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又为他分析：“长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宫、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层鸿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的当口所顾虑犹豫的问题。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
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
曾麟书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国藩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荷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绖出山”，尽忠国家。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喜欢广交朋友，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善结人缘事事圆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人际关系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给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如果说上述交待的是曾国藩在京师最初的人际关系和他的交际原则，那么，他与穆彰阿的关系，便是成功的实例。
其实，任何一个成功者，其发展都有轨迹可寻。尤其是关键时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迁。曾国藩的“发迹”当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国藩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无穷志愿”的他或该有所作为了吧!
5月18日，曾国藩迎来了庶常馆散馆考试之日，题《正大光明殿赋》，诗题《赋得“人情以为田”》。次日出单，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检讨虽是小官，品秩不高（从七品），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由此而起，他春风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不到十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可谓幸运之至了。我们不妨顺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勾勒出一幅“曾国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为皇室服务机构，雍正后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性质完全一样，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如坐针毡，仓皇失措。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惶……恐进场难完卷也。”曾国藩何以如此“惊惶”？
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所以，有人说，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抚缺补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天子门生”、“玉堂神仙”的翰林们来说，简直成了命运攸关的大事，岂敢等闲视之!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项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难怪曾国藩闻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仅满四年，也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这次大考，曾国藩的“成绩”完全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讯，曾国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曾国藩喜不自胜，4月22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种得意之形，颜喜之状，如在目前。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人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了，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此后，曾国藩更是官运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御门，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皇上每年御门不过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转补翰林院侍读），是御门时特耀的，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年他仅37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可谓“朝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这是曾国藩特别感到自负的。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人”缘引，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渊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雅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朝，“穆相最为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及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对下一意结党营私。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的，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闹，穆彰阿为春闹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当然，还有几分阿谀奉迎的本领，自然深受穆的赏识。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后台，不然，能耐再大，没有机缘，也是枉然，这是帝制时代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官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善结人缘，“有人”缘引。
保持自己的晚节
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曾国藩
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一长疏请辞，而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能获得恩准；即使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么？前后不能，进退两难。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请求退职，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职，即使退职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活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计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也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小露不藏，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表现欲不要太强
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
——曾国藩
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