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大意】子路问怎样侍奉鬼神。孔子说：“人都还难于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呢？”
子路又问：“能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吗？”孔子回答道：“生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搞得清死呢？”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商隐《贾生》）
子路所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问题。
在《雍也》篇里，当孔子回答樊迟关于什么是明智的问题时，已主动以鬼神的问题为例说：“致力于人世间该做的事情，对鬼神报敬而远之的态度。就可以说是明智的了。”
现在，子路仍然不明智地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孔子反问他说：“人都还难于侍奉好，谈什么侍奉鬼呢？”
问题是，子路就是这样一个“不明智”的人，一问不成，又生一问：“能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还是一个“鬼”问题，所以孔子又一个反问把话推开：“生还没弄清楚，怎么能搞得清死呢？”
那可真是问得蹊跷，答得巧妙。
其实，孔子也不完全是顾左右而言他，把子路的问题推开在一边。在孔子看来，鬼神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都是探索宇宙奥秘、生命本质的大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也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搞得清楚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所以，对自己搞不清楚的问题，既不要盲从迷信，也不要简单否定，最好是报一种“阙疑”的态度，敬而远之。这种态度实际上是现实而理性的态度，也是最明智、最科学的态度。
医生认为“死”是现代医学都还难以解说清楚的概念，至今人们也只能以“心脏停止跳动”来“描述”“死”；佛教、道家则谓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从”四大皆空”的理论看来，生与死并无明显的界线和区别；迷信的人则认为，死就是灵魂出窍，任何生灵都有不可见的灵魂和可见的躯体两部分，灵魂可以升天，可以入地，生灵可以互相转化，持此说者便相信鬼神；无神论者则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了了，什么也没有了。至于死者临终的心情、感觉如何，这是科学家通过观察、实验等等手段，经过长期研究和探讨，至今还“说不清楚”的问题。既然如此，孔子又怎能向他的弟子解答得清楚呢？
但是，孔子毕竟是伟大的教育家，当他遇到学生向他提出自己难于解答的问题时，他不是简单地回答“不知道”，也不指责学生，而是绕开问题，用“未知生，焉知死？”一句反问，引导学生的思想，既保护了学生探讨问题的学习积极性，又回避了解答不清楚的问题。
再从孔子对第一个提问的回答，我们不难看出：孔子重视“生”而忽略“死”，主张要好好对待活着的人，即厚养薄葬。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位不信鬼神的无神论者！要不，他怎么不借学生提到这类问题时，大谈其鬼神之事呢？相反，用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两句反诘语，表明了他无神论者的坚定立场。
新中国成立数十年来，我们反对迷信、宣传科学，犹如“宝塔镇妖”似地镇住了迷信。但近些年来，这“宝塔”的砖石像被人逐渐偷走，宝塔有了些摇晃，阴魂未散的迷信又溜了出来，开始在各地布烟撒雾。其表现为：许多地方以开发旅游资源、弘扬传统文化为名传授迷信。似乎无庙、无神、无荒诞不经的传说便无以吸引游客，似乎旅游不是看山赏景寻求休息娱乐，而是为了看神瞧鬼寻找精神麻痹。投巨资大修“地狱之城”、“鬼的世界”，是为了“重现中华鬼文化”、“招商引资”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农村中的尼姑庵、奶奶庙、娘娘庙、观音殿、土地堂又一个个占据一方，供人顶礼膜拜。说是现今“人心不古”了，就该拿古代的各种神来震慑人，“多拜神少事端”便是上述行为的理论基础！一些封建迷信帮会也由此而产生。时下的许多文学、文艺作品、广告里，也夹杂着迷信的内容。
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除了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易“迷”之外，教授、高工、博士、硕士也大有“迷”而不“醒”者，而且他们“迷”的“科学性”、“证明性”、“影响性”比起神汉、巫婆来还要更高一筹。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组织农民集资兴建迷信设施，开展迷信活动，造成迷信的“合法”性。有的干部在面临个人职务变更和重大决策之际，也临时抱佛脚，去求神问卦……
干部们迷信的言谈举止，对迷信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工作、对个人也为害不浅。
对于迷信的泛滥，如果只是轻视之、听之任之或“装一次糊涂”的话，那么当它形成洪水猛兽之势再回头治理，恐怕为时就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