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重新讨论一下家庭问题，因为家庭乃是限制性自由的惟一合理的根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性和罪连在一起，这虽不是早期基督教发明的，但它们的确加以极力宣扬，以致现在成为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自发的道德标准。我不想进一步讨论这种神学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性的问题中是有某种恶的成分，而这只能由以生育子孙后代为目的的婚姻的结合来消除。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要求性的关系巩固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家庭作为巩固婚姻关系的一个理由。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很清楚，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能得到的利益是依赖于他的抉择是什么，此外也必须考虑到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否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把女性要遵守的道德认为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这只是出于男性的利益。我们还必须研究家庭对孩子个人心理上的影响。还有，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制度对父亲的重要性是提高或降低的影响；还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否想要以国家去替代父亲。假使我们选取父母平时在一起是孩子成长的最好环境，我们也还需要考虑许多情形，因为有时父母中这一方或另一方不适合承担做父母的责任，或有时双方都不适合，这样，为了孩子的利益，他们还是分开为好。
家庭是人类的一种风俗，它的生物学上的原因是，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使幼儿得以存活。但是，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特洛布隆岛的居民中，乃至可以推想在类人猿中，这种帮助在原始人的情况下，同在文明的社会中，并不完全一样能作为驱使一个父亲存在的理由。原始人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同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孩子只是他所爱的女性的子孙。他知道的就是这个事实，因为他看见孩子降生，而这个事实就在他和孩子之间产生了本能的联系。在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上，他看不出保护他妻子的贞节有什么生理上的重要性，虽然，如果他注意到他的妻子不贞无疑会引起本能的妒忌。在这个阶段上，他也不会把孩子看成财产，因为他认为孩子是他妻子和妻弟的财产，而他自己同孩子的关系只是爱的一种关系。
但是，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他渐渐明白了孩子是由他的精液而生的，因此他就必须保证他妻子的贞节。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财产，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中，也许成为他的很有价值的财产。他用宗教影响他妻子和孩子，使他们有一种责任感。对于孩子，这种责任感尤为重要，因为虽然在孩子年幼时，他比孩子要更强壮，但随着日月流逝，他将会衰老，而他的孩子将年富力强。这时，孩子们应该敬重他，这对他的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圣经》中的圣戒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是骗人的。因为它这样说：“孝敬你的父母，使他们的日子可以在上帝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人们发现在古代文化中，对杀父母的人的恐怖表明克服诱惑是多么重要，对于那种现行不能想像我们也会犯的罪，如人吃人，那它就不致在我们当中引起真正的恐怖了。
使得家庭极盛起来，这是古代畜牧业和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引起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能利用奴隶劳动，因此，获得劳动力的最简单办法就是生育劳动力。为了使孩子确信应该为他们的父亲工作，这就需要借助宗教和道德的全部力量，使家庭组织成为神圣的东西。这样，长子继承制慢慢地把单一的家庭扩充为许多附属的分支，从而就增长了家长的权力。王权和贵族政治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思想体系，就是神威也是如此，因为宙斯就是诸神和所有人的父亲。
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力量增长着。也就产生了一种对立的运动。到了今天，在西方世界，家庭已成为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了。家庭的衰落，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因为充分发展的家庭，既不完全适合城市居民，也不完全适合从事航海的人。在一切时代（除了现在），商业贸易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它可以使人同他人的风俗习惯发生关系，并因此可以使人摆脱种族的偏见，所以我们在从事航海事业的古希腊人中发现，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要更少受家庭束缚。在威尼斯、荷兰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航海对于人类解放的影响。当一个家庭成员远航在外，其余成员仍留在家中时，他必然脱离家庭的约束，家庭观念也就相应地淡薄了。至于农民进入城市，这是文化发达时期的特征之一，它对于家庭观念的削弱同航海对家庭的影响是一样的。另一个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奴隶中一对一对的男女配搭起来成为夫妇。当然，他也能凭自己的喜爱同任何一个女奴性交。不错，这些影响并不能削弱贵族的家庭，因为贵族家庭是靠名望和古代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家庭战争的胜利，像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城市生活那样，维持在一起的。虽然在罗马帝国的最初世纪中，贵族制度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督教，最初表现为是奴隶和无产者的宗教。在这些社会阶段中，家庭过早的削弱无疑是因为早期基督教对家庭有点敌意，而且制定了一种把家庭放在极为次要地位的伦理学。这种宗教伦理学，比以往任何伦理学都不重视家庭。在基督教的伦理学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
