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文章有绝对的好坏。好坏只系在作者的暗示与读者的反应当中。对于一篇作品，除非每个读者的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评价。所以作者在下笔时当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惟：“我写这篇文字要给谁看”，和“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这两个问题。他不要写给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为不认得字也就毋须读了。他的意想的读者是思想暗、感情暗、意志暗、道德暗的人们，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德盲的人们，是思想闷、感情闷、意志闷、道德闷的人们。但他不是写自然科学，不是写犯罪学，不是写心理学，不是写恋爱学，不是写社会学，不是写道德学，不是写哲学，乃至不是写任何学术。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组织成为一篇文字，试要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中找寻他的知音者。他不计较所作的成功或失败。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的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作者能做到这地步，目的便达到了。
年来写的不多，方纪生先生为我集成这几篇，劝我刊行，并要我在卷头写几句。自量对于小说一道本非所长，也没有闲情来做文章上的游戏，只为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的渊海中，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不得不写出来，救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如今所作既为一二位朋友所喜，就容我把这小册子献给他们。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落华生四十生日述于北京
