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形势表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令部队大举向解放区推进，存在着爆发内战的严重危险。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国际上也不赞成中国内战，加之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尚需时间准备，因而，尽管内战的危险是严重的，但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条件和可能还是存在的。
一、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形势与美苏对华政策
1945年9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和各国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终以战胜德、意、日而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A．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
1945年9月，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和各国人民的长期英勇斗争，终以战胜德、意、日而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发动侵略战争的德、意、日三国被打败了。德国为苏、美、英、法四国所共管，德国的领土及首都柏林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四国分区占领；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处理“涉及德国全部事务”。其“不屈不挠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日本为美国所“单独占领”，在东京设立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是美国当局的“谘询”机构，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日本实际上“被束缚在美帝国主义的占领体制下，已成为美国的属国”。意大利为盟国驻意管制委员会所管制。德、意、日三个战败国，不仅要为发动侵略战争承担一切责任，并要付出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且领土被变更，政治上被管制。
英、法大为削弱，美国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头等强国。作为战前的世界老牌帝国的英国与法国，或丧失元气，或大为削弱，已从列强的地位上跌落下来。英国不仅已成为美国的债务国，且在外交活动中也屈从于美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已是百孔千疮，日薄西山。而法国在大战中一度沦陷，战后经济困难，大国地位已名不符实，总统戴高乐无可奈何地提出：要“同其他大国随时随地有平等地位”，不要被别人“利用为赌注”。美国则从战争中崛起，在战后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和国际宪兵。其经济力急剧增长，到1944年，美国的钢产量已达8100万吨。其工业生产总额和1939年相比，提高了近两倍，战争结束时，其工业生产总额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60％，集中了“全世界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和工业能力的三分之二”。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垄断资本攫取的利润总额达800亿美元，个别大公司在1942年所赚利润竟超过战前的100倍。美国借给外国的信用贷款，到大战结束前已近200亿美元。在军事力量方面，美国已居世界的前列，军费支出由1939年的1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800亿美元以上。美国武装部队总人数，至1945年已增至1200多万人；海军舰艇吨位达380万吨，远远超过英国的150万吨而跃居资本主义世界之首。它控制着日本和拉丁美洲，军事势力伸入到亚太、南亚和欧洲一些地区。由于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已具“唯我独尊”的势头。总统罗斯福曾称：
“雅尔塔会议之前那几年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已深刻地奠定了战后世界的格局。苏联和美国在不远的将来会统治全球。”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正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他声称：“世界未来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表现出真正有决心继续在国际间起领袖作用”。美国的“领袖作用”，实际上就是执行新的奴役、扩张和侵略政策。这一形势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在走向解放、自主和发展的道路上，将遇到来自美帝国主义的重重障碍。
苏联在战争中已成为主要强国，一批人民民主国家诞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如美国，但经受住了战争的严峻考验，战争后期和战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在经济方面，工农业生产情况以1943年和战争结束时相比，电力由32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30．3亿千瓦／小时；石油由1800万吨增加到1900余万吨；煤由9300万吨增加到约1．5亿吨；钢产量由800余万吨增加到1200余万吨；各类谷物由2900余万吨增加到4700余万吨。在军事力量方面，武装力量总人数由战争前的540万人增加到1945年5月的1140万人，武器装备有80％进行了更新，坦克、自行火炮、作战飞机、军舰等均有很大发展。这一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成为主要强国之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不仅对美国推行世界霸权起着限制作用，而且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起着支持作用。在东欧和东南欧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亚洲的越南北部、朝鲜北部，经过英勇战斗并在苏联的影响下，先后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成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它们与苏联站在一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这是世界人民革命史上的一次重大发展。
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运动日趋高涨，成为影响世界局势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各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国家或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开辟了胜利道路，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正在兴起。
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五大强国之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解放区军民为主体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于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这支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老挝、埃及、叙利亚、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正风起云涌，成为埋葬殖民主义的新一代掘墓人。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从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造成空前的牺牲、破坏和灾难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各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影响有了扩大。人民反对战争、反对压迫、要求和平民主、改善经济地位的愿望和呼声极为强烈，从而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向前发展。
以上情况表明，战后的世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构成战后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图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削弱，社会主义和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壮大，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种形势为中国人民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B．美苏的世界战略及其对华政策