但是，就佛教来说，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宗教的纯粹经济原因。
而且我很怀疑当时是否存在经济原因。当佛教在印度盛行时，它似乎首先是作为帝王阶级的宗教，有关家庭的观念理应比对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强调。然而，由于对现实世界的轻视和普遍寻找解脱，结果使得佛教伦理学把家庭放到了次要地位。除了穆罕默德和孔子之外，一切伟大的宗教领袖一般对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不以为然的。这是因为他们寻求的是用沉思冥想、修行和克己来使灵魂完美。有史以来一切宗教，同史前宗教正相反，总的来说是个人主义的，并且都倾向于假定一个人能独自履行这些关系的责任，但是一般说来，他们都不把这些关系系统看做本身是一种责任。这对基督教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基督教对于家庭总是抱着一种好恶相克的态度。“爱父母甚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圣经”中写着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即使他的双亲认为这件事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乃是古代罗马人或古代中国人所不能赞同的。随着基督教中个人主义色彩的逐渐增长，一切社会关系也不断削弱，特别是在那些最认真的人中间更是如此。这种影响在罗马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要小，因为新教中所包含的我们应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个原则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更重。所谓服从上帝，实际上就是服从人的良知，而人与人之间的良知是不同的。因此，当良知和法律之间发生偶然冲突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意识到应当敬重的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法律的指挥。在古代文化中，父亲就是上帝；在基督教中，上帝就是父亲。因此，人类双亲的权威削弱了。
近代家庭的衰落是受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家庭的衰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开始了，因为个人主义理论引起了最早的家庭衰落。现在青年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父母的命令结婚娶亲。结了婚的儿子仍住在父亲家中的习惯也已渐渐地消失了。相反地，儿子受了教育之后，离家单独谋生已成为习惯。但现在的劳动法终止了这种剥削形式，尽管遭到那些借以为生的人的反对。这样，儿童不但不再成为生计的工具，反而成为父母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在这个时期，避孕法广为人知，人口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了。有很多人这样说，在各个时代，一般人是按照他们收入的多少来生孩子的，既不会少也不会多。无论如何，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兰开郡的棉业工人以及英国的贵族就是如此。我不敢说这种观点具有理论上的正确性，但同人们可以设想的真理相差不远。
在现代，家庭的地位，由于国家的作用而降低了，即使是它最后的根据地也逃不脱这个结果。在家庭极盛时代，家庭成员一般包括一个年长的家长，几个成年的儿子以及儿子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全都住在一起，通力合作组成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联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如同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公民一样地严格。在现代家庭中，成员包括父母和他们年幼的孩子，但孩子稍大，那就要按照国家的法令，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学校里，学习国家认为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他们家长想让他学的东西。英国人的父亲，还不能像罗马人的父亲那样，执掌孩子的生死大权；相反地，如果他们虐待孩子，那他们就会因犯残酷迫害罪而受到告发。如果孩子的父母是贫穷的，国家会给孩子提供医药、牙科治疗和食物。这样，父亲的作用就减弱到很小了，因为国家取代了大部分的作用。总之，随着文化的发达，这是必不可免的。这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且父亲也起着保护孩子和母亲免受灾难的作用。不过，后一作用很早以前就由国家代替了，这样，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大概就不会比一个有父亲的孩子更易受到伤害。至于父亲在经济上的作用，在有产阶级中，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如果父亲死了更好办，因为他能把他的财产遗留给他的孩子，同时也减去了自己消费的部分。在那些依靠工资为生的人们中，父亲在经济方面还是有用的。但是，就其以工资为生的阶级来说，这种作用由于社会上人道主义的情绪不断高涨而逐步减弱，因为这种情绪宣传的观点是，即使孩子没有父亲承担经济上的抚养，他也应当得到一定的照顾。至于在中等阶级家中，现在父亲的作用最为重要，因为只要他活着并且收入较多，就能让他的孩子享受费钱较多的教育，这是有助于孩子保持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然而如果父亲死了，而孩子尚在年幼，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将来失去其一定的地位。不过，这种情形的威胁，可以通过人寿保险的规定而大大减少，因为根据这种规定，即使在有专门职业的阶级中间，一个有远虑的父亲也会想很多办法来减少他自己的作用的。
