但是必须保持十分的警惕和警觉。”
于是他遵照我的建议“继续工作”，而我则悄悄退后，去继续我那未完成的监视和警戒工作。坑挖好了，我们躲在里面也相当隐蔽。一切准备就绪，静等黎明来临。突然从左后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嘈杂声，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问道：“你们这个部队的指挥官是谁？”
我向他表明了身份后，这个急促的声音吼道：“让你的部队尽快离开这里，有多快走多快。他们整个军队都过河了。”
毫无疑问，对面充满敌意的整个哨兵营都听到了这个消息。这是个危急的时刻，必须马上表态并采取行动。
“大家都别动！”我命令说，“你，还有他，兄弟们将这个惊慌奔逃的人抓住。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我们不要上当。等明天早上再将他交还给他们。”
我言辞坚决，没有丝毫犹豫，铿锵有力，足以让附近那些深陷黑暗的诧异的敌人听到。我的士兵们理解了这话的要义。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和谨慎，都没有移动，继续牢牢地待在原地。我转身走向报信者，严厉指责他的鲁莽，并给他分析了当前的危险局势。我对他说话时还是礼貌性地保持了适度的温和。但在那个危急的时候，我对此还是有些生气和恼火。这个参谋解释说经过长途跋涉，他的判断力已消失殆尽，对此我能够理解，并让他报告了其他消息，同时对于他的过错，我将不会上报。
我找到埃姆斯上校共同设计了一份撤退方案：我们先保持目前的对峙状态，假装热情投入同时加倍小心，然后再以一种新的队列方式进行撤退：编号为偶数的士兵继续他们的挖坑工作并弄出极大的响动，而编号为奇数的士兵则悄悄后撤，由每个连的副连长指挥。这样，半团的部队在后撤一百码左右后，面朝敌人呈战斗队列停下，就地等待，直到另外半团部队以相同方式撤退并超过他们一百码左右后，再次后撤。如此反复，直到整个团的部队都安全撤到后方为止。事实证明这一战术是明智的。敌人在经过短暂的困惑和迟疑后从战壕中爬出来，在自认为安全的距离范围内紧贴我们前行。当在黑暗中行军且身边还有同样前行的警惕极高的敌人时，人性的共同点让我们双方都多少有些紧张。
就这样我们穿行在满目疮痍的战场上，我们疲惫不堪，弯腰驼背，把枪拖在身后艰难前行。那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不时还有阵雨倾下。就在我们到达第一个后撤目的地时，原本密集的云层突然四散开来，诡秘而残损的月光透过云层缝隙洒下来，明晃晃地照在我们的枪管上，也将我们的行踪暴露在了一直尾随其后的敌人眼皮底下。一两颗子弹迅速呼啸而来。“全都趴下！”指挥官迅速命令道，几乎就在同时，一阵来自敌人的扫射飞过我们头顶，与我们擦身而过。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云层聚拢的那一刻。
从这样遍地伤员的山坡后撤的确让人感到沮丧。山坡上的草坪被撕裂翻起，到处躺满尸体和带着各种惨状即将孤独死去的战士，满地都是在撤退时被随意扔掉的步枪，还有的步枪被已经死亡的士兵紧紧抓在手里。军官丢下的军刀，士兵扔下的刺刀、弹药带以及其他军需用品四处可见，要在这样一个山坡上穿行而不跌倒几乎是很难的。当一缕恐怖的月光落照在那些苍白的脸上，这些死人的脸显得越发僵硬和荒凉，睁开的双眼呆视着，什么也看不见但却又写满恐怖，这些可怕的景象让我们不寒而栗，一阵颤抖滚过身体。
我们在破晓时分到达了浮桥桥头，发现浮桥的桥面铺着大量草垫。这样预计我们在晚上穿过浮桥的时候，浮桥将不会发出响声，紧紧尾随我们的敌人也就无法从声音来辨别我们的方位。我们整理行装，并带上了自己部队里之前没有离开的伤员。其他部队的伤员有一部分还留在河边，让人怜悯、令人痛心。尽管从军属关系上来说，他们不属于我们，但是从战场上更为伟大的兄弟感情上讲，我们都是一家人。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尚责任感的驱使下，我们团的胸怀宽广的赫森医生（DoctorHersom）向指挥官请命，要求留下来照顾这些不能够随部队一起后撤的伤员。要知道留下来可能会被敌人俘虏并在可怕的监狱里痛苦度日。尽管很悲伤，但我们仍骄傲地留下了赫森医生去完成他人道、仁慈和崇高的使命。
