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之战，对大宋赵顼来说，犹如一场恶梦。确切的说是以美梦始而恶梦结束。死难之人，是要厚恤的。赠徐禧吏部尚书，李舜举昭化军节度使，李稷为工部侍郎，高永能房州观察使，录其子世亮为忠州剌史。推究责任，沈括以措置乖方，责授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曲珍城陷败走，降授皇城使。钟谔以守延为名，观望不救，虽则有罪，因延州无人可守，赵顼未加处分。
此后，西夏梁太后听灵空之言，已还政于秉常。秉常先是命西南都统嵬名济移书泾原刘昌祚，乞通好如初，上表说：
臣是历世以来，贡奉朝廷，无所亏，迨至于近岁，尤甚欢和。不意憸人诬间，朝廷特起大兵，侵夺疆土城砦，因兹构怨，遂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义，特还所侵。倘垂开纳，别效忠勤。
赵顼下诏答道：
比以权强，敢行废辱，朕令边臣往问，匿而不报。王师徂征，盖讨有罪。今遣使造庭，辞礼恭顺，仍闻国政悉复故常，益用嘉纳。已戒边吏勿辄出兵，尔亦慎守先盟。……地界已令鄜延路移牒宥州施行，其岁赐候地界了日依旧。
这是官样文章，西夏在言语上低了低头，大宋算是征讨有理，反按抚了两句。大宋和西夏算是恢复了旧好。赵顼用放弃换来解脱，是多么的不乐意又无可奈何！他终于明白，他达不到自己所确定的高度，因为……因为不是兵不勇，不是粮不足，而是边臣不足任！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页让赵顼心碎的历史便悄然阖上。
这时，江淮路发运副使蒋子奇漕运谷六百二十万担到京，接着，河北转运司吴雍上表，说“河北现有人粮、马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仓廪充实。”
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足可以使他的帝皇生涯过得更平实一点。于是生活也少了激动，流于平庸。富弼死了，孙固以病离开了枢密院做了河阳知州，文彦博因老而致仕。现在的辅臣们少了点开启之才，仿佛都是蝇营狗苟之辈。宰相王珪也常因入对不称意而罚铜——不能正确回答赵顼的问话而罚铜，这有点无奈，也有点好笑，因为罚了铜还是要望阙谢恩的。
又是一个常朝日，辅臣赴紫宸殿议政。在宰相王珪的带领下行礼如仪，抱笏躬身，诚惶诚恐。赵顼的目光在众大臣脸上扫过，众大臣的腰便弯得更低一点。声音如一，没有了争执。其实，激昂的声浪是可以使人奋起的。多少年前的事了？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阿云一案争得不可开交，赵顼不是反而心花怒放吗？
面对辅臣，抚今追昔，赵顼轻声叹惜：“人才固不可多得，我朝独缺也。”
这是赵顼发出的感慨，宰相王珪听了没有作声。尚书左丞蒲宗孟忍不住说道：“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
赵顼直视蒲宗孟，吓得蒲宗孟下意识的向后退了半步，无以为容。赵顼徐徐说道：“蒲宗孟不取司马光吗？不论别事，司马光辞枢密副使，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也不肯矣！”
蒲宗孟的话固然不妥，赵顼如此称赞司马光也出于众人之意料。尤其是王珪和蔡确，他们对司马光十分忌惮。赵顼是不是用司马光，王珪和蔡确考虑的不是对常平新法的利弊，而是对他们仕途的利弊。是以他们鼓动赵顼西征西夏，使赵顼无暇用司马光。章惇和张璪虽对司马光没有好感，却也不放在心上。赵顼的这番话或许是一个信号，蔡确记在了心里。蒲宗孟因失言被赵顼痛责，抱笏弯腰，羞愧惶恐兼而有之，王安礼对司马光没有心障，是以神态自若。他瞟了蒲宗孟一眼，眼神之中暗带了点嘲弄。