（一）美国与苏联的世界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遭受惨败，英、法大为削弱，美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崛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企图以军事和经济手段控制欧洲乃至全世界。于是它的世界战略便由战前的所谓“孤立主义”变为战后向全世界扩张，即所谓“全球主义”。美国推行“全球主义”，成为美国维护其经济利益并进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与称霸世界的根本需要。为此，杜鲁门于1945年10月，就其“军事任务的目的”和“外交基本原则”多次发表过讲话。其要点是：在军事上，建立“能够一声令下就动员起一支强大而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力量”，并在美国以外“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以便既能“保卫美国”，也能成为美国政府主要人物“运用他们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走去。”在政治上，“帮助战败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同时，针对苏联，提出所谓“拒绝承认任何外国用武力强加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以反对各国人民革命。在经济上，主张“航行自由”，包括“在国境边界的河流和水路，以及在流过一个以上国家河流和水域航行的平等权利”，及“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获得全世界的原材料”的机会均等。
苏联的存在是美国推行“全球主义”的最大障碍。1946年2月，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提出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即：
美国应“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灵活而警惕地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
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随后，杜鲁门又提出所谓“通过侵略或间接侵略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自由人民，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的谬论，美国政府宣布了以复兴欧洲、“遏制”苏联为核心的“马歇尔计划”。这样，美国在所谓反对“间接侵略”的名义下，把干涉别国内政、镇压别国人民革命定为国策。这就形成了美国决策集团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
苏联为争取与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恢复与建设，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周围建立起“缓冲地区”，以便保持有利于己的态势。因此，针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便由战时的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政策，转为“巩固用巨大代价才赢得的胜利；保障苏维埃国家和其他爱好自由的民族免受反动势力新的侵犯；为保证持久和平创造条件。”苏联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进一步巩固东欧和平与安全，采取了加强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贸易圈。从而，东西两个对立的集团形成了。
但是，美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极力避免立即相撞，而是把争夺与反争夺的场所，置于欧、亚等广大中间地带。这样，以反映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斗争的美苏之争，使“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迅速结束，代之以“冷战”时代的开始。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战略目的，就是侵略和控制广大中间地带，反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把全世界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二）美国的对华政策
美国虽然把它“活动的主要中心”放在欧洲，但从其战略利益和世界战略考虑，总是把中国列为它的势力范围。
还在1943年，美国为了减少它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曾设想让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统一起来，并考虑援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罗斯福曾对蒙巴顿说：有5亿中国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1944年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项政策文件中提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和秩序”负有“首要责任”。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和美国驻华使馆，也曾力主美国在继续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同时，也要与中共合作，并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其目的：一是出于打败日本的需要；二是“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三是可以迫使“蒋委员长在政权上让步和允诺组织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这样中国就可以第一次成为我们统一的盟国。”这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用共”，并言明“美国物资不得用于镇压中国内争。”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美国意识到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944年10至11月，美国以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以魏德迈为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们实行彻底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已露端倪。
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以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达成了“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及苏联关于“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的协议。这一协议虽然对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有着重要作用，但它是背着中国代表达成的涉及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协议，反映了对华政策上的强权政治。杜鲁门对这一协议欣喜不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谅解一事，使我感到宽慰。我国的军事专家曾经估计过，进攻日本至少要使美国死亡50万人，即使当时日本在亚洲的军队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的话，俄国参加对日作战对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美苏达成了妥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4月2日，在美国公开发表扶蒋反共谈话，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中国统一之阻碍在于“有武装的政党。”于是美国不再考虑给予中共军队“一定的军事援助”，并企图在大力从军事上加强蒋介石的同时，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方式，要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以建立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在美国的决策者看来，中国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美国在中国取得了支配地位，就便于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以称霸世界。因此，当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国便公然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称：“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因而，他采取了以下政策：
1、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