最后我们跨过了浮桥，这座三天前我们才经过的浮桥。尽管当初渡河时我们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我们却坚定不移，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将跨入耻辱。现在当我们重新跨过浮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战败而遭受谴责。在等待架桥船只运抵的时候，我们部队的一些人会经常骑马沿着河岸巡视，将对岸的邦联军队尽收眼底。他们透过望远镜仔细研究了敌人的工事和部署后，得出了一个自然的也是常识性的结论：那就是以后我们将决不会再被引诱而向李将军为我们准备好的并希望我们进入的陷阱发起进攻。
经过浮桥，我们回到对岸，沿着河岸继续行军。回头看看弗雷德里克斯堡外，那些绿油油的山坡上躺满了身穿蓝色军服的我方阵亡士兵。当我们军团在凄凉阴沉的路边休整时，天空下起了同样令人倍感凄凉的小雨。胡克将军骑着战马从我们身旁缓缓经过。在那恐怖惨烈的三天中，我们都没有看到过他。事实上，他并不需要参与我们的任务。我们猜想他和我们军的指挥官巴特菲尔德将军（General Butterfield）在另外的地方控制和监督部队。
胡克将军看到我正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避雨，给我一个友好的问候：“上校，你们的运气还不坏，尽管这很艰难。我很高兴看到你们从那里出来了。”
“将军，的确那是运气，那里没有太多人为的计划，全凭的是运气。”
“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们团投入战斗。”这是将军非常干净利落的回答。
“那就是造成麻烦的原因，将军，您应该把我们投入战斗。我们被击败的原因就是兵力布置太分散了，太零碎了，就如同被用烤面包叉一样分开了，没有集中兵力。”
这就是我们全部坦率的对话。对于我的不合时宜和军衔的评论，胡克将军并没有指责我。
然而，胡克将军的这席话引导出了一个关于战败原因的更宽和更广的推论。它揭示出或许就是这场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并没有“把他们的人，全部集中地投入战斗”。中央军的部队被更高级别的军令调遣，部队被拆散，被派去增援其他部队，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意外遭遇中或者是没有预计到的战事发展中，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充当了“希望但又被抛弃”的角色。其实这场巨大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富兰克林将军和他的六万名士兵本应该向李将军的右翼全力发起猛攻，然而他只投入了两个师的兵力，并且是一次一个师，在进攻开始非常顺利的时候，他也没有利用这种优势，倾巢出动。当富兰克林将军的部队已经败下阵来的时候，指望萨姆纳将军能够夺下小镇后面那些居高临下的令人畏惧的高地也是非常粗莽和草率的。这些高地被李将军部队娴熟卓越的防守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打造得坚不可破，难以逾越。其实我们的前线阵地也是可以守住的，即使遇到那么大的危险，同时萨姆纳将军的部队在胡克将军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的增援下，应该集中兵力强攻李将军的左翼，然后尽最大的努力绕过城外高地防守严密的前线阵地的堡垒，对敌人进行侧翼包围。
战役的进行并没有按照伯恩赛德将军的意图和部署，他的战略计划被那些不服从他的指挥官们的不信任肢解、破坏。但这并不能够免除他的责任。总司令的职责要求他能够控制下属表现出来的勉强的情绪和不和谐的因素，并设法让那些不服从的下级和反对者们顺从和听命于自己威严的意图和战略。
伯恩赛德将军试图采取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统帅的方式进行辩护和澄清，但这为时已晚。他准备下令从部队中免去一些高级将领，但是对于下级将军则涉及较少，他甚至倾向于将这些擅自改变他制订的战略计划并对这场惨败负有责任的将军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但是林肯总统再次对伯恩赛德将军上述常识性的建议进行了干预，免职和移交军事法庭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没有过多久，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伯恩赛德将军被解除了波托马克军团总司令一职。他非常大度地回到了他的“老九军”，在军长的职务上继续为国尽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