赵顼端坐在龙床上，如何知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句话生出种种想法？接着说道：“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为之，众卿以为如何？”
又是一句出人意料的话，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但就文章而言，当朝大臣之中谁还能在苏轼之上？修史固然不要用美辞丽藻作文饰，但要用辞的当准确，言简意赅，等闲人却也不能胜任。王珪、蔡确、张璪、蒲宗孟怔住了，没有说话，王珪更面露难色。或许是觉得把还在处分中的苏轼调京编修国史有所不妥，赵顼说道：“不用苏轼，用曾巩如何？”
王珪连忙说道：“用曾巩便好。”
尽管修国史已换了人，赵顼的脑中仍想着苏轼。他忽发奇想，想以苏轼与古人比。他问道：“苏轼与古人比，谁差近些？”
王珪说道：“颇似李白。”
赵顼说道：“不然。李白有苏轼之才，无苏轼之学。苏轼既不修国史，以本官知江州如何？”
王珪说道：“苏轼诽诬慢上，不便起用，请陛下三思。”
赵顼说道：“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卿等当体朕意。”
蔡确和张璪互相看了一眼，说道：“陛下之言甚是。”
章惇和王安礼不会反对起用苏轼，也跟着躬身说了句“以苏轼知江州甚好。”
苏轼之事既已议定，但王珪回到中书并没有命舍人院出告，一直压了三天，赵顼出手札改苏轼以团练副使移汝州。
当苏轼在黄州的雪堂里接到诏书，读到“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八个字时，真是热泪盈眶，叹息道：“皇帝总是没有忘记我。”
雪堂是苏轼自己筑的房子。在黄州以东有一片坡地，称之为东坡。苏轼的朋友马正卿代苏轼向知州请求得来的，用以种地糊口。苏轼在东坡开了陂塘，种稻五十亩，自养一牛，自食其力，过上了农夫生活。雪堂便筑在东坡之上，因四壁皆涂雪，自书“东坡雪堂”四字，算是他在黄州的家了。因当年白居易在忠州写了东坡种花诗，苏轼又常自况白居易，说是仅少“素、蛮二妾”。于是以东坡为号，自称“东坡居士”。此号一出，天下人但知东坡而不知轼！
但苏轼最初踏上黄州土地时却是住在定惠寺，不久又迁至临皋亭的。刚刚在京师闹出极大动静、死里逃生来到黄州，黄州的官员怀着戒心带着疑虑悄悄的注视着他。此刻包围着他的不是高僧、美妓，不是从者如云，而是陌生的风物和难耐的孤寂。没有人和他说话，他便去找人说话。穿着布衣草鞋，走在田间阡陌之上，不论甿农野老、村夫拙妇，言不必风雅，辞不必瞻丽。实在无话可谈，就叫人家谈鬼。连鬼都谈不出了，就叫人家随便说点什么，至于大笑而回。
也有遇不到人、没有人谈话的时候，他便独自去江边，向江里甩石子。他比较着石子落水的声音，是“嗵”好听还是“咚”好听。今天比昨天甩得远了还是近了。他为石子落水时发出好听的声音而得意，也为今天比昨天甩得远了而高兴。他在消耗着生命，却也不能说是浪费。因为他是以这种方式走近黄州的：他慢慢的感悟着生命，又慢慢的检视着历史，轻轻的、不被人发觉似的叩问着山川江流和天上明月。当他把他的感悟、检视和叩问的结果从笔端挥洒出来的时候，黄州整个儿的惊呆了。
尽管在与人谈鬼时有畅怀一笑，独自向江里甩石子也自得其乐，但困苦的生活还是令难耐的。尤其是后来，家属由弟弟苏辙送来了，问题也跟着来了。苏轼没有俸禄，只能痛自节俭。每到月底，取四千五百钱，结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取一份。如果这一天没有用完，便把剩钱放入竹筒中留作待客用。就这样又过了一年，生活已是难以为继，这时朋友马正卿为他请得东坡营地。