在当代世界中，大多数做父亲的忙于工作，难以更多地顾及自己的孩子。早晨，他们匆匆地上班，以致没有时间同孩子交谈，晚上，当他们回到家时，孩子却已睡了。人们都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孩子所知道的父亲是“周末会遇到的那个人”。至于在照顾孩子这种重要的工作中，父亲是很少能够参与的。事实上，这个责任由做母亲的和办教育的人分担了。然而，虽然父亲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对孩子却有着深深的爱。每个星期天，在伦敦的贫民窟，我们都会看见许多父亲同他们年轻的孩子在一起，显然是利用短暂的机会在指导孩子。然而无论父亲可能有什么想法，从孩子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游戏的关系而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在上层和有专门技术的阶级中，按照习惯是当孩子尚在年幼时，就把他们交给了保姆，然后，稍长就送进寄宿学校。母亲的责任是选择保姆，父亲的责任是选择学校。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就原封不动地保存了支配子孙的思想，而这在工人阶级中，做父母的是不能这样做的。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通常富裕家庭的要比以工资为生的家庭的差些。富裕家庭的父亲虽然在假日同孩子有游戏的关系，但就真正的教育来说，并不比工人阶级家庭更好一些。当然，他对孩子有着经济上的责任，并且也有权决定孩子在什么地方受教育，但就他同孩子的个人关系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事。
当孩子进入青年期，很容易同父母发生冲突，因为此时孩子感到他已能管理自己的事了，而父母却仍然抱着对孩子处处担心的心情，这常常是对孩子施加权力的一种借口。大概父母都认为，青年时期所有的各种道德问题应是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但是他们发表的意见都是非常武断的，而非青年人所信赖的，于是，孩子们就常常暗地里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因此，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中，大多数父母是不一定有用的。
上面我们所说的只是现代家庭的衰落。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在什么方面现代家庭的影响还是很强的。
在今天，家庭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能使父母得到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提供的情感。父母的情感，在影响他们的行为方面，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有孩子的父母，一般来说都是根据孩子来规定自己的生活的，而孩子可以使普通男人和女人的行为在一些方面变得无私，在这方面人寿保险也许是最明显和最适当的。100年前的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没有谈到过孩子问题，虽然在他们的设想中一定有孩子，但他们以为他们假定的在父子之间没有一般所说的竞争是不成问题的。因此很明显，人寿保险的心理完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考虑的动机问题之外。然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在心理学上不是自发的，因为对财产的欲望是同父母情感密切相关的。当他们有了孩子时，他们变得更自私些，而在有孩子之前就不同。从一般的意义上说，这种情况乃是一种本能，这就是说，这种情况是自发的，是从下意识产生的。我认为在这方面，家庭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那些有条件储蓄的人，家庭仍然是一个支配因素。
在这方面父子之间常有一种奇怪的误会。一个在商业中奔忙的人会告诉他儿子，他所以终生拼命工作完全是为了他孩子的利益。然而相反地，他儿子却宁愿现在就能得到5个英镑和一点小小的照料，而不愿在他父亲死后才得到一笔遗产。其次，儿子清楚地以为，他父亲到城里去工作完全是为习惯势力所驱使，一点也不是出于父母的爱。因此，儿子确信他父亲是一个骗子。但是，儿子的看法是不公平的。因为他看见的是他父亲中年时所形成的一切习惯，而并不了解造成这些习惯的隐藏的和无意识的原因。做父亲的也许在年轻时受过穷，所以当他自己有了第一个孩子时，从本能上就下决心不再让孩子遭受他的痛苦。这样的决心是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它支配着父亲的行为。这就是家庭还有很强力量的一个原因。
从年轻的孩子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事情是从父母那里得到爱，而这种爱除了他的兄弟和姐妹也能得到外，别人是得不到的。这既有好的一方面，又有不好的一方面。问题很清楚，父母的爱对孩子性格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让孩子离开父母，那他就很可能不同于普通的孩子。
在避孕流行的今天，家庭的最重要意义，大概就是维护生育的习惯。如果某人从他的孩子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也没有机会同孩子发生爱的关系，那他就不需要生儿育女。当然，如果把我们今天的经济制度稍加改变，家庭所包含的就只剩下母亲而已。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却不是这样的家庭，因为这样的家庭与性道德无关，而与我们现在讨论相关的家庭是产生巩固的婚姻的家庭。也许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按照自己意愿想要多少孩子就要多少孩子，做父亲的也不必负有责任。当然，如果做母亲的性生活方面太乱，也许无法确定父亲到底是哪一位。但是如果社会发展到这时候，人类的心理和活动方面都将会有一种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深刻程度，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想像不到的。至于这种影响对人类是好还是坏，我不敢冒昧地说。它大概要从人类的生活中消除同性爱一样重要的这种独特的感情，它将使性爱变得平平常常；它将使人们对死后的一切不感兴趣；它将使人类减少活动，早早就怠于工作；它将使人们减少对历史以及对历史传统连续性意义的兴趣。同时，它也将消除有教养的人所能具有的那种最可怕和最野蛮的热情，即保护妻子和孩子免受危险攻击的那种热情。我想，这种影响还可以减少人类对于战争的癖好，也许还可以减少贪婪之心。衡量一下好坏影响之间的大小恐怕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影响之深远是明摆着的。因此，虽然我不敢说父系家庭究竟还要存在多久，但它现在无疑仍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