六年过去了，困苦的六年，苏轼并没有失去欢笑，失去诗和酒，朋友则是越聚越多。但当朝庭叫他去汝州的诏书一到，他明白了，皇帝在想着他，他不只属于黄州。不过他也不想去汝州。他请求到一个能使他心神宁贴的地方去。当年进士及第之时，同榜进士胡完夫、蒋子奇，是常州府阳羡人，一次在禁林酒酣耳热之际，自己不是曾写过一首诗吗？“惠山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蒋子奇称之为“鸡黍之约”。人生无常，走到今天，该践约了。他上表谢恩，说有田在常州，愿居常州。
谢表差人送走，苏轼忽然觉得自己已不是黄州人了。或者说他忽然觉得不需要依附这片土地了，反倒想留下最后的一瞥。看着夫人王氏和朝云喜孜孜的收拾着行装，苏轼微微一笑，走出雪堂。
苏轼绕堂一周，他对经营多年的雪堂颇有点得意。雪堂之前，篱内种菜和茶，篱畔有菊，稍远处数十、百株枣、栗已经成林，屋后是大片的苍松和桑树，陂田以东，是一片平展展的稻田。这是元丰七年的正月，屋角的冰雪还没有化尽，春风也只在有太阳的地方逡巡。枝头除了松树有点灰朴朴的绿，其它如枣、栗、桑树还只是光秃秃的空枝。但可以想见，在这些空枝中正在化育着蓬勃的生机。苏轼踯躅一会，想道：“我既归常，这雪堂就送给邠老了，真正便宜了他！”
几天之后，诏书到了，改苏轼为常州团练副使。赵顼是接到苏轼的谢表之后立即改诏的，一刻也没有耽搁。
苏轼携眷乘船顺流而东，沿途游山玩水，诗歌赠答，到金陵时，已是七月中了。苏轼到金陵要看望的，第一个人便是王安石。
此时的王安石官拜荆国公兼司空、集禧观使。辞相日久又远离朝廷，王安石固然已不问政，其实倒也没有闲着。他先后著了＜字说＞、＜洪范传＞，又把三经新义校核了一遍，检出了错字别字，上表请国子监重新刻过。此外便在蒋山之中与松岚相伴，或读书或吟诗，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只是既入老境，身体大不如前了。五月份曾经病了半个多月，赵顼特地命蔡卞来金陵探视。蔡卞是王安石的二女婿，现在已是中书舍人了。王安石在半山楼宅院住了九年，正因为一病，住半山楼出入不便，遂舍半山楼宅院为寺，上表请赐名额。赵顼下诏赐名为保宁禅院。王安石则在秦淮河畔另建了房舍居住。
苏轼船到金陵，从长江直接弯入秦淮河，直驶到王、谢故居*旁才泊住。王安石得信后，连忙骑了毛驴赶来，才到船边，王安石高声唤道：“子瞻、子瞻，安石在此！”
苏轼正在船舱中与先期来到船上的江宁知府王胜之说话，听出是王安石的声音，连忙出船相迎，走到船首，才发觉身上没有穿公服，头上没有戴帽，――也顾不得再回船舱穿戴了，向王安石躬身一揖笑说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还了一揖，笑道：“礼岂为我辈而设！”
王胜之也走出船舱向王安石拱手作礼。见礼毕，王安石伸手一让，对苏轼说道：“请往寒舍相待。”
苏轼欣然答应，与王胜之相继上岸。
王安石的居所与苏轼的泊船之处相距甚近，房屋建在秦淮河北岸，所谓面河而居。屋旁青蔬数畦，鸡鸭一群，倒是遂了夫人吴氏的心愿了。数十间房屋与周遭相连成片，寻常的两扇黑漆大门，没有特别的威势，也没有与宰相身份相匹配的瞻丽。王胜之来过几次，熟见不怪。苏轼走到门前，笑问道：“原来这便是大丞相家？”
王安石问道：“如何？”
苏轼笑道：“白日清波天光，晚上灯影桨声，果能适性怡情。”
王安石一笑，与苏轼、王胜之揖让进了客厅。奉茶之后，苏轼忽然面色一端，说道：“轼有言